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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历史 吸取教训
【日本《世界》月刊７月号文章】题：日中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６０周年（作者中央大学教授姬田光义）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京郊外卢沟桥附近发生的日军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开始。
这场侵华战争导致了１９４０年的三国同盟、１９４１年进攻珍珠港以及太平洋战争，直至１９４５年的大日本帝国灭亡。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提日中战争，重谈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真相，皆因有人要歪曲历史，要将这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如今，了解侵略和加害真相的人已不多了。如果不有意识地记录这段历史，那它很快就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作为侵略的一方、加害者的一方，为了不重蹈历史覆辙就必须记住它。６０年后的说法
世界上不承认日中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大概只有日本人。至今依然认为日中战争是由两国公开宣战而开始的通常的战争，认为日本输给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国家的，恐怕也只有日本人。如果站在这种立场上，那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承认残暴的加害事实并向被害者谢罪的行为，是自虐行为。如今，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随军慰安妇”等历史史实的论调依然很流行。
这种现象对将来的日本人意味着什么？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走向日中战争之路
人们习惯把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称为“日中战争”。然而，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场战争是面对日本方面单方的、没有宣战的、扩大侵略的行为，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武装抵抗而开始的。倘若当时中国依然采取以往的不抵抗姿态，那么日本就不会将其称为“战争”，而会将其作为“事变”或“事件”来继续推动其扩大侵略的战略。
所谓日中战争，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抵抗的战争，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抗日战争”。因此，“日中战争”这种说法不公平。我认为作为日本人，应该把那场战争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扩大战火如果说“七·七事变”是北京地区的局部纠纷，那么８月１３日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日军原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却没想到遇到了如此顽强的抵抗，于是不得不派遣大批增援部队。在上海损失了近万人之后才消灭了上海的守军。当时很多日本官兵都以为战争到此已结束了，但军方首脑却下达了追击命令，要攻陷首都南京。在南京的攻防战导致了悲惨的结果，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南京大屠杀”。然而，中国人并未屈服。
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累计牺牲了３５００万人，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００亿美元。如果真正了解这一结果以及造成这一结果的过程，那么那些什么“日本是为确保生命线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是为建立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等论调就不攻自破了。
日本战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它发动的是一场追求自身利益的非正义战争。无论怎样强词夺理都无法改变历史事实。战后，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赞美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军的日本占领政策和冷战体制。天皇因此而被保留下来了，侵华日军的一些重要战犯也被无罪释放了。这就使日本人的头脑中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和犯罪意识日益淡化。可以认为，这是导致今天否定宪法和肯定战争的论调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吸取６０年前的历史教训。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京郊外卢沟桥附近发生的日军与中国军队的冲突，是日中全面战争的开始。
