2000 年 8 月 9 日 · 第 3 版

【美国《纽约时报》8月6日文章】题：人人都能容纳的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办法（作者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对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任何人来说，永久性领土边界、巴勒斯坦回归以前家园和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显然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另外，戈兰高地、用水权、政治自由、西岸和加沙的以色列定居点、巴勒斯坦国的特点以及维持联合治安等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我发现，通常有一些具体的谈判点，无论争辩哪一方都不可能让步，而必须花费大量心思使用巧计来应对。1978年在戴维营，安瓦尔·萨达特、本雅明·贝京和我在早期举行的会谈中试图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但我们马上就一致认为，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以至于难以解决。我们知道，以色列声称对整座城市拥有主权，但国际社会认为东耶路撒冷从法律上来说是西岸被占领土的一部分。我们意识到没有哪位以色列领导人能够放弃这一说法。无论是对萨达特来说，还是对任何阿拉伯领导人而言，放弃对伊斯兰和基督教圣地拥有的主权无异于政治自杀。
    在这些前提之下，我们制订出共同接受的条款：承认这座城市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地；确保人们自由进入它的各个地方；允许圣地归宗教代表们所管辖；批准成立一个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市政委员会来监督所有社区职能部门，确保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廉洁公正。
    尽管接下来有关各方对措辞没有任何分歧，但我们在最后一分钟还是决定不把这些条款纳入最后声明，因为担心它有可能使以色列议会拒绝接受已经引起争议的协议内容。
    唯一能够在耶路撒冷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基本做法仍然是：通过谈判就以下问题达成实际协议，即人们不受限制进入圣地，成立一个联合市政府来管理该城市事务。无论是对阿拉法特，还是对埃胡德·巴拉克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在任何有关合法主权的问题上作出让步的。
    对斡旋者来说，谈判中的一条重要原则是，至少表面上维持中立的形象。在努力失败之后，称赞一方谴责另一方一向是政治手段。但这使得将来难以安排需要双方都信任斡旋者的谈判。自从前不久的戴维营会谈举行以来发表的这种声明引起阿拉伯社会的担忧，美国大使馆有可能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将给未来的进展制造更大的障碍。
    我的看法是，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欢迎继续为解决遗留问题以便达成和平协议而作出努力。克林顿总统、巴拉克总理和阿拉法特作出的勇气十足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和平进程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至少是在如何最终解决最重要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的进展。
    如果人们对和平解决这些问题仍然抱有希望，那么最重要的是人们牢记这是有可能使美国、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下一代领导人参与进来的长期进程。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将为未来努力设置障碍的行动。

【英国《泰晤士报》7月28日文章】题：施罗德取代布莱尔成为第三条道路的领头人（作者  罗杰·博伊斯）
    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而不是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突然成了欧洲第三条道路的领头人。
    德国人由于将注意力转到协和飞机坠毁这一国家性悲惨事件上，因此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领导人本星期提交了他的中期报告，其中充满了实际已取得及将会取得的成绩。
    报告的潜台词是，第三条道路的灯塔现在是从柏林，而不是从唐宁街闪耀着光芒。
    施罗德的转折点出现在1999年3月，也就是他赢得大选的七个月之后。既是党的主席又是财政部长的奥斯卡·拉方丹愤然离开了政府，这个漏洞已被施罗德用另外的人选匆匆补上了。德国成功地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避免了与法国的激烈争吵，并且因为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积极作用而在国际上赢得了信誉。
    去年的这个时候，似乎有两种版本的第三条道路政治在竞争：受比尔·克林顿影响的布莱尔主义；利昂内尔·若斯潘比较传统的改革计划。这两种版本都是针对民众担心的问题：在英国，人们担心生活水平下降，沦落为二流国家；在法国，人们担心的是全球化竞争，受美国资本和邪恶的外部势力的统治。
    施罗德提出了一种较为折衷的第三条道路，由于过于折衷，以致“第三条道路”一词失去了意义，并且为温和的口号“现代化政府”所取代。通过成功实施自己的政策，施罗德实际上破坏了布莱尔作为改革社会民主党人的全球偶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