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2 篇）
预言终究虚幻 事实毕竟无情
【德国《明镜》周刊4月3日一期文章】题：错误的预言家
在中世纪，预言家们根据天象和星象预测未来。现在他们从电脑里预测未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占卜未来的人多数都是错误的。
首次以小说形式发表的对2000年的预测就彻底失败了。这部乌托邦式的小说《回顾2000—1887年》是美国作家贝拉米在1888年出版的。贝拉米的2000年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和原子弹、充满了友爱的幸福社会。人们每天所需的物品通过一个邮政大网来提供。
研究未来的人在1960年对新千年进行的预测也是错误的。
这些预言家多数是有知识的人，用德国一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他们是“未来学家”。但是，据美国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他们预测的错误率在80％左右。
受五角大楼资助的赫德森研究所和著名的兰德公司也曾经勾画了2000年的未来规划。这些机构进行预测的做法大多是在计算机上进行模式计算
这些预测也像贝拉米在小说里所预测的那样没有变成现实。因为在60年代宇宙飞行获成功，因此，赫德森研究所的卡恩和其它预测机构中的预言家们就认为，载人飞船飞向火星、在月球上建立载人中转站到80年代中期就可以成为现实。它们还预言说，最迟到2000年民航飞机就可以以10倍音速的速度在两小时内让乘客绕地球飞行半圈。
美国宇航专家丹德里奇·M·科尔甚至预言，核动力推动的5万吨的宇宙飞船将会把1万人送到太空。
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和人类遗传基因的发现，也使人们对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相类似的过于乐观的预测。1966年发表的一份有关医学发展趋势的预测报告里这样说，“到2000年，使人们对所有因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都具有免疫能力、通过改变分子结构来消除遗传缺陷也是可以做到的”。
预言家们也常常对潜在的灾难做出错误的预测。例如，罗马俱乐部的作家们1972年在《增长极限》一书里，做了有保留的预测。尽管地球的剥削者们并没有停止行动，但是到1985年，无论是金矿还是银矿都没有像所预言的那样被消耗殆尽。
当时对世界经济所做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几乎正相反。没有一个预言家会想到东方集团会解体。1983年去世的赫德森研究所的卡恩曾经预言，到世纪之交，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将超过美国。他预测，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自动化将给美国造成大量失业。他说，届时在美国只有70％的有劳动能力的人还会有工作岗位。
事实上，2000年年初美国的失业率为4.1％，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令人羡慕的。卡恩还预言说，在这个时候普通美国人每周只工作4天，每年有2个月到4个月的假期。在卡恩的预言中没有一件事是实现了的。美国现在是每周5天工作制，每年的假期是2个星期到3个星期。
尽管在2000年经济发展速度和电脑技术更新过程加快，但是也无法指望预言可能会更加准确。从1970年到1995年有关经济发展和股市走势的一系列预测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1997年美国一位著名的企业顾问就在出版的一本书里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情况下，预言家们是难以看出重大转折的。在经济专家们所做的48个预言中有46个证明是错误的。
在中世纪，预言家们根据天象和星象预测未来。现在他们从电脑里预测未来。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占卜未来的人多数都是错误的。
首次以小说形式发表的对2000年的预测就彻底失败了。这部乌托邦式的小说《回顾2000—1887年》是美国作家贝拉米在1888年出版的。贝拉米的2000年的世界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汽车、没有飞机和原子弹、充满了友爱的幸福社会。人们每天所需的物品通过一个邮政大网来提供。
研究未来的人在1960年对新千年进行的预测也是错误的。
这些预言家多数是有知识的人，用德国一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他们是“未来学家”。但是，据美国最近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说，他们预测的错误率在80％左右。
受五角大楼资助的赫德森研究所和著名的兰德公司也曾经勾画了2000年的未来规划。这些机构进行预测的做法大多是在计算机上进行模式计算
这些预测也像贝拉米在小说里所预测的那样没有变成现实。因为在60年代宇宙飞行获成功，因此，赫德森研究所的卡恩和其它预测机构中的预言家们就认为，载人飞船飞向火星、在月球上建立载人中转站到80年代中期就可以成为现实。它们还预言说，最迟到2000年民航飞机就可以以10倍音速的速度在两小时内让乘客绕地球飞行半圈。
美国宇航专家丹德里奇·M·科尔甚至预言，核动力推动的5万吨的宇宙飞船将会把1万人送到太空。
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和人类遗传基因的发现，也使人们对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相类似的过于乐观的预测。1966年发表的一份有关医学发展趋势的预测报告里这样说，“到2000年，使人们对所有因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都具有免疫能力、通过改变分子结构来消除遗传缺陷也是可以做到的”。
预言家们也常常对潜在的灾难做出错误的预测。例如，罗马俱乐部的作家们1972年在《增长极限》一书里，做了有保留的预测。尽管地球的剥削者们并没有停止行动，但是到1985年，无论是金矿还是银矿都没有像所预言的那样被消耗殆尽。