这场侵华战争导致了１９４０年的三国同盟、１９４１年进攻珍珠港以及太平洋战争，直至１９４５年的大日本帝国灭亡。今天，我们之所以重提日中战争，重谈作为侵略者和加害者的真相，皆因有人要歪曲历史，要将这段历史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如今，了解侵略和加害真相的人已不多了。如果不有意识地记录这段历史，那它很快就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而作为侵略的一方、加害者的一方，为了不重蹈历史覆辙就必须记住它。６０年后的说法
世界上不承认日中战争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大概只有日本人。至今依然认为日中战争是由两国公开宣战而开始的通常的战争，认为日本输给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或亚洲国家的，恐怕也只有日本人。如果站在这种立场上，那就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承认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承认残暴的加害事实并向被害者谢罪的行为，是自虐行为。如今，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７３１部队”、“随军慰安妇”等历史史实的论调依然很流行。
这种现象对将来的日本人意味着什么？想到这些，真让人不寒而栗。走向日中战争之路
人们习惯把从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的“卢沟桥事变”开始的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称为“日中战争”。然而，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场战争是面对日本方面单方的、没有宣战的、扩大侵略的行为，中国方面不得不进行武装抵抗而开始的。倘若当时中国依然采取以往的不抵抗姿态，那么日本就不会将其称为“战争”，而会将其作为“事变”或“事件”来继续推动其扩大侵略的战略。
所谓日中战争，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抵抗的战争，是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抗日战争”。因此，“日中战争”这种说法不公平。我认为作为日本人，应该把那场战争称为“对华侵略战争”。扩大战火如果说“七·七事变”是北京地区的局部纠纷，那么８月１３日战火就烧到了上海。日军原以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却没想到遇到了如此顽强的抵抗，于是不得不派遣大批增援部队。在上海损失了近万人之后才消灭了上海的守军。当时很多日本官兵都以为战争到此已结束了，但军方首脑却下达了追击命令，要攻陷首都南京。在南京的攻防战导致了悲惨的结果，这就是世人所说的“南京大屠杀”。然而，中国人并未屈服。
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累计牺牲了３５００万人，直接、间接经济损失达６０００亿美元。如果真正了解这一结果以及造成这一结果的过程，那么那些什么“日本是为确保生命线而进行的‘自卫战争’”，“是为建立共存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等论调就不攻自破了。
日本战败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它发动的是一场追求自身利益的非正义战争。无论怎样强词夺理都无法改变历史事实。战后，对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赞美之所以没有得到彻底清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军的日本占领政策和冷战体制。天皇因此而被保留下来了，侵华日军的一些重要战犯也被无罪释放了。这就使日本人的头脑中侵略中国的战争责任和犯罪意识日益淡化。可以认为，这是导致今天否定宪法和肯定战争的论调得以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应吸取６０年前的历史教训。
历史事实不可否认 努力探索依存关系
【日本《产经新闻》７月６日报道】题：日中关系１５０年（作者庆应大学教授山田辰雄）
“卢沟桥事变”发生已６０年了。
“不言而喻，这一事变是日中全面战争的直接爆发点。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的起点，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主张是１９３１年满洲事变，有人认为是１９１５年对中国提出２１条，更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１８９４年——１８９５年发生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本报注）。不论哪一种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近代日中关系史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人却极力否认日本有侵略意图，或者强调侵略是正当的。当然，这种言论会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无论如何强调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但只要对历史的认识存在这种对立，就无法展望其未来。
