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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舰访问香港
【路透社香港十二月七日电】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的旗舰「蓝岭」号今天驶
入香港，但舰队司令瓦尔特·多兰中将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之间受到破
坏的关系已恢复正常。瓦尔特·多兰在一次午宴讲话中说：「我们还没有走到那
一步。」
根据惯例，第七舰队于每年十二月访问香港。但今年的访问受到了质疑，因
为在美国于五月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
淡起来。
他说：「访问意味着第七舰队的军舰、飞机和部队回到了香港，说明我们有
意强调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城市。」
入香港，但舰队司令瓦尔特·多兰中将说，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与美国之间受到破
坏的关系已恢复正常。瓦尔特·多兰在一次午宴讲话中说：「我们还没有走到那
一步。」
根据惯例，第七舰队于每年十二月访问香港。但今年的访问受到了质疑，因
为在美国于五月轰炸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冷
淡起来。
他说：「访问意味着第七舰队的军舰、飞机和部队回到了香港，说明我们有
意强调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城市。」
他为中法交流贡献了聪明才智
【法国《费加罗报》１１月２９日文章】题：阿兰·佩雷菲特：动荡社会的
最好观察家之一（作者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玛丽安娜·巴斯蒂德
—布吕吉埃）
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所有著作中，在法国和在国外获得读者最多的无疑要数
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这个中央帝国、它的历史、它的现代变革对他来说有一种很
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对一些世界性强国的
研究兴趣。他积极地将他的这种热情去感染别人，通过他的著作、大量的专题文
章、报告会和电视辩论会，把他对中国的认识、分析和评价传播出去。
说实在话，阿兰·佩雷菲特同中国的机缘首先是来源于一个知识分子和人文
学者的好奇心，来源于一种要对处于欧洲的另一端的这个世界有所了解的强烈愿
望。他不是一位汉学家，他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汉学家。但是，他手头总是有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材料，身边总是有不少助手和很好的翻译。他以丰富的历史
知识为基础，通过大量的阅读、观察、了解、研究、实地考察，以深刻尖锐的笔
触写出了大量有分析有见地的文章。他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的成功，取决于他
那种专注和钻研疑难问题的风格。
阿兰·佩雷菲特最早对中国的事情的关心，与他的一位后来成了东方语言学
校汉语教师的老乡和知心朋友——罗伯特·鲁尔曼有关。１９５４年，一个偶然
的机会使阿兰·佩雷菲特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位旧书商那里发现了英国驻中国公
使马嘎尔尼在１７９３年写的一本书，从此使他有了写这个“停滞的帝国”的想
法。但真正使他决心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因，却是他在１９７１年夏天率团对中国
进行的一次访问，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西方官方代表
团。１９７３年，他的《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一书出版了。
此后，阿兰·佩雷菲特不间断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
９年，他总共去过中国１８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势发表一些评论，态度坦诚，
不存太多的虚妄幻想，但却表现出一种对变革努力的深刻同情。然而，那时候的
他还有一项更具历史意义的计划占据了他的时间：他想要出版一本关于马嘎尔尼
公使的书。
他耐心地在世界各大洲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搜集当时欧洲３０多位中国情况
的目击者留下的材料，翻阅了大量的没有发表过的文件，特别是查阅了很多重要
的中国官方同当时英国大使馆的来往信函，这些材料是以往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从
来都看不到的。在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阿兰·佩雷菲特写出了一部漂亮的
综合性著作，它既是一部惊险小说，又是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既是哲学，又是
