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爱心点燃希望之火
【香港《亚洲周刊》１２月１４日一期文章】题：港人点燃贵州的希望（记者 黄鲤荔）
贵州省一点也不“贵”，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穷”字。我听说有一批热心的香港人在贵州扶贫办学，决定追踪采访。一个人提着沉甸甸的行李，大部分是旧衣物。曾赴贵州参与扶贫工作的义工叮嘱我，别让两手闲着，要多带点东西去。听说偏远山区的贫困户一家人只有一张薄薄的旧毛毯，衣服也缺。所以我收拾了一大袋旧衣物。
到达贵阳，香港观音院义务工作者（义工）简耀光和贵阳弘福寺主持通慧法师特地在贵阳机场接我。
简耀光可以说是半个贵州人了。他满头白发，５１岁。两年前，他提早退休，离开工作了２０多年的香港电讯公司，拿着一笔公积金跑来贵州扶贫。每个月他必来一趟，香港观音院的９个义工则轮流跟他到贵州，在全省巡回救济扶贫。
简告诉我，选择贵州着手扶贫是因为贵州实在穷。“贵阳毕竟是省会，其他地方如毕节、威宁、穷得要命。第一次来，见到也心酸。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要扫除文盲。全省有３０００万人口，失学的儿童共有３０万。有些学校摇摇欲坠，有些用茅草盖成，刮大风吹走了，就没钱再盖。”他滔滔不绝地说。
通慧法师一脸祥和，步履敏捷，横看竖看怎么也不像６０岁。他说要秉承佛家广善布施精神，跟简师兄一起，到处捐助兴建学校及教育贫苦大众。
短短两年间，简师兄及香港其他义工，凭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再加上其他热心人随缘乐助，一点一滴都贡献在贵州。到目前为止，他们共捐助兴建３１所学校，并开设两班希望班，共１００人，所有书簿费杂费均由他们支付。
简师兄跟通慧法师的合作，始于三个月前。以往，他们通过当地政府参与扶贫，但进展缓慢，未如理想。他们找到贵阳弘福寺，大家一拍即合，由通慧法师负责管理账目，提出方案，然后带香港义工去视察，再决定救济项目，如修建学校或直接资助学生等。
贫困户占１／３的威宁县
第二天清晨５时，威宁县共青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都派人来接我们。
威宁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８８万，汉族占七成，其余的分别是彝族、苗族、回族及３２个少数民族。整个威宁有１３万中小学生，失学的儿童却有２万之多。
沿路风光明媚，古木参天，虽然叶已落尽，但一株株褐红色的树干俨如枫林，教人醉倒。连绵群山尽是嶙峋怪石，风景虽美，却难以开垦耕作。土地异常贫瘠，光秃秃的还结了霜，种不出半点谷物，乡民拿着锄头在田里不断挖，希望钻出希望。“夏天还可以种点玉米，冬天却完全不行，粮食相当缺乏。”简师兄说。
熬了１０个小时的车程，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威宁县雪山镇。简师兄说，这里是威宁的“西伯利亚”，位于威宁西北部，海拔２３５０米，全镇共２２个村，总人口３．５万多人，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一半，全镇贫困人口１．２万多人，是全镇的１／３。威宁县团委书记陈卫红解释，所谓贫困户，就是每年粮食不到３００斤，资产总值不到５００元。“连他们的牲口、房子也计算在内，还不到５００元，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挨饿。”
校舍残破摇摇欲坠
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斗母，少数民族人口占了７９％。也许是政府人员一早通知，村民都穿着传统的少数民族服装来迎接。简师兄和通慧法师把带来的毛衣、旧衣服、药物逐一派给村民。他们掬着像松树皮那样干燥爆裂的双手，含羞说谢谢。
斗母小学整间校舍有两层，有三间课室全是用木搭盖的，已经破烂不堪，上层木地板已被腐蚀得摇摇欲坠，木板之间露出比脚板还要大的缝隙。
斗母小学有学生４７人，学校只开办到三年级，要升四年级，便要到十里之外就读。全年学杂费只需６０多元，但大部分家长还负担不起，入学率只有六成。