我早就认为，在研究日中关系的时候，应该追溯到１５０年前，从多个角度观察分析，以便建立日中两国及两国国民都能接受的框架。不能否认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管怎样往少处估计，反正都不能否定这个事实：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的过程中，是发生在南京这块中国的领土上，牺牲的人是中国人。同样，在“卢沟桥事变”上，尽管需要查明最先开枪的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并不能够使日本在日中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合法化。
但是，如果认为日中关系仅包含着侵略事实，这也与事实不符。现在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已成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资金来源。１９１１年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等人的最主要基地却在日本。如果再追溯到更远的时代，１８４２年魏源（中国清朝末期的学者）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对各国的情况作了论述，这本书很快便传入了日本，对江户末期日本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日中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中国也是竞争者。即使是今天，两国仍在争夺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对正在走向“霸道”的日本提出了批评，劝说日本重新回到“王道”上来。近代的日中关系常常包含着竞争和对立的因素。我把这种相互竞争但又不是敌对的关系称为“竞存”。
由此可见，过去１５０年的日中关系是由敌对、竞存和相互依存这三种要素组成。即使是在敌对的局面中，我们也应该探索从敌对走向竞存，最终到达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在相互依存的局面中，我们应该尽早发现敌对因素，并为消除这种因素而努力。
“卢沟桥事变”发生已６０年了。
“不言而喻，这一事变是日中全面战争的直接爆发点。关于近代日中关系的起点，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主张是１９３１年满洲事变，有人认为是１９１５年对中国提出２１条，更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１８９４年——１８９５年发生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本报注）。不论哪一种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近代日中关系史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人却极力否认日本有侵略意图，或者强调侵略是正当的。当然，这种言论会招致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无论如何强调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关系，但只要对历史的认识存在这种对立，就无法展望其未来。
我早就认为，在研究日中关系的时候，应该追溯到１５０年前，从多个角度观察分析，以便建立日中两国及两国国民都能接受的框架。不能否认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发生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不管怎样往少处估计，反正都不能否定这个事实：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日本军侵略的过程中，是发生在南京这块中国的领土上，牺牲的人是中国人。同样，在“卢沟桥事变”上，尽管需要查明最先开枪的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但是，这并不能够使日本在日中战争中的侵略行为合法化。
但是，如果认为日中关系仅包含着侵略事实，这也与事实不符。现在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日元贷款，已成为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资金来源。１９１１年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等人的最主要基地却在日本。如果再追溯到更远的时代，１８４２年魏源（中国清朝末期的学者）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对各国的情况作了论述，这本书很快便传入了日本，对江户末期日本领导人对世界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日中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近代史上，日本和中国也是竞争者。即使是今天，两国仍在争夺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最后一次访问日本时，曾发表过一篇题为《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对正在走向“霸道”的日本提出了批评，劝说日本重新回到“王道”上来。近代的日中关系常常包含着竞争和对立的因素。我把这种相互竞争但又不是敌对的关系称为“竞存”。
由此可见，过去１５０年的日中关系是由敌对、竞存和相互依存这三种要素组成。即使是在敌对的局面中，我们也应该探索从敌对走向竞存，最终到达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在相互依存的局面中，我们应该尽早发现敌对因素，并为消除这种因素而努力。
港报社评：在香港问题上要避免极左
【香港《信报》７月７日社评】题：“一国”不难超买“两制”容易超卖
