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2 篇）
技术差距下的世界新格局
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技术发展的差异是当今世界日益分化的基础。世界上约有1/3的人口与技术无缘，他们既无力创新也无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发达国家应调整战备，增加援助，使更多的人分享全球增长带来的好处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6月24日一期文章】题：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作者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国际贸易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终结。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拥戴全球市场。但是，一个更加难以消除的分歧却根深蒂固。这一次分歧是扎根在技术上。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5％——提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技术革新。而占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的第二部分人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中采纳这些技术。剩下的约占世界人口1／3的那部分人则与技术无关，既无法在国内进行创新，也无力采纳国外技术。
技术隔断地区
这些受排斥的技术隔断地区并不总是与国家边界相一致。它们包括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安第斯国家、巴西的大部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除靠近欧洲和亚洲市场以外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亚洲内陆地区（例如印度恒河流域的一些邦）、内陆国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腹地一些省份。
许多技术隔断地区，特别是处于热带的地区，陷于贫困之中。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包括热带传染病、农业生产力低下和环境恶化。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技术。有时，所需技术可从国外获得，但是这些国家太穷，买不起技术，而且穷国也无法吸引人们进行研究和开发。
鉴于世界新的疆界并不固定，许多技术隔断地区可能很快成为技术采纳地区。而一些地区（台湾、韩国和以色列）已经从中间集团升级为最高一级的技术创新者。
国家的技术能力
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不仅取决于它自己的创新，也取决于它采纳别的地方创造的技术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做到这一点：输入包含在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移动电话、传真机、个人电脑）中的技术；从专利拥有者手里购买技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便拥有专利技术的多国企业在其境内从事生产。
许多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国外吸收技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不管什么渠道，地理环境是重要的。能顺利进口技术的国家往往毗邻大的市场，或位于主要的海洋通道旁，或两者皆占。输入技术的国家和地区有毗邻美国的墨西哥、靠近欧洲联盟的波兰和匈牙利、中国沿海地区、新加坡、香港、东南亚港口城市和印度南部沿海几个邦。技术不大容易进入边远山区（安第斯国家）、内陆的发展中国家（中亚）或远离海港的地区（中国内地或印度北部）。
跟不上全球技术步伐的国家常常一落千丈，甚至无法维持其生活水平，更不用说提高生活水平了。它们往往依赖范围狭窄的出口，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谋取利润的机会。因为有了光学纤维，金属铜风光不再。天然橡胶和黄麻被新的合成材料取代。许多初级产品的贸易量长期以来不断下降，其本身就是创新带来的后果。
技术援助的国际战略
如果不彻底改变国际战略，世界上许多地区，大概涉及20多亿人，将无法分享全球增长带来的好处。需要在几个方面着手做工作：
——公共卫生措施和人口。疾病对穷国，特别是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既是沉重的负担，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捐赠国为控制穷国的传染病而做的努力微乎其微，许多穷国甚至还没有开始引进富国已经使用多年的疫苗。
非洲领导人最近恳求捐助国每年提供10亿美元，帮助部分减轻疟疾之害。联合国请求另外一年提供40亿美元，以对付艾滋病。要对付日益猖獗的结核病，以及夺取数百万人生命的麻疹、腹泻和其它传染病，还需数十亿美元。
对富国来说，这些建议总共需要大约一年100亿美元。对第一世界的10亿公民来说，每人每年大约10美元。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与受排斥的地区结合。最近几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墨西哥带入全球高技术经济之列，而欧洲联盟与北非和中欧国家签订了新贸易协定。这种值得称道的态度极大地帮助了那些直接受益者，但是损害了相距比较遥远的地区，因为抽走了直接外国投资和贸易。全球航运的联盟化使事情变得更糟：连接贫穷地区和主要市场的贸易通道在竞争力方面往往远不如高运量的贸易通道。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采取新的态度，帮助受排斥的地区与世界经济接轨。富国和穷国可以设计合作机制，把新的技术带入受排斥地区，分担财政费用。信息技术提供了又一个良好机遇，因为信息技术可以克服因距离遥远而造成的许多不利条件。