余老师今年已３０岁，在斗母小学教书１０多年了，每个月的工资还是３７．５元。按照彝族的惯例，十七、八岁便要出嫁了，她为甚么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因为我工资太低了，以往谈的对象常劝我不要再教书，到贵阳或其他地方打工，我却不愿意，再穷也不可以苦了孩子。而且，我走了，便没有人愿意来教，山区的教育，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
斗母小学只有三个老师，除了余老师外，还有校长及文老师，都是彝族的。他们皱着眉头说，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全镇都一样。简师兄跟校长和教育局官员商量，怎样兴建一所新学校。余老师听了，眼睛闪着泪光。
“扶贫”任重而道远
由于教育程度相当低、思想落后，使扶贫工作百上加斤。今年，贵州省政府动员全省机关干部，下乡扶贫扫盲。陈卫红说，少数民族农民穷惯了，又喜欢喝酒，捐助他们二十元，转过头去打两斤酒喝掉。“我们劝他们饲养牲口，教他们耕种，帮助他们改善家庭经济，甚至贷款给他们去买种子，有些却不肯，说怕还不起贷款。而且威宁县共有３５个镇，跑一个圈起码也要一两个月，工作很难跟进。”
陈卫红说，选择斗母，是因为这里还可以步行抵达。“有些村子建在崎岖山径的陡峭斜坡上，非靠骡子去不可。”
往后数天，我跟着简师兄及通慧法师到各寨参观采访。由于没有电，水也相当缺乏，我五天没有洗澡。这里主食是玉米。玉米芯做成的“包谷饭”虽然营养丰富，但却难于入口；糊状菜汤没有盐，只有菜油及辣椒，却是款待上宾的菜了。每一顿饭简师兄跟通慧法师都吃得津津有味。整个旅途中，他们也没有喊过一句辛苦。“慢慢便习惯了，我们来这里是要布施，不是来享受。”简笑着说。
贵州省一点也不“贵”，给人的印象只有一个“穷”字。我听说有一批热心的香港人在贵州扶贫办学，决定追踪采访。一个人提着沉甸甸的行李，大部分是旧衣物。曾赴贵州参与扶贫工作的义工叮嘱我，别让两手闲着，要多带点东西去。听说偏远山区的贫困户一家人只有一张薄薄的旧毛毯，衣服也缺。所以我收拾了一大袋旧衣物。
到达贵阳，香港观音院义务工作者（义工）简耀光和贵阳弘福寺主持通慧法师特地在贵阳机场接我。
简耀光可以说是半个贵州人了。他满头白发，５１岁。两年前，他提早退休，离开工作了２０多年的香港电讯公司，拿着一笔公积金跑来贵州扶贫。每个月他必来一趟，香港观音院的９个义工则轮流跟他到贵州，在全省巡回救济扶贫。
简告诉我，选择贵州着手扶贫是因为贵州实在穷。“贵阳毕竟是省会，其他地方如毕节、威宁、穷得要命。第一次来，见到也心酸。我们最大的目标，是要扫除文盲。全省有３０００万人口，失学的儿童共有３０万。有些学校摇摇欲坠，有些用茅草盖成，刮大风吹走了，就没钱再盖。”他滔滔不绝地说。
通慧法师一脸祥和，步履敏捷，横看竖看怎么也不像６０岁。他说要秉承佛家广善布施精神，跟简师兄一起，到处捐助兴建学校及教育贫苦大众。
短短两年间，简师兄及香港其他义工，凭着自己的一点积蓄，再加上其他热心人随缘乐助，一点一滴都贡献在贵州。到目前为止，他们共捐助兴建３１所学校，并开设两班希望班，共１００人，所有书簿费杂费均由他们支付。
简师兄跟通慧法师的合作，始于三个月前。以往，他们通过当地政府参与扶贫，但进展缓慢，未如理想。他们找到贵阳弘福寺，大家一拍即合，由通慧法师负责管理账目，提出方案，然后带香港义工去视察，再决定救济项目，如修建学校或直接资助学生等。
贫困户占１／３的威宁县
第二天清晨５时，威宁县共青团委、希望工程办公室都派人来接我们。
威宁县是少数民族自治县，人口８８万，汉族占七成，其余的分别是彝族、苗族、回族及３２个少数民族。整个威宁有１３万中小学生，失学的儿童却有２万之多。
沿路风光明媚，古木参天，虽然叶已落尽，但一株株褐红色的树干俨如枫林，教人醉倒。连绵群山尽是嶙峋怪石，风景虽美，却难以开垦耕作。土地异常贫瘠，光秃秃的还结了霜，种不出半点谷物，乡民拿着锄头在田里不断挖，希望钻出希望。“夏天还可以种点玉米，冬天却完全不行，粮食相当缺乏。”简师兄说。
熬了１０个小时的车程，一路颠簸，我们终于到达威宁县雪山镇。简师兄说，这里是威宁的“西伯利亚”，位于威宁西北部，海拔２３５０米，全镇共２２个村，总人口３．５万多人，少数民族人口占了一半，全镇贫困人口１．２万多人，是全镇的１／３。威宁县团委书记陈卫红解释，所谓贫困户，就是每年粮食不到３００斤，资产总值不到５００元。“连他们的牲口、房子也计算在内，还不到５００元，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挨饿。”
校舍残破摇摇欲坠
我们来到一个小村落斗母，少数民族人口占了７９％。也许是政府人员一早通知，村民都穿着传统的少数民族服装来迎接。简师兄和通慧法师把带来的毛衣、旧衣服、药物逐一派给村民。他们掬着像松树皮那样干燥爆裂的双手，含羞说谢谢。