香港回归之际，避免在“一国两制”上出现极左，至为困难，亦至为重要。
极左，具体指以“一国”否定“两制”或以“爱国”压抑“爱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自然原因：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过去，在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爱国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压抑，七一之后，一切压抑忽然消失，或会出现爱国热潮，但这个倾向容易盖过以前的另一个倾向，变得盲目。（二）机会主义原因：香港人的爱国行为得到某些合理的精神或物质回报，本来十分正常，可是一些人为了利益而爱国，则必然会爱过了头，成为机会主义极左；这个倾向，在香港是存在的。
从这两个原因看，在香港问题上犯极左错误，葬送香港前途的，不会是中国政府而是一些港人。观最近各种政治动态，这个论断似乎没错。中国政府在解放军入城的姿态上，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低调；如能在继续增加兵力时保持克制，在８月１日的建军节上也不调高姿态的话，便可说是充分体察中港民情差异，在驻军问题上没有极左偏差。另外，中国政府在处理“大新华”七一之后的地位问题上，手法亦比较合理。取消发言人的角色和取消外事部，都有维护特区政府威信的意义。令人担心的反而是一些港人言论！
避免在香港问题上出现极左，先要明白“一国两制”中的矛盾。过去，中方和特首办人员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多限于相容互利的一面（“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今后，英国人不在了，可以坦诚深入研究“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对抗和两制之间的冲突，而不应视之为言论或理论禁区，待出现大问题之后束手无策或错误反应。“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干事邵善波先生不久前接受本报记者访问，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香港……真正重要的，还是在继续摸索发展时，对其他地区，包括整个中国人社会和西方，产生启示作用；香港是一个宝贵的实验室。”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实验室，在于这里的人头脑开放（英国人走后可以更开放）。如果把这个实验室内的一切观念和行为都按某一模式限死，则实验室很快就沦为一所普通的复制工厂，对中国了无价值。
由此，我们得出启示：解决中港之间的矛盾，要以保有两制之间的相对差异为依归，有时为了扩阔实验室的空间，甚至不惜扩大彼此间的差异。
香港回归之际，避免在“一国两制”上出现极左，至为困难，亦至为重要。
极左，具体指以“一国”否定“两制”或以“爱国”压抑“爱港”。产生的原因有二：（一）自然原因：爱国是天经地义之事；过去，在殖民政府统治之下，爱国思想和行为都受到压抑，七一之后，一切压抑忽然消失，或会出现爱国热潮，但这个倾向容易盖过以前的另一个倾向，变得盲目。（二）机会主义原因：香港人的爱国行为得到某些合理的精神或物质回报，本来十分正常，可是一些人为了利益而爱国，则必然会爱过了头，成为机会主义极左；这个倾向，在香港是存在的。
从这两个原因看，在香港问题上犯极左错误，葬送香港前途的，不会是中国政府而是一些港人。观最近各种政治动态，这个论断似乎没错。中国政府在解放军入城的姿态上，到目前为止，一直采取低调；如能在继续增加兵力时保持克制，在８月１日的建军节上也不调高姿态的话，便可说是充分体察中港民情差异，在驻军问题上没有极左偏差。另外，中国政府在处理“大新华”七一之后的地位问题上，手法亦比较合理。取消发言人的角色和取消外事部，都有维护特区政府威信的意义。令人担心的反而是一些港人言论！
避免在香港问题上出现极左，先要明白“一国两制”中的矛盾。过去，中方和特首办人员对“一国两制”的论述，多限于相容互利的一面（“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今后，英国人不在了，可以坦诚深入研究“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对抗和两制之间的冲突，而不应视之为言论或理论禁区，待出现大问题之后束手无策或错误反应。“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干事邵善波先生不久前接受本报记者访问，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香港……真正重要的，还是在继续摸索发展时，对其他地区，包括整个中国人社会和西方，产生启示作用；香港是一个宝贵的实验室。”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实验室，在于这里的人头脑开放（英国人走后可以更开放）。如果把这个实验室内的一切观念和行为都按某一模式限死，则实验室很快就沦为一所普通的复制工厂，对中国了无价值。
由此，我们得出启示：解决中港之间的矛盾，要以保有两制之间的相对差异为依归，有时为了扩阔实验室的空间，甚至不惜扩大彼此间的差异。
港报文章：日本对华政策寻求“临界点”
【香港《东方日报》７月７日文章】题：日本对华寻求临界点