对不发达状况和文化封闭状况的一种政治性思考。该书指出，中国错过了一个向
现代化世界和平开放的机会。对于这部书，西方的一些专家指责书名不太合适，
说《停滞的帝国》似乎否认了中国革新的能力，否认了中华帝国不断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否认了推动１８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原动力。但是，阿兰·
佩雷菲特拒绝了这些异议，因为他写的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内部历史，而是要促进
对各种文化前途的反思。他的这种对历史忠实性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后来出版的
其它两部大的英文和中文的翻译著作中。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的宝贵工具
。
他的考虑是要对中国各种事件的进程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便让西方舆论有一
个忠实的了解。他的最后的著作《中国已经觉醒》描述了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的发
展。在这部著作中，他继续同那种“普救论者的空想”进行了斗争。他认为，每
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变革速度和方式，重要的是首先要知道是否有人愿意
同它进行交流。正是为了有益于同中国的这种交流，阿兰·佩雷菲特才热情地贡
献出了他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法国《解放报》１１月２９日文章】题：阿兰·佩雷菲特逝世
阿兰·佩雷菲特获得过许多证书。曾８次出任部长，与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
道，如与蓬皮杜、吉斯卡尔共事，见过毛泽东。他是一个“政治寿星”。他从１
９８３年起任《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并有一个绰号叫“温和先生”。然
而，这位戴高乐主义的保护人１１月２７日死于癌症。
这位小学教师的儿子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生于阿韦龙省的纳雅克，曾就读
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他出任法国驻克拉科
夫领事。１９５８年５月，他加入了戴高乐派。他在１９５８年当选为塞纳—马
恩省戴派议员（直到１９９５年），１９６２年突然被任命为新闻部国务秘书。
１９６６年，他在担任普罗万市长一年之后，放弃了审查新闻的工作，出任
科学研究部部长。他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任教育部长，但他很快就辞去了这个职务
。于是，他重返普罗万，在等候、旅游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研究
中国，他因此在１９７３年出版了第一部畅销书《当中国醒来的时候……》。
他重新受到了重视。蓬皮杜在去世前几个月让这位毛泽东的颂扬者负责大肆
攻击共同纲领，并率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参加１９７３年３月的议会选举。在
右派胜利后不久，他重新成为内阁成员，任政府改革和计划部部长，后来又任文
化和环境部部长。
１９７４年，吉斯卡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佩雷菲特和他站在了一起。他出
任巴尔政府的掌玺大臣，成为右派头号的强硬人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公开谴责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的“过激言论”。
１９９５年，他离开参议院，辞去普罗万市长的职务，但依然愿意撰写社论
。
他著有２０来部著作，其中有回忆录《戴高乐》，该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最好观察家之一（作者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玛丽安娜·巴斯蒂德
—布吕吉埃）
在阿兰·佩雷菲特的所有著作中，在法国和在国外获得读者最多的无疑要数
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这个中央帝国、它的历史、它的现代变革对他来说有一种很
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远远超过了一个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对一些世界性强国的
研究兴趣。他积极地将他的这种热情去感染别人，通过他的著作、大量的专题文
章、报告会和电视辩论会，把他对中国的认识、分析和评价传播出去。
说实在话，阿兰·佩雷菲特同中国的机缘首先是来源于一个知识分子和人文
学者的好奇心，来源于一种要对处于欧洲的另一端的这个世界有所了解的强烈愿
望。他不是一位汉学家，他从来没有声称过自己是汉学家。但是，他手头总是有
很多中国问题专家的材料，身边总是有不少助手和很好的翻译。他以丰富的历史