——促进技术进步。全球分化的核心是在创新和技术普及方面的极不平衡。全球化政策仅仅触及这个核心问题的表面。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的科技贷款和拨款还不及美国一家大型制药厂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预算的1／10。
在政府对政府一级，国际社会应该为提高穷国的科技能力作出坚定的承诺。作为承诺的一部分，富国在行使知识产权时应该有所克制。在鼓励创新和维护最贫穷者利益之间需要一种更好的平衡。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吵已经结束，最富的国家空前繁荣，但它们关注自己眼前需要以外的能力也很强。与此同时，最穷国家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目前全球化战略的不足也非常明显。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有机会对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那种全球化的目的和手段施加影响。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6月24日一期文章】题：一幅新的世界地图（作者 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国际贸易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
随着冷战的结束，旧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终结。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拥戴全球市场。但是，一个更加难以消除的分歧却根深蒂固。这一次分歧是扎根在技术上。地球上一小部分人——约占世界人口的15％——提供了世界上几乎所有技术革新。而占世界人口差不多一半的第二部分人能够在生产和消费中采纳这些技术。剩下的约占世界人口1／3的那部分人则与技术无关，既无法在国内进行创新，也无力采纳国外技术。
技术隔断地区
这些受排斥的技术隔断地区并不总是与国家边界相一致。它们包括南部墨西哥和中美洲部分地区、安第斯国家、巴西的大部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除靠近欧洲和亚洲市场以外的前苏联大部分地区、亚洲内陆地区（例如印度恒河流域的一些邦）、内陆国老挝和柬埔寨，以及中国腹地一些省份。
许多技术隔断地区，特别是处于热带的地区，陷于贫困之中。它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包括热带传染病、农业生产力低下和环境恶化。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技术。有时，所需技术可从国外获得，但是这些国家太穷，买不起技术，而且穷国也无法吸引人们进行研究和开发。
鉴于世界新的疆界并不固定，许多技术隔断地区可能很快成为技术采纳地区。而一些地区（台湾、韩国和以色列）已经从中间集团升级为最高一级的技术创新者。
国家的技术能力
一个国家的技术能力不仅取决于它自己的创新，也取决于它采纳别的地方创造的技术的能力。国家可以通过三个主要渠道做到这一点：输入包含在资本货物和消费品（移动电话、传真机、个人电脑）中的技术；从专利拥有者手里购买技术；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便拥有专利技术的多国企业在其境内从事生产。
许多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从国外吸收技术。这不过是一厢情愿。不管什么渠道，地理环境是重要的。能顺利进口技术的国家往往毗邻大的市场，或位于主要的海洋通道旁，或两者皆占。输入技术的国家和地区有毗邻美国的墨西哥、靠近欧洲联盟的波兰和匈牙利、中国沿海地区、新加坡、香港、东南亚港口城市和印度南部沿海几个邦。技术不大容易进入边远山区（安第斯国家）、内陆的发展中国家（中亚）或远离海港的地区（中国内地或印度北部）。
跟不上全球技术步伐的国家常常一落千丈，甚至无法维持其生活水平，更不用说提高生活水平了。它们往往依赖范围狭窄的出口，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谋取利润的机会。因为有了光学纤维，金属铜风光不再。天然橡胶和黄麻被新的合成材料取代。许多初级产品的贸易量长期以来不断下降，其本身就是创新带来的后果。
技术援助的国际战略
如果不彻底改变国际战略，世界上许多地区，大概涉及20多亿人，将无法分享全球增长带来的好处。需要在几个方面着手做工作：
——公共卫生措施和人口。疾病对穷国，特别是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既是沉重的负担，也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捐赠国为控制穷国的传染病而做的努力微乎其微，许多穷国甚至还没有开始引进富国已经使用多年的疫苗。
非洲领导人最近恳求捐助国每年提供10亿美元，帮助部分减轻疟疾之害。联合国请求另外一年提供40亿美元，以对付艾滋病。要对付日益猖獗的结核病，以及夺取数百万人生命的麻疹、腹泻和其它传染病，还需数十亿美元。
对富国来说，这些建议总共需要大约一年100亿美元。对第一世界的10亿公民来说，每人每年大约10美元。挽救数百万人生命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
——与受排斥的地区结合。最近几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墨西哥带入全球高技术经济之列，而欧洲联盟与北非和中欧国家签订了新贸易协定。这种值得称道的态度极大地帮助了那些直接受益者，但是损害了相距比较遥远的地区，因为抽走了直接外国投资和贸易。全球航运的联盟化使事情变得更糟：连接贫穷地区和主要市场的贸易通道在竞争力方面往往远不如高运量的贸易通道。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采取新的态度，帮助受排斥的地区与世界经济接轨。富国和穷国可以设计合作机制，把新的技术带入受排斥地区，分担财政费用。信息技术提供了又一个良好机遇，因为信息技术可以克服因距离遥远而造成的许多不利条件。