斗母小学整间校舍有两层，有三间课室全是用木搭盖的，已经破烂不堪，上层木地板已被腐蚀得摇摇欲坠，木板之间露出比脚板还要大的缝隙。
斗母小学有学生４７人，学校只开办到三年级，要升四年级，便要到十里之外就读。全年学杂费只需６０多元，但大部分家长还负担不起，入学率只有六成。
余老师今年已３０岁，在斗母小学教书１０多年了，每个月的工资还是３７．５元。按照彝族的惯例，十七、八岁便要出嫁了，她为甚么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因为我工资太低了，以往谈的对象常劝我不要再教书，到贵阳或其他地方打工，我却不愿意，再穷也不可以苦了孩子。而且，我走了，便没有人愿意来教，山区的教育，总是要有人来承担的。”
斗母小学只有三个老师，除了余老师外，还有校长及文老师，都是彝族的。他们皱着眉头说，三个月没发工资了，全镇都一样。简师兄跟校长和教育局官员商量，怎样兴建一所新学校。余老师听了，眼睛闪着泪光。
“扶贫”任重而道远
由于教育程度相当低、思想落后，使扶贫工作百上加斤。今年，贵州省政府动员全省机关干部，下乡扶贫扫盲。陈卫红说，少数民族农民穷惯了，又喜欢喝酒，捐助他们二十元，转过头去打两斤酒喝掉。“我们劝他们饲养牲口，教他们耕种，帮助他们改善家庭经济，甚至贷款给他们去买种子，有些却不肯，说怕还不起贷款。而且威宁县共有３５个镇，跑一个圈起码也要一两个月，工作很难跟进。”
陈卫红说，选择斗母，是因为这里还可以步行抵达。“有些村子建在崎岖山径的陡峭斜坡上，非靠骡子去不可。”
往后数天，我跟着简师兄及通慧法师到各寨参观采访。由于没有电，水也相当缺乏，我五天没有洗澡。这里主食是玉米。玉米芯做成的“包谷饭”虽然营养丰富，但却难于入口；糊状菜汤没有盐，只有菜油及辣椒，却是款待上宾的菜了。每一顿饭简师兄跟通慧法师都吃得津津有味。整个旅途中，他们也没有喊过一句辛苦。“慢慢便习惯了，我们来这里是要布施，不是来享受。”简笑着说。
北京“中央商业区”争夺战
【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１２月９日报道】题：建筑商争夺北京的心脏地带
有１０００年历史和占地１６８００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商业区在哪里？
这不只是旅游者表示悲伤的一个问题。这是亚洲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一场地皮战。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占据了大片土地，企图诱使知名的客户上钩，从而使这片地区成为官方承认的“中央商业区”。
办公楼的空闲率已从１９９４年实际上的零上升到今年的接近４０％。确实，在他们学会处理房地产严重过剩问题的同时，取得这种称号可能会使他们介于坐在金矿上和陷入金钱陷阱之间。而且他们不可能指望从中央政府的规划人员那里得到多大帮助。
现在致富的荣耀已经重新成为神圣的东西。每个雄心勃勃的开发商都在为自己争得令人垂涎三尺的“中央商业区”的称号。
香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在向一位客人介绍他的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占地２２万平方米的零售和办公楼建筑时说：“这是将来的中央商业区。”
在北京的另一边，香港另一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九龙货舱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在北京最繁华的购物区西单以南的一片零售商店、楼群旁向客户重复了类似的说法。为了支持她的说法，她提到北京的所谓“金融街”与她的楼群近在咫尺。
再回到东三环旁边的国贸大厦，一位林先生想纠正别人的说法。他说：“我们这里才是中央商业区。”
这些只是北京新办公楼群中的几个例子而已。据香港仲量行估计，到今年底，北京高档办公楼的供应总面积将接近１５０万平方米。大约是１０年前的３０倍。其中的２／３已在过去两年中投入市场。
北京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首席代表埃文斯说：“毫无疑问，这个市场已过剩。”他说，更令人吃惊的是，高档办公楼面积只占北京办公楼供应总面积的１／５。虽然主要来自香港的境外房地产开发商在９０年代初已抢占了黄金地段，但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乎并未闲着。