知识为基础，通过大量的阅读、观察、了解、研究、实地考察，以深刻尖锐的笔
触写出了大量有分析有见地的文章。他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著作的成功，取决于他
那种专注和钻研疑难问题的风格。
阿兰·佩雷菲特最早对中国的事情的关心，与他的一位后来成了东方语言学
校汉语教师的老乡和知心朋友——罗伯特·鲁尔曼有关。１９５４年，一个偶然
的机会使阿兰·佩雷菲特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位旧书商那里发现了英国驻中国公
使马嘎尔尼在１７９３年写的一本书，从此使他有了写这个“停滞的帝国”的想
法。但真正使他决心研究中国问题的动因，却是他在１９７１年夏天率团对中国
进行的一次访问，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个来华访问的西方官方代表
团。１９７３年，他的《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一书出版了。
此后，阿兰·佩雷菲特不间断地关注着中国的事情。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９
９年，他总共去过中国１８次。他经常对中国的时势发表一些评论，态度坦诚，
不存太多的虚妄幻想，但却表现出一种对变革努力的深刻同情。然而，那时候的
他还有一项更具历史意义的计划占据了他的时间：他想要出版一本关于马嘎尔尼
公使的书。
他耐心地在世界各大洲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搜集当时欧洲３０多位中国情况
的目击者留下的材料，翻阅了大量的没有发表过的文件，特别是查阅了很多重要
的中国官方同当时英国大使馆的来往信函，这些材料是以往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从
来都看不到的。在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阿兰·佩雷菲特写出了一部漂亮的
综合性著作，它既是一部惊险小说，又是一份人类学调查报告，既是哲学，又是
对不发达状况和文化封闭状况的一种政治性思考。该书指出，中国错过了一个向
现代化世界和平开放的机会。对于这部书，西方的一些专家指责书名不太合适，
说《停滞的帝国》似乎否认了中国革新的能力，否认了中华帝国不断发生的变化
，特别是否认了推动１８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原动力。但是，阿兰·
佩雷菲特拒绝了这些异议，因为他写的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内部历史，而是要促进
对各种文化前途的反思。他的这种对历史忠实性的尊重，也体现在他后来出版的
其它两部大的英文和中文的翻译著作中。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的宝贵工具
。
他的考虑是要对中国各种事件的进程进行客观的分析，以便让西方舆论有一
个忠实的了解。他的最后的著作《中国已经觉醒》描述了中国人民重新获得的发
展。在这部著作中，他继续同那种“普救论者的空想”进行了斗争。他认为，每
一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特有的变革速度和方式，重要的是首先要知道是否有人愿意
同它进行交流。正是为了有益于同中国的这种交流，阿兰·佩雷菲特才热情地贡
献出了他自己的聪明和才智。
【法国《解放报》１１月２９日文章】题：阿兰·佩雷菲特逝世
阿兰·佩雷菲特获得过许多证书。曾８次出任部长，与许多重要人物打过交
道，如与蓬皮杜、吉斯卡尔共事，见过毛泽东。他是一个“政治寿星”。他从１
９８３年起任《费加罗报》社论委员会委员，并有一个绰号叫“温和先生”。然
而，这位戴高乐主义的保护人１１月２７日死于癌症。
这位小学教师的儿子１９２５年８月２６日生于阿韦龙省的纳雅克，曾就读
于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行政学校。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他出任法国驻克拉科
夫领事。１９５８年５月，他加入了戴高乐派。他在１９５８年当选为塞纳—马
恩省戴派议员（直到１９９５年），１９６２年突然被任命为新闻部国务秘书。
１９６６年，他在担任普罗万市长一年之后，放弃了审查新闻的工作，出任
科学研究部部长。他在１９６８年５月任教育部长，但他很快就辞去了这个职务
。于是，他重返普罗万，在等候、旅游的过程中，又有了新的爱好，那就是研究
中国，他因此在１９７３年出版了第一部畅销书《当中国醒来的时候……》。
他重新受到了重视。蓬皮杜在去世前几个月让这位毛泽东的颂扬者负责大肆
攻击共同纲领，并率领共和国民主人士联盟参加１９７３年３月的议会选举。在
右派胜利后不久，他重新成为内阁成员，任政府改革和计划部部长，后来又任文
化和环境部部长。
１９７４年，吉斯卡尔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佩雷菲特和他站在了一起。他出
任巴尔政府的掌玺大臣，成为右派头号的强硬人物。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他公开谴责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希拉克的“过激言论”。
１９９５年，他离开参议院，辞去普罗万市长的职务，但依然愿意撰写社论
。