当时对世界经济所做的预测与实际情况几乎正相反。没有一个预言家会想到东方集团会解体。1983年去世的赫德森研究所的卡恩曾经预言，到世纪之交，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将超过美国。他预测，在新千年开始之际，自动化将给美国造成大量失业。他说，届时在美国只有70％的有劳动能力的人还会有工作岗位。
事实上，2000年年初美国的失业率为4.1％，这个比例在全世界是令人羡慕的。卡恩还预言说，在这个时候普通美国人每周只工作4天，每年有2个月到4个月的假期。在卡恩的预言中没有一件事是实现了的。美国现在是每周5天工作制，每年的假期是2个星期到3个星期。
尽管在2000年经济发展速度和电脑技术更新过程加快，但是也无法指望预言可能会更加准确。从1970年到1995年有关经济发展和股市走势的一系列预测报告就说明了这一点。1997年美国一位著名的企业顾问就在出版的一本书里得出了如下结论：一般情况下，预言家们是难以看出重大转折的。在经济专家们所做的48个预言中有46个证明是错误的。
大公司开始像政府一样行事
企业正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比过去重要得多的角色。纵观全球，人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0日文章】题：公司国家的崛起（记者 劳伦特·贝尔西）
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开始像政府一样行事。
它们同游击队领导人谈判、修筑公路、建立学校。渐渐地，在国家不能或不愿确定劳工标准的地方，它们正在做这件事。
只有一个问题。
正当反对公司权力扩张的规模虽小但却在不断发展的运动在美国逐渐成为一股势力之际，一些公司由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这种强烈的反对是去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中初次显现的。预定本周末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可能使这股反对力量势头更猛。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由谁制定社会计划——是大公司，还是大政府？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有可能决定诸如竞选经费改革和反托拉斯诉讼等多种问题的前景。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约翰·埃尔伍德说：“真正的问题是流动国际资本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场冲突的靶子。”
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公司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弱。华盛顿的一位人类学家和管理顾问迈克尔·麦科比说：“企业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比过去重要得多的角色。”
人们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看法不一。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全球化将使公司而不是民族国家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实体。另一些则认为这股势头只是暂时的。
不管怎样，企业积极采取行动的新迹象到处都有：
●上个月在哥伦比亚，两名美国企业家不顾美国国务院的反对为和谈而会见了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
●里博克国际公司3年前在巴基斯坦建了一所学校，这是它为把儿童从工厂转到学校所进行的努力之一。这家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斯托顿的公司保证说，它不会使用童工生产足球——作出这种承诺的公司寥寥无几。
鉴于企业日益增强的重要性，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全球条约，要求企业坚持某些环境、劳工和人权原则。
这一趋势受到了一些激进分子的激烈抨击。华盛顿一家法律周刊《法人罪行报道》的主编拉塞尔·莫海伯说：“我们是想要一个社会责任运动，让公司撒给我们一些面包屑，而让它们自己积累更多的权力？还是应否定公司的这种意图？它们不应拥有它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权力。”
例如，莫海伯把现行竞选资金筹措法比作企业对政府官员合法化的贿赂。他说：“（企业）控制着政治进程。”
另一些可能的改革者则采取相反的方针。如果不能使政府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求助于公司——哪怕这样的行动会加强它们的权力。
以保护全球服装和鞋类工人的利益为宗旨的维护劳工权益协会执行干事萨姆·布朗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政府失责，才使公司处于这种地位。如果只有经济机构才能使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社会责任运动中的一些主要公司为它们的行动作了辩护。旧金山斯特劳斯公司的政府事务代理主任霍利·卡弗说：“这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而是关于确保人们受到良好待遇的问题。”
这些公司说，它们十分希望政府收回这些权力。
里博克公司负责人权计划的副总裁道格·卡恩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干办学这一行的。我们希望以此作为一个样板，显示政府怎样能干得更好。这是为了促进变革。”
过去，当公司变得过强的时候，美国曾经重申政府的权力。那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的进步改革了政府的法律，并打破了垄断。在新政期间，这种情况又再度发生。
今天，当联邦法官考虑如何打破微软的垄断时，观察家们在美国人民当中看不到重新确立政府权威的运动的广泛基础。
埃尔伍德说：“也许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比尔·盖茨，但他们更不相信政府。”
