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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8 月 29 日 · 第 3 版

本页目录(5 篇)

在囚室中访皮诺切特

【香港《南华早报》8月6日文章】题:皮诺切特访谈录(记者 克里斯蒂
娜·兰姆)
    西班牙将智利前总统皮诺切特从英国引渡到西班牙接受审判的进程将于下月
开始,因为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大量住在智利的西班牙人遭到迫害。
    人们印象中的皮诺切特总是一身戎装,戴着一副给人压抑感的黑框眼镜。但
现在的皮诺切特早已脱下军装,摘掉了那副眼镜,看上去并不像我想象中的独裁
者。笔者见到的皮诺切特晃晃悠悠地拄着拐杖、右耳戴着一副助听器。最出人意
料的是他的声音,那不是我想象中洪亮的军人嗓音,而是尖利得有点儿刺耳。
    皮诺切特首先说:“我一般不喜欢这样的会面。”他的嘴角生硬地挤出一丝
笑容,显得有些紧张。
    皮诺切特不久前在伦敦一家医院接受康复治疗时曾遭到英国警方拘捕。当我
们问起此事时,他坚持说他是遭到了“绑架”,但最令他不满的是英国事先没有
给他任何通知。他说:“他们在想拘捕我之前至少应该通知我一声。我不是躲在
这里的一名罪犯,而是光明正大地住在这里的外交人士。英国各方面也一直是以
外交礼遇对待我的。”
    这次被捕经历严重伤害了皮诺切特的自尊心,因为这是在他最喜欢的国家英
国发生的。他一直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保持着密切关系。他说:“当我还在
孩提时代,我的老师和其他大人就告诉我,智利是英国最好的友国之一,能够住
在这里是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我一直认为英国是个真正尊重人权的国家。”
    他说,英国一直以司法制度完善而著称于世,但这次对他是不公平的。迄今
为止,他已经为解决此事花费数百万英镑,只是为了确保他不会再进监狱。实际
上,即使他在西班牙受到审判,他也会因为年龄太大而不可能被关进监狱。
    他说:“他们首先判我有罪,然后我提出上诉,他们再进行反诉,我再反诉
……就这样像车轮一样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在拿一位老人的生活开玩笑,
先是给他自由的希望,然后再将这一希望打碎。”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地挥动着
双手。
    在1973年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执政者阿连德之前,智利已经濒
临内战的边缘。可以说是皮诺切特挽救了智利,他自己也说:“如果你能读读我
签署的那些法令,你就会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首先都是为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保证所有人的安全,包括被拘禁的人。我没有时间控制别人的行为。说我迫害他
人纯粹是诽谤。”
    他还说:“有很多事情必须澄清。当时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高达500%。我
们不得不努力发展农业以保证人民能够吃饱;必须大兴土木以改善棚户区人们的
居住条件……当时需要做的事真是太多了!”
    他对往事的回顾同智利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相去甚远。该委员会说
,在皮诺切特执政的17年里,3197人被杀害或失踪。到底谁说的是真相?
这一直是“皮诺切特案”的症结所在。
    对此皮诺切特说,他无法管住别人的嘴巴,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合乎宪法的
。然而,当时任智利秘密警察部门负责人、每天都同皮诺切特共进早餐的曼努埃
尔·孔特雷拉斯说,他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经过皮诺切特批准的。美国“五角大楼
”最近公开的秘密文件也说:“孔特雷拉斯只对皮诺切特负责。”
    对此皮诺切特也有看法,他说:“我曾下令让他去做很多事,但这是我的责
任。众所周知,作为军队首领,我只需要知道‘做什么’,而不用知道‘怎样做
’,那是情报机构负责人的事。老百姓是不清楚这些的。”
    根据有关命令,皮诺切特目前只能在其80平米的住宅内活动,当记者问他
对此有何感受时,他反问道:“如果你总是见到同样的景色和同样的人,你会怎
么想?”