——促进技术进步。全球分化的核心是在创新和技术普及方面的极不平衡。全球化政策仅仅触及这个核心问题的表面。世界银行每年提供的科技贷款和拨款还不及美国一家大型制药厂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预算的1／10。
在政府对政府一级，国际社会应该为提高穷国的科技能力作出坚定的承诺。作为承诺的一部分，富国在行使知识产权时应该有所克制。在鼓励创新和维护最贫穷者利益之间需要一种更好的平衡。
关于意识形态的争吵已经结束，最富的国家空前繁荣，但它们关注自己眼前需要以外的能力也很强。与此同时，最穷国家面临的危机十分严重，目前全球化战略的不足也非常明显。在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千年大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将有机会对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那种全球化的目的和手段施加影响。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
日报文章 信息技术革命创造出政治新武器
【日本《读卖新闻》7月9日文章】题：IT革命是政治的新武器（作者 日本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雄）
全球竞争
 10多年前，美苏的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从那以后，世界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行动的规范，并一直被人们所认同。从90年代中期起，又开始有人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IT）革命这两个现象是影响全球的历史潮流。
从经济的角度说，全球化不过是竞争的全球化。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自由和活跃地在国际间发挥作用，其结果是，无论是个人、企业或是国家，如果不能在国际的竞争中取胜，其地位就难以得到保证。
打破垄断
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信息技术革命可以和100年前发明电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比发明电的意义更大。它毫无疑问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起爆剂。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仅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它的影响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是，许多信息几乎同时被全世界的人所共享。过去，在政治及经营的运作中，信息被首脑部门垄断，而信息技术革命使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了。今天，无论在政治或经济的运作中，如果不对选民、纳税人、股东、顾客做出具有透明性的说明就无法进行下去。
还有，因特网和电子邮件的普及使迄今的信息接受者即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成了信息的发布者。从经济上来说，它可能使电子商务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政治的影响。现在，在发达国家的成熟民主政治体制中，市民只能以间接选举方式即投票表达意愿。但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使新的政治手段应运而生。民间团体的势力日渐强大，就反映了这个变化的戏剧性现象。
遇到反抗
然而，21世纪很快就会进入“新秩序”遇到反抗的时期。最近的情况就显露出了这种征兆。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便是令人开始对“新秩序”产生疑问的事件。危机显然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引发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亚各国对业已开始席卷世界的“新秩序”毫无准备，或者说是无能为力。
在巨大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形势下，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建立稳固的国内金融制度和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这在危机之后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显而易见，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快加入“新秩序”的发达国家也缺乏理性的考虑。而且，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大众。以东亚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开始对建立“新秩序”的速度和范围进行反思。我们应该在这种背景下去认识问题。
“新秩序”的建立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地方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摩擦。无论是地区和国家，还是企业和个人，国际竞争成为基本条件意味着将出现胜者和败者。
如果问是否有信心在“新秩序”下的激烈竞争中取胜，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说感到不安。折磨大多数人的是某种形式上的疏远感。在世界迅速向“新秩序”过渡之际，自己被这种潮流所淘汰，或者自己的状况和心情没有在潮流中得到反映，因而感到不安和不满。当然，过去也出现过这类被疏远者。而且，被疏远者的反应多数情况下是善罢甘休，有的情况则是发动暴动和革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秩序”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给这些被疏远者提供了在全球表示抗议这一新武器。