据仲量行估计，今后四年内将再增加３５０万平方米新高档办公楼的供应量。
库什曼·韦克菲尔德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主任说：“我们突然从需求过剩跳到供应过剩。”
有什么办法医治这种疯狂吗？
第一太平洋戴维斯公司的商业房地产分析家普里福伊说：“人人都在试图建造足够数量的房地产以便建立中央商业区。在纽约华尔街或香港中环的传统商业区，银行、经纪人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它与金融有关的机构都集中建在股票交易所周围。但是，北京目前没有金融区。”普里福伊说：“相互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
仅在两年前，北京在理查德·埃尔斯公司关于世界主要城市租金调查排行榜中名列第六，今年已降到第九位。北京高档办公楼的平均月租金在１９９５年为每平方米７０美元到７５美元。现在新办公楼的月租金已降到每平方米２５美元到３５美元。
有１０００年历史和占地１６８００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所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商业区在哪里？
这不只是旅游者表示悲伤的一个问题。这是亚洲一些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间的一场地皮战。这些房地产开发商在北京占据了大片土地，企图诱使知名的客户上钩，从而使这片地区成为官方承认的“中央商业区”。
办公楼的空闲率已从１９９４年实际上的零上升到今年的接近４０％。确实，在他们学会处理房地产严重过剩问题的同时，取得这种称号可能会使他们介于坐在金矿上和陷入金钱陷阱之间。而且他们不可能指望从中央政府的规划人员那里得到多大帮助。
现在致富的荣耀已经重新成为神圣的东西。每个雄心勃勃的开发商都在为自己争得令人垂涎三尺的“中央商业区”的称号。
香港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在向一位客人介绍他的公司在北京王府井占地２２万平方米的零售和办公楼建筑时说：“这是将来的中央商业区。”
在北京的另一边，香港另一家大房地产开发商九龙货舱有限公司的一位代表在北京最繁华的购物区西单以南的一片零售商店、楼群旁向客户重复了类似的说法。为了支持她的说法，她提到北京的所谓“金融街”与她的楼群近在咫尺。
再回到东三环旁边的国贸大厦，一位林先生想纠正别人的说法。他说：“我们这里才是中央商业区。”
这些只是北京新办公楼群中的几个例子而已。据香港仲量行估计，到今年底，北京高档办公楼的供应总面积将接近１５０万平方米。大约是１０年前的３０倍。其中的２／３已在过去两年中投入市场。
北京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首席代表埃文斯说：“毫无疑问，这个市场已过剩。”他说，更令人吃惊的是，高档办公楼面积只占北京办公楼供应总面积的１／５。虽然主要来自香港的境外房地产开发商在９０年代初已抢占了黄金地段，但是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商几乎并未闲着。
据仲量行估计，今后四年内将再增加３５０万平方米新高档办公楼的供应量。
库什曼·韦克菲尔德公司北京办事处的主任说：“我们突然从需求过剩跳到供应过剩。”
有什么办法医治这种疯狂吗？
第一太平洋戴维斯公司的商业房地产分析家普里福伊说：“人人都在试图建造足够数量的房地产以便建立中央商业区。在纽约华尔街或香港中环的传统商业区，银行、经纪人公司、会计事务所和其它与金融有关的机构都集中建在股票交易所周围。但是，北京目前没有金融区。”普里福伊说：“相互竞争，使得价格不断下跌。”
仅在两年前，北京在理查德·埃尔斯公司关于世界主要城市租金调查排行榜中名列第六，今年已降到第九位。北京高档办公楼的平均月租金在１９９５年为每平方米７０美元到７５美元。现在新办公楼的月租金已降到每平方米２５美元到３５美元。
等待回归祖国的澳门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１１月１０日文章】题：澳门准备回归中国