麦科比说，其实，重新平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可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就像美国富有的企业家——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在100年前所做的那样。他说：“看看他们当初建的大学和他们资助的图书馆和大型基金会吧……从长远来看，那将给社会注入一股新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示威者们准备当财政部长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会之时在华盛顿举行一系列大型集会。过去，这类会议几乎没有引起美国活动分子的注意。现在，由于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越来越大，它们与世界贸易组织一起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10日文章】题：公司国家的崛起（记者 劳伦特·贝尔西）
纵观全球，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开始像政府一样行事。
它们同游击队领导人谈判、修筑公路、建立学校。渐渐地，在国家不能或不愿确定劳工标准的地方，它们正在做这件事。
只有一个问题。
正当反对公司权力扩张的规模虽小但却在不断发展的运动在美国逐渐成为一股势力之际，一些公司由于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这种强烈的反对是去年在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中初次显现的。预定本周末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示威可能使这股反对力量势头更猛。
这场辩论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应该由谁制定社会计划——是大公司，还是大政府？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有可能决定诸如竞选经费改革和反托拉斯诉讼等多种问题的前景。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约翰·埃尔伍德说：“真正的问题是流动国际资本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冲突。世界贸易组织是这场冲突的靶子。”
大多数人的观点认为，公司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弱。华盛顿的一位人类学家和管理顾问迈克尔·麦科比说：“企业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了比过去重要得多的角色。”
人们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看法不一。一些观察家认为，这种趋势不可逆转，因为全球化将使公司而不是民族国家成为21世纪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实体。另一些则认为这股势头只是暂时的。
不管怎样，企业积极采取行动的新迹象到处都有：
●上个月在哥伦比亚，两名美国企业家不顾美国国务院的反对为和谈而会见了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
●里博克国际公司3年前在巴基斯坦建了一所学校，这是它为把儿童从工厂转到学校所进行的努力之一。这家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斯托顿的公司保证说，它不会使用童工生产足球——作出这种承诺的公司寥寥无几。
鉴于企业日益增强的重要性，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全球条约，要求企业坚持某些环境、劳工和人权原则。
这一趋势受到了一些激进分子的激烈抨击。华盛顿一家法律周刊《法人罪行报道》的主编拉塞尔·莫海伯说：“我们是想要一个社会责任运动，让公司撒给我们一些面包屑，而让它们自己积累更多的权力？还是应否定公司的这种意图？它们不应拥有它们现在已经拥有的权力。”
例如，莫海伯把现行竞选资金筹措法比作企业对政府官员合法化的贿赂。他说：“（企业）控制着政治进程。”
另一些可能的改革者则采取相反的方针。如果不能使政府采取行动，他们就会求助于公司——哪怕这样的行动会加强它们的权力。
以保护全球服装和鞋类工人的利益为宗旨的维护劳工权益协会执行干事萨姆·布朗说：“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因为政府失责，才使公司处于这种地位。如果只有经济机构才能使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社会责任运动中的一些主要公司为它们的行动作了辩护。旧金山斯特劳斯公司的政府事务代理主任霍利·卡弗说：“这不是关于权力的问题，而是关于确保人们受到良好待遇的问题。”
这些公司说，它们十分希望政府收回这些权力。
里博克公司负责人权计划的副总裁道格·卡恩说：“这不是因为我们是干办学这一行的。我们希望以此作为一个样板，显示政府怎样能干得更好。这是为了促进变革。”
过去，当公司变得过强的时候，美国曾经重申政府的权力。那是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时的进步改革了政府的法律，并打破了垄断。在新政期间，这种情况又再度发生。
今天，当联邦法官考虑如何打破微软的垄断时，观察家们在美国人民当中看不到重新确立政府权威的运动的广泛基础。
埃尔伍德说：“也许他们并不完全信任比尔·盖茨，但他们更不相信政府。”
麦科比说，其实，重新平衡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可能带来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就像美国富有的企业家——如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在100年前所做的那样。他说：“看看他们当初建的大学和他们资助的图书馆和大型基金会吧……从长远来看，那将给社会注入一股新的创造力。”
另一方面，示威者们准备当财政部长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会之时在华盛顿举行一系列大型集会。过去，这类会议几乎没有引起美国活动分子的注意。现在，由于人们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越来越大，它们与世界贸易组织一起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