“七·七卢沟桥事变”６０周年前夕，中国官方发表措词强硬的文章，警告日本必须约束右翼分子，不得挑衅钓鱼岛。这样的警告来得虽然有点迟，但对日本仍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日本在东亚是美国制衡中国的一员猛将，日本对中国修好，将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全盘战略利益，但日本也不甘心完全由美国摆布，日本对华有庞大的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对华贷款。中国去年在罗布泊核试爆，日本便一度冻结对华一笔４０００亿日元的贷款，到今年年初，冻结期满，贷款照样发放。日本谋求在中美间走钢索，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很想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极力搜刮经济利益。对于钓鱼岛问题，日本亦必猜度其蕴含的石油量，与中国市场的前景相比，带来多大利益。日本既要占领钓鱼岛，也不想因此而酿成局部战争，因此日本的策略，必然是一方面吞并钓鱼岛，一方面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尽量给予中国经济甜头。只要能保持这样临界点，就能体现日本最大的国家利益。
“七·七卢沟桥事变”６０周年前夕，中国官方发表措词强硬的文章，警告日本必须约束右翼分子，不得挑衅钓鱼岛。这样的警告来得虽然有点迟，但对日本仍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日本在东亚是美国制衡中国的一员猛将，日本对中国修好，将影响美国在东亚的全盘战略利益，但日本也不甘心完全由美国摆布，日本对华有庞大的贸易利益，主要体现在对华贷款。中国去年在罗布泊核试爆，日本便一度冻结对华一笔４０００亿日元的贷款，到今年年初，冻结期满，贷款照样发放。日本谋求在中美间走钢索，既不希望中国强大，也很想在中国强大的过程中极力搜刮经济利益。对于钓鱼岛问题，日本亦必猜度其蕴含的石油量，与中国市场的前景相比，带来多大利益。日本既要占领钓鱼岛，也不想因此而酿成局部战争，因此日本的策略，必然是一方面吞并钓鱼岛，一方面加强对华经贸关系，尽量给予中国经济甜头。只要能保持这样临界点，就能体现日本最大的国家利益。
短讯
▲香港《大公报》五日报道，香港特区临时区域市政局举行首次会议，刘皇发和简松年当选临时区域市政局主席及副主席。
▲香港《大公报》七日报道，据香港船东协会统计，到去年底止，该协会拥有船舶一千零三十九艘，总吨位达三千二百八十万吨。
▲香港《信报》七日报道，特区政府土地注册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楼宇买卖合约为十一万五千六百多宗，价值达四千八百三十多亿港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一点五倍。
▲香港《新报》七日报道，香港特区库务局局长邝其志表示，目前政府财政储备已达三千七百七十亿港元，有可能在下财政年度减税。
▲中央社六日自纽约报道，近六千名华侨在纽约市时代广场游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七一」后纽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华人游行活动。
▲香港《大公报》七日报道，据香港船东协会统计，到去年底止，该协会拥有船舶一千零三十九艘，总吨位达三千二百八十万吨。
▲香港《信报》七日报道，特区政府土地注册处表示，今年上半年楼宇买卖合约为十一万五千六百多宗，价值达四千八百三十多亿港元，比去年同期上升一点五倍。
▲香港《新报》七日报道，香港特区库务局局长邝其志表示，目前政府财政储备已达三千七百七十亿港元，有可能在下财政年度减税。
▲中央社六日自纽约报道，近六千名华侨在纽约市时代广场游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这是「七一」后纽约举行的最大规模华人游行活动。
三华人为火星探险献力
【香港《东方日报》７月６日报道】题：火星探险幕后英雄三华人为壮举献力
美国航天局三位华裔科学家刘登凯、吴贻谦和李炜钧在今次火星探险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其他科学家在获悉太空船“火星探路者”成功登陆后，均一起爆出如雷的欢呼声。
负责“火星探路者”定位、转向、下降、通讯等控制工作的刘登凯称，太空船在降落的最后四分半钟是成败的关键，他的心情有如大学放榜，而在接到信号的一刹那，心里百感交集，准备了四年多就是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刘登凯说，从工程角度看，多用途功能的“火星探路者”造价比之前到火星探索的太空船“海盗二号”便宜１／１０，尽管国会不断削减太空计划的经费，但今后仍可多做这方面的实验。
至于负责太空船温度控制系统的吴贻谦，７０年代开始便参与“海盗”太空船的计划，在航天局工作近３０年。他说，今次的实验计划是难度最高的一次，主要是采用了太阳能发电，需对温度的控制充分掌握，是一次相当大的挑战。
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是当天在地面管制中心负责操纵电脑和接收信号的李炜钧，他年仅２８岁，是航天局的后起之秀。他说，当“火星探路者”顺利登陆的一瞬间，顿时发觉过去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
美国航天局三位华裔科学家刘登凯、吴贻谦和李炜钧在今次火星探险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与其他科学家在获悉太空船“火星探路者”成功登陆后，均一起爆出如雷的欢呼声。
负责“火星探路者”定位、转向、下降、通讯等控制工作的刘登凯称，太空船在降落的最后四分半钟是成败的关键，他的心情有如大学放榜，而在接到信号的一刹那，心里百感交集，准备了四年多就是等待这一刻的来临。
刘登凯说，从工程角度看，多用途功能的“火星探路者”造价比之前到火星探索的太空船“海盗二号”便宜１／１０，尽管国会不断削减太空计划的经费，但今后仍可多做这方面的实验。
至于负责太空船温度控制系统的吴贻谦，７０年代开始便参与“海盗”太空船的计划，在航天局工作近３０年。他说，今次的实验计划是难度最高的一次，主要是采用了太阳能发电，需对温度的控制充分掌握，是一次相当大的挑战。
另一位华裔科学家是当天在地面管制中心负责操纵电脑和接收信号的李炜钧，他年仅２８岁，是航天局的后起之秀。他说，当“火星探路者”顺利登陆的一瞬间，顿时发觉过去所有辛苦都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