英国人如约在１９９７年７月把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为之震动。澳门也将马上回到中国的怀抱。
但是，与金融大都会香港不同，西方在澳门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只有葡萄牙人希望人们能够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他们，欧盟想把它当成进入中国市场方便的通道。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关于交还澳门的谈判也相应顺利，未遇太大障碍。行将离去的殖民统治者一再强调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以明显的乐观态度由此推断澳门将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未来。
最后一届葡澳政府认为，从现在就做准备，使澳门在回归中国之后能够在经济上生存下来是其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澳门的天然条件比不上香港。从９０年代初期开始，葡萄牙人就着手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建工作。这使得澳门的建筑业和相关产业迅速膨胀，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从大陆来到这里。私人住宅建设在这种形势驱使下也获得空前发展。但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项目完工之后，这种繁荣自然就中止了。因此人们现在又抱怨经济衰退、人口密度大而同时住宅的空置率却很高、房租下降。
澳门是亚洲的拉斯韦加斯。尽管娱乐场所的数量没有拉斯韦加斯多，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要高得多，因为这里的赌注可以下得更高。当然，在澳门与赌博业一起繁荣发展的还有腐败和刑事犯罪活动。但澳门政府指出，澳门谋杀案的年均发案率还低于里斯本和阿姆斯特丹。
但是，单是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健康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以纺织业和玩具制造业为轴心，澳门在８０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但现在即使是本地的企业也在忙着转移它们的生产。工业要生存，却受到劳务市场的严格制约，从过去十年迅速增长时期走过来的本地企业对此已不再适应。
澳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它既没有中国大陆那样低廉的劳动力，又不能像香港那样创造高附加值。虽然澳门的工资成本仍低于香港，但是高于中国大陆
英国人如约在１９９７年７月把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世界为之震动。澳门也将马上回到中国的怀抱。
但是，与金融大都会香港不同，西方在澳门并没有太多的利益。只有葡萄牙人希望人们能够怀着感激之情回想起他们，欧盟想把它当成进入中国市场方便的通道。中国和葡萄牙之间关于交还澳门的谈判也相应顺利，未遇太大障碍。行将离去的殖民统治者一再强调他们与中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并以明显的乐观态度由此推断澳门将有一个无忧无虑的未来。
最后一届葡澳政府认为，从现在就做准备，使澳门在回归中国之后能够在经济上生存下来是其道义上的责任，因为澳门的天然条件比不上香港。从９０年代初期开始，葡萄牙人就着手大力进行基础设施的扩建工作。这使得澳门的建筑业和相关产业迅速膨胀，吸引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从大陆来到这里。私人住宅建设在这种形势驱使下也获得空前发展。但由政府出资的公共工程项目完工之后，这种繁荣自然就中止了。因此人们现在又抱怨经济衰退、人口密度大而同时住宅的空置率却很高、房租下降。