比利时首相成才小记

【俄罗斯《论坛报》7月15日文章】题:酷爱自行车运动的比利时首相(
作者  瓦列里·梅什科夫)
    比利时首相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是个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他29岁就领导
弗拉芒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党,33岁担任负责预算问题的副总理,46
岁当上了比利时联合政府首相。
    费尔霍夫施塔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父亲收入不菲,母亲勤勤恳恳地教育三
个子女,操持家务。老人现在已经70多岁了,还在照看四个孙子女,其中两个
是费尔霍夫施塔特的孩子。
    殷实的家庭环境使费尔霍夫施塔特从小就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攻读了
高等法律教程,这为他后来走上仕途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费尔霍夫施塔特充分利
用了家庭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效法父亲,很快就成了弗拉芒自由主义者中的
一员。他出众的才华,勤勉的作风很快就引起了该党领导人的注意并被聘为顾问
,他很快就成了该党领导人。
    人们只知道费尔霍夫施塔特在政坛上平步青云,却很少有人了解他过人的才
华从何而来——他放弃了休息和娱乐,利用点点滴滴时间研读了上千卷科学论著
,还仔细研究了当代世界国家职能的复杂机制。
    费尔霍夫施塔特的夫人是位世界闻名的歌唱家。歌剧院的舞台使她陶醉,任
她驰骋,她常常全身心地投入舞台创作。夫人不仅喜欢古典音乐,还是古典音乐
有名的鉴赏家。
    费尔霍夫施塔特夫妇常常在意大利度过有限的闲暇时光。四年前他们买了一
所旧别墅。由于家庭主妇勤于理家,那里成了全家人特别喜爱和舒适的休闲场所
。夫人还是个烹饪好手,会做不少意大利菜。
    比利时新总理有不少业余爱好。他尤其喜欢骑自行车兜风。如果有可能,他
很乐意参加自行车越野比赛,总是跃跃欲试地去争第一名。
    对于比利时所面临的困难,新总理很乐观。他认为,困难肯定能克服。

南非新书《发自罗本岛的信》

【法新社开普敦8月20日电】一本讲述罗本岛政治犯生活的书20日在开
普敦由作者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举行发行仪式。
    《发自罗本岛的信》收集了卡特拉达从种族隔离时代的监狱写的86封信。
他在1963年被判阴谋颠覆国家罪后,在狱中和曼德拉一起呆了18年。
    18年的共同生活使他与曼德拉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些从信中可以看出来
。他的许多信是绕过狱中的检查偷带出来的。
    1986年他给曼德拉的自传作者法蒂玛·米尔的女儿写信讲述“曼德拉大
叔”过分的镇静是怎样让反种族隔离的难友生气的。
    他写道:“我们相信,如果他被告知明天释放他,他会回到监狱,过一两个
小时后才告诉我们,就像这是又一件平常的事。”
    1988年,他在闲聊时说,同那些“老家伙”(如曼德拉和非国大的坚定
分子西苏卢)一起生活有利有弊。
    他们“不断给予激励和鼓舞”,但是太正经,粗鲁的玩笑和脏话是“绝对禁
止”的。
    他回忆说,他们很少发怒,发怒时骂的最坏的话就是“你这个法西斯分子!
”
    但是卡特拉达的信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那些被监禁的人遭受的苦难,那些人
多数现在被视为南非的英雄。
    发表这些信是不容易的:偷带出来的信是用密码写的,有的密码他已经忘了
,不得不请研究人员和老朋友来帮助解密。
    应邀参加发行仪式的姆贝基总统感谢卡特拉达让人们“看到他这一代人原则
性是多么强”。
    他说:“这本书中的人物都是充满人性的人,我认为这是使他们具有独特(
政治)观点的部分原因。”

英报文章 布莱尔是“唐宁街的墨索里尼”