他著有２０来部著作，其中有回忆录《戴高乐》，该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蒋介石前秘书日记披露 五十年前国民党迁台曲折内幕（上）
【台湾《联合报》１２月７日报道】题：从昆明到台北 一日之内转向（记
者 汪士淳）
民国３８年１２月８日傍晚６点，以蒋夫人之名命名的“美龄号”专机降落
台北机场。行政院长阎锡山一行十余名中央官员在台湾省主席陈诚、空军总司令
周至柔等人的欢迎下，踏上台湾。中央政府自四川省成都迁台，９日以台北宾馆
为临时院址，开始办公。
阎锡山是于当年５月下旬上海失守，何应钦辞行政院长职后，经代总统李宗
仁提名、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他组成“战斗内阁”，自兼国防部长。在那
段时间里，中央政府先自广州迁至重庆，又于重庆失陷前迁成都；１２月７日那
天，原先准备将政府迁到云南省会昆明，但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自昆明报告云南
省主席卢汉的态度有异之下，终于在晚上８点召开行政院会，决定中央政府迁台
北办公，并于西昌设置大本营主持军事作战，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然而没过
多久，国军就于１０日撤守成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自成都飞抵台湾。
周宏涛其人
“７日那天傍晚，张群用长途电话把卢汉不稳的消息报给经国先生，经国先
生再向老总统报告，老总统才决定由行政院开院会把中央政府迁到台北！”曾任
先总统蒋中正侍从秘书达１０年的周宏涛回忆。他的日记显示，民国３８年１２
月７日中央政府宣布迁台经过，有个相当曲折的内幕。
现年８３岁的周宏涛，曾任行政院主计长，最后以李登辉总统的行政院政务
委员身分离开公职。他自民国３３年起接替出国深造的俞国华担任蒋中正的中文
秘书，以后就在中华民国最艰危的１０年里，留在蒋总统的身边。他不间断地以
日记记下蒋中正所有经他转呈或下发的重要公文，如今这些日记已成为珍贵的第
一手史料。
民国３８年，国军兵败如山倒。张群当时是西南军政长官，负责的是国民政
府控制之下的西南地区，而卢汉则是云南省主席。当时年仅３３岁的周宏涛，在
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数次重要报告、所截获的卢汉叛变电文、张
群未对外界公布的昆明事变来龙去脉报告全文等等，并且叙述了中央政府迁台决
策过程——原先，政府准备迁往云南昆明，却于一天之内转了方向，宣布迁台。
卢汉的转变
张群于民国３９年１月２日的报告指出，云南局势于民国３８年１月蒋中正
总统引退开始，中共分子就开始在当地活动，卢汉深感力量薄弱，但中央却未能
补充军事装备。再加上龙云在外煽动独立，他的意志也就“不免动摇”。
张群报告指出，１０月中旬广州陷落后，卢汉判断共军可能从贵州攻昆明，
于是电请中央增调第八及第八十九军到滇黔边区以保卫云南，但那时中央无法抽
调兵力，卢汉在种种因素之下，态度也就消极，自请辞职，并把家眷送到香港，
而且催发全家的出国护照。
云南危机
其时，蒋中正也自情治系统了解云南局势。周宏涛的日记记载了李宗仁于１
１月２６日致电蒋中正表示由于胃疾，决定赴香港转赴美国检查；也笔录了毛人
凤于同月２８日的云南政情报告。
报告指出，李宗仁电请卢汉从宽办理处决共党分子，而卢也把相关人犯违法
释放，“可证明卢对反共并无决心”，毛的报告结论是，“云南危机隐伏，如局
势恶化而中央不加以有力之镇压，则问题必多，殊堪注意”。（上）
者 汪士淳）
民国３８年１２月８日傍晚６点，以蒋夫人之名命名的“美龄号”专机降落
台北机场。行政院长阎锡山一行十余名中央官员在台湾省主席陈诚、空军总司令
周至柔等人的欢迎下，踏上台湾。中央政府自四川省成都迁台，９日以台北宾馆
为临时院址，开始办公。
阎锡山是于当年５月下旬上海失守，何应钦辞行政院长职后，经代总统李宗
仁提名、立法院同意出任行政院长，他组成“战斗内阁”，自兼国防部长。在那
段时间里，中央政府先自广州迁至重庆，又于重庆失陷前迁成都；１２月７日那
天，原先准备将政府迁到云南省会昆明，但在西南军政长官张群自昆明报告云南
省主席卢汉的态度有异之下，终于在晚上８点召开行政院会，决定中央政府迁台
北办公，并于西昌设置大本营主持军事作战，于成都设置防卫司令部。然而没过
多久，国军就于１０日撤守成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自成都飞抵台湾。
周宏涛其人
“７日那天傍晚，张群用长途电话把卢汉不稳的消息报给经国先生，经国先
生再向老总统报告，老总统才决定由行政院开院会把中央政府迁到台北！”曾任
先总统蒋中正侍从秘书达１０年的周宏涛回忆。他的日记显示，民国３８年１２
月７日中央政府宣布迁台经过，有个相当曲折的内幕。
现年８３岁的周宏涛，曾任行政院主计长，最后以李登辉总统的行政院政务
委员身分离开公职。他自民国３３年起接替出国深造的俞国华担任蒋中正的中文
秘书，以后就在中华民国最艰危的１０年里，留在蒋总统的身边。他不间断地以
日记记下蒋中正所有经他转呈或下发的重要公文，如今这些日记已成为珍贵的第
一手史料。
民国３８年，国军兵败如山倒。张群当时是西南军政长官，负责的是国民政
府控制之下的西南地区，而卢汉则是云南省主席。当时年仅３３岁的周宏涛，在
他的日记里记下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数次重要报告、所截获的卢汉叛变电文、张
群未对外界公布的昆明事变来龙去脉报告全文等等，并且叙述了中央政府迁台决
策过程——原先，政府准备迁往云南昆明，却于一天之内转了方向，宣布迁台。
卢汉的转变
张群于民国３９年１月２日的报告指出，云南局势于民国３８年１月蒋中正
总统引退开始，中共分子就开始在当地活动，卢汉深感力量薄弱，但中央却未能