非政府组织的势力最近之所以迅速扩大，是因为手拿新武器的被疏远者采取了行动。自1997年以来，非政府组织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边投资协定作废，去年在西雅图又使在世贸组织主导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流产。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新的政治行动。
可以预见，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这“新秩序”的四大支柱大概不会消失。不得不承认，哪一根支柱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新秩序”的四大支柱在世纪之交首次作为综合性标准亮相，况且已经有人对此发起了挑战，大概21世纪这一时代要求人类进行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思考，并且采取行动。
全球竞争
 10多年前，美苏的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从那以后，世界以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作为行动的规范，并一直被人们所认同。从90年代中期起，又开始有人认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IT）革命这两个现象是影响全球的历史潮流。
从经济的角度说，全球化不过是竞争的全球化。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自由和活跃地在国际间发挥作用，其结果是，无论是个人、企业或是国家，如果不能在国际的竞争中取胜，其地位就难以得到保证。
打破垄断
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信息技术革命可以和100年前发明电相提并论，甚至可以说比发明电的意义更大。它毫无疑问将成为经济长期发展的起爆剂。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技术革命不仅仅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它的影响还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信息技术革命的结果是，许多信息几乎同时被全世界的人所共享。过去，在政治及经营的运作中，信息被首脑部门垄断，而信息技术革命使这种做法根本行不通了。今天，无论在政治或经济的运作中，如果不对选民、纳税人、股东、顾客做出具有透明性的说明就无法进行下去。
还有，因特网和电子邮件的普及使迄今的信息接受者即几乎所有的市民都成了信息的发布者。从经济上来说，它可能使电子商务突飞猛进地发展。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对政治的影响。现在，在发达国家的成熟民主政治体制中，市民只能以间接选举方式即投票表达意愿。但因特网和电子邮件使新的政治手段应运而生。民间团体的势力日渐强大，就反映了这个变化的戏剧性现象。
遇到反抗
然而，21世纪很快就会进入“新秩序”遇到反抗的时期。最近的情况就显露出了这种征兆。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便是令人开始对“新秩序”产生疑问的事件。危机显然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引发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亚各国对业已开始席卷世界的“新秩序”毫无准备，或者说是无能为力。
在巨大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形势下，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必须建立稳固的国内金融制度和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这在危机之后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显而易见，要求发展中国家尽快加入“新秩序”的发达国家也缺乏理性的考虑。而且，这场危机的最大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通大众。以东亚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开始对建立“新秩序”的速度和范围进行反思。我们应该在这种背景下去认识问题。
“新秩序”的建立在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地方引起了更加广泛的摩擦。无论是地区和国家，还是企业和个人，国际竞争成为基本条件意味着将出现胜者和败者。
如果问是否有信心在“新秩序”下的激烈竞争中取胜，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说感到不安。折磨大多数人的是某种形式上的疏远感。在世界迅速向“新秩序”过渡之际，自己被这种潮流所淘汰，或者自己的状况和心情没有在潮流中得到反映，因而感到不安和不满。当然，过去也出现过这类被疏远者。而且，被疏远者的反应多数情况下是善罢甘休，有的情况则是发动暴动和革命。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秩序”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给这些被疏远者提供了在全球表示抗议这一新武器。
非政府组织的势力最近之所以迅速扩大，是因为手拿新武器的被疏远者采取了行动。自1997年以来，非政府组织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多边投资协定作废，去年在西雅图又使在世贸组织主导下的新一轮贸易谈判流产。这是过去无法想象的新的政治行动。
可以预见，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这“新秩序”的四大支柱大概不会消失。不得不承认，哪一根支柱都是不可逆转的潮流。然而，“新秩序”的四大支柱在世纪之交首次作为综合性标准亮相，况且已经有人对此发起了挑战，大概21世纪这一时代要求人类进行史无前例的创造性思考，并且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