【英国《泰晤士报》8月6日文章】题:唐宁街的墨索里尼(作者 莱斯特
大学学者迈克·迪博尔)
    托斯卡纳的阳光适合托尼·布莱尔。他今天选择意大利开始他的休假肯定是
有理由的。最近,他谈到他与意大利总理达莱马(和他一样提倡第三条道路)关
系密切。但与布莱尔关系更为密切的是意大利的另外一位领导人墨索里尼。小托
尼是墨索里尼的门徒。
    布莱尔与墨索里尼的相同之处可不是一点点。这也许出自他那具有令人不快
的自信、自负、或者精心培植的伟大领袖(“英国人民政治派别领导人)的形象
。这样的比较远不止是表面上的,布莱尔和墨索里尼他们两位的思想意识非常相
似。第三条道路的主张是墨索里尼提出来的,他还通过占领阿尔巴尼亚赢得了“
伟大战争领袖”的名声。
    同他的导师墨索里尼一样,布莱尔身边是一个由有经验的人组成的平庸的内
阁,以便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一旦有听命于他的人物出现,原来的内阁成员就会
被撤换。
    政府改组是家常便饭。最后,通过一两个电话把一位驯服的官僚乔治·罗伯
逊安排在北约就职,从而使一些听命的助手步入布莱尔“政府的机房”。
    同墨索里尼一样,布莱尔天生喜欢中央集权,大权独揽。正如西蒙·詹金斯
最近所指出的那样,布莱尔“是他自己的外交大臣,是自己的北爱尔兰事务大臣
,至于负责国内事务的大臣们,在布莱尔需要上镜头的机会时,他们就靠边站”
。他在这方面的贪婪程度不亚于墨索里尼。墨索里尼认为,“我亲自下命令要比
派有关的大臣去做简单得多,派他去还得解释我希望做什么”。
    然而,尽管墨索里尼一心追求效率,但是,就像布莱尔在欧元问题上所作的
那样,他虚张声势,回避问题,最终毁了他的国家。
    这位一度是社会主义者的前首相满脑子“现代化”主张、肩负人民的重托,
在自我扩张方面是天才。他滥用议会民主制,最后使之成为极权统治。如今,墨
索里尼已经成为某种笑料,但在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人被他迷惑。像丘吉尔
、甘地、爱迪生和庞德这样一些天才人物一度也曾被墨索里尼这位装腔作势的大
人物所吸引。鉴于布莱尔受到不少攻击性的赞扬,墨索里尼的新罗马悲剧正以布
莱尔闹剧的形式在新不列颠重演。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鲁滨逊认为 发展权只是少数国家的特权

【委内瑞拉《国民报》8月8 日文章】题:发展权只是少数国家的特权(
作者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鲁滨逊)
    毫无疑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同公民的政治权利同等重要。但加强第一
类权利的历史实际上是极其可怜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大多数人要求过体面
生活、恰当的饮食、应有的医疗服务和受教育的权利遭到拒绝。
    从原则上说,各国际组织都有保证这些基本权利的意愿。在近50年中,最
富有的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处。这些国家
最近又从世界贸易组织所起的作用中得到了好处。发展中国家远远没有分享最发
达国家财富增长带来的好处,被搁置在一边。
    1960—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实际上仅增长了2
8美元。1940—199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与最贫困的20%
的人之间的差距翻了两番以上。仅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1976年,
瑞士比莫桑比克富52倍,但到1997年,这一数字达到508倍。
    人们不禁要问:发达国家如此富有,增长如此之快,为什么在世界大部分地
区仍存在贫困和不稳定局面呢?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过去的战略甚至在得到严格
和明智的实施的时候也没有确保获得成果。
    据斯蒂格利茨说,过去有关发展的战略失败了,因为只针对部分问题,没有
考虑更广阔的范围。这种战略仅局限于经济方面,目标是增加国内人均产值,注
重了“措施”,而忽略了“目标”即人们的福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在漫长的年代中维持了利率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
也受到批评,因为它缺乏开放性和没有足够地重视贫穷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
不利形势。
    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实际上利用其经
济实力,强行实施符合自己心意的秩序和保护自身的利益。
    为拯救这种局面,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呢?
    应该采取一种新的发展战略,不仅要寻求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还要对
整个社会进行改革。这种战略应该有助于股权和产权,应该包括所有公共和私人
部门、群众团体、家庭和个人,应该把人作为发展因素的中心。
    发展权的否定使其他所有权利都受到了威胁。如果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外
,我们要为世界所有国家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在世界
人权事业中向前迈出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