补充军事装备。再加上龙云在外煽动独立，他的意志也就“不免动摇”。
张群报告指出，１０月中旬广州陷落后，卢汉判断共军可能从贵州攻昆明，
于是电请中央增调第八及第八十九军到滇黔边区以保卫云南，但那时中央无法抽
调兵力，卢汉在种种因素之下，态度也就消极，自请辞职，并把家眷送到香港，
而且催发全家的出国护照。
云南危机
其时，蒋中正也自情治系统了解云南局势。周宏涛的日记记载了李宗仁于１
１月２６日致电蒋中正表示由于胃疾，决定赴香港转赴美国检查；也笔录了毛人
凤于同月２８日的云南政情报告。
报告指出，李宗仁电请卢汉从宽办理处决共党分子，而卢也把相关人犯违法
释放，“可证明卢对反共并无决心”，毛的报告结论是，“云南危机隐伏，如局
势恶化而中央不加以有力之镇压，则问题必多，殊堪注意”。（上）
图片新闻：出水芙蓉
中国韵律泳队及跳水队在香港城门谷泳馆表演，以经典名曲“美女与野兽”
作伴乐表演的韵律泳队意态迷人，凭着纯熟合作及技术，合演一场精彩表演，令
在场观众叹为观止。
原载香港《东方日报》
作伴乐表演的韵律泳队意态迷人，凭着纯熟合作及技术，合演一场精彩表演，令
在场观众叹为观止。
原载香港《东方日报》
美方秘密报告显示 日军曾在澳门展开间谍战
【共同社东京１２月７日电】７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的美方秘密报告表
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日军曾在澳门利用中国女性和博彩业经营者开展情
报活动，报告的描述宛如一部“谍报影片”。虽然人们已知道原日军曾在澳门收
集关于重庆蒋介石政府和盟军活动的情报，但是详细揭示有关组织和活动情况的
资料则是首次面世。
报告表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分别设立了自己的谍报机构，关东军也直接参
与了情报收集。可以说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它表明日本是十分重视澳门这
一情报收集基地的。当时澳门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盟军方面的英国也在澳门设有
领事馆。
这份由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山本武利教授发现的报告名为“澳门——对
敌谍报活动概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在临近停战的１９４５
年７月１４日完成的。
报告指出，澳门的日本谍报组织主要分为陆军的“松机关”、海军的“竹机
关”和财政、外交当局的“兰机关”三大类，报告还列举了１５０多名从事谍报
工作的人员姓名。
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钟老如是个非常狡猾的女人，盟军方面的很多间谍
都是被她挖出来的。”
此外，报告还指出：基地设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谍报干部把伪装成鸦片贩子
的部下派到澳门，命其传递情报；日本领事馆组织的“地下暴力团”进行绑架和
威胁活动，导致澳门治安恶化。这表明日方组织是何等“旁若无人”。该报告将
被收录到明年春天柏书房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谍报组织分析》一
书中。
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日军曾在澳门利用中国女性和博彩业经营者开展情
报活动，报告的描述宛如一部“谍报影片”。虽然人们已知道原日军曾在澳门收
集关于重庆蒋介石政府和盟军活动的情报，但是详细揭示有关组织和活动情况的
资料则是首次面世。
报告表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分别设立了自己的谍报机构，关东军也直接参
与了情报收集。可以说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资料，它表明日本是十分重视澳门这
一情报收集基地的。当时澳门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盟军方面的英国也在澳门设有
领事馆。
这份由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的山本武利教授发现的报告名为“澳门——对
敌谍报活动概要”，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情报局在临近停战的１９４５
年７月１４日完成的。
报告指出，澳门的日本谍报组织主要分为陆军的“松机关”、海军的“竹机
关”和财政、外交当局的“兰机关”三大类，报告还列举了１５０多名从事谍报
工作的人员姓名。
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钟老如是个非常狡猾的女人，盟军方面的很多间谍
都是被她挖出来的。”
此外，报告还指出：基地设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谍报干部把伪装成鸦片贩子
的部下派到澳门，命其传递情报；日本领事馆组织的“地下暴力团”进行绑架和
威胁活动，导致澳门治安恶化。这表明日方组织是何等“旁若无人”。该报告将
被收录到明年春天柏书房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谍报组织分析》一
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