澳门是亚洲的拉斯韦加斯。尽管娱乐场所的数量没有拉斯韦加斯多，但每天的营业额却要高得多，因为这里的赌注可以下得更高。当然，在澳门与赌博业一起繁荣发展的还有腐败和刑事犯罪活动。但澳门政府指出，澳门谋杀案的年均发案率还低于里斯本和阿姆斯特丹。
但是，单是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健康的经济结构的形成。以纺织业和玩具制造业为轴心，澳门在８０年代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但现在即使是本地的企业也在忙着转移它们的生产。工业要生存，却受到劳务市场的严格制约，从过去十年迅速增长时期走过来的本地企业对此已不再适应。
澳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它既没有中国大陆那样低廉的劳动力，又不能像香港那样创造高附加值。虽然澳门的工资成本仍低于香港，但是高于中国大陆
高尔夫球在中国
【德国《经济周刊》１１月６日一期文章】题：高尔夫球在中国
中国人近来越来越爱上了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场数量增长得非常快，以至俱乐部会员证只能亏本出售。打八五折是常见的事。但对单个会员索要３．６万到１３万美元的价格，即使是富裕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感到心痛。
尤其是香港周围地区，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珠江三角洲明年就会有４０个球场。到２０００年全中国将有１００多个俱乐部。爱上这种高贵运动的很少是中国商人。看一看现有的和计划兴建的高尔夫球场就可以知道，这些俱乐部追逐的赚钱目标是越来越多的外国经理。
最受欢迎的高尔夫球场是在广州和上海附近。但大连和北京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北京城外有三个非常漂亮的设施。这里景色宜人，可以看到明陵。最大的设施是北京高尔夫球国际俱乐部，是日本人投资兴建的。在那里打球的几乎全是日本人。早晨六点钟他们就穿上轻松的休闲装，乘上小巴从北京的高级饭店出发，来到球场打一轮高尔夫球，使自己在工作日精神焕发。
公司的集体会员票比个人会员票要上算。公司多名固定的成员可以用一张公司集体票。但俱乐部同俱乐部之间的价格差别很大。例如，在北京高尔夫球国际俱乐部公司会员票卖６．５万美元，而在离香港两小时路程的深圳高尔夫球俱乐部甚至要卖１５．２万美元。越往内地走，价格越低。
但是，对玩高尔夫球的外商来说，可能好景不长了。中国领导（他们在１９８２年才允许在中国建造高尔夫球场）宣布，不久将禁止进一步建造高尔夫球场。官方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草场是“效益不高的土地消费”
中国人近来越来越爱上了高尔夫球。高尔夫球场数量增长得非常快，以至俱乐部会员证只能亏本出售。打八五折是常见的事。但对单个会员索要３．６万到１３万美元的价格，即使是富裕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也感到心痛。
尤其是香港周围地区，高尔夫球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在珠江三角洲明年就会有４０个球场。到２０００年全中国将有１００多个俱乐部。爱上这种高贵运动的很少是中国商人。看一看现有的和计划兴建的高尔夫球场就可以知道，这些俱乐部追逐的赚钱目标是越来越多的外国经理。
最受欢迎的高尔夫球场是在广州和上海附近。但大连和北京也加快了发展速度。北京城外有三个非常漂亮的设施。这里景色宜人，可以看到明陵。最大的设施是北京高尔夫球国际俱乐部，是日本人投资兴建的。在那里打球的几乎全是日本人。早晨六点钟他们就穿上轻松的休闲装，乘上小巴从北京的高级饭店出发，来到球场打一轮高尔夫球，使自己在工作日精神焕发。
公司的集体会员票比个人会员票要上算。公司多名固定的成员可以用一张公司集体票。但俱乐部同俱乐部之间的价格差别很大。例如，在北京高尔夫球国际俱乐部公司会员票卖６．５万美元，而在离香港两小时路程的深圳高尔夫球俱乐部甚至要卖１５．２万美元。越往内地走，价格越低。
但是，对玩高尔夫球的外商来说，可能好景不长了。中国领导（他们在１９８２年才允许在中国建造高尔夫球场）宣布，不久将禁止进一步建造高尔夫球场。官方的理由是：他们认为草场是“效益不高的土地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