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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豁免权
外交豁免权正式名称为“外交特权与豁免”,其主要内容有:对驻在国的外交人员、机构等的人身、办公处、住所和公文档案的不可侵犯权;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豁免;自由通讯;免纳关税和其他直接捐税以及悬挂国旗、国徽等。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人员均有尊重接受国的法律和规章、并不得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外交豁免权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制定的。该公约于1961年3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通过,并于1964年4月24日生效。公约共53条,对有关常驻外交使节的派遣、接受、位次、特权等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而这些规定大部分不过是把已经确定的国际习惯法变成条文。
目前共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该公约,我国也于1975年11月25日加入了这一公约。
外交豁免权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制定的。该公约于1961年3月联合国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会议上通过,并于1964年4月24日生效。公约共53条,对有关常驻外交使节的派遣、接受、位次、特权等国家的权利与义务作了规定,而这些规定大部分不过是把已经确定的国际习惯法变成条文。
目前共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该公约,我国也于1975年11月25日加入了这一公约。
车臣:和平与战争之间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月4日文章】题:回忆和废墟(作者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城市入口处树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维护和平”。这块牌子由于锈蚀和遭子弹袭击,上面的字已经几乎认不出来了。为了用武力把这个高加索共和国留在俄罗斯联邦,两年前俄罗斯军队开进了这个国家。现在车臣已成了一片废墟,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火,而这个共和国属于俄罗斯联邦一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有把握。但是,自去年8月底以来实行了停火,人们慢慢地产生了和平的希望。
车臣司令伊斯梅洛夫的办公室门口挤满了提申请的人。30岁多一点的伊斯梅洛夫四个多月来一个人兼管着警察署、社会局和军事司令部。他表现出一种车臣年轻司令官们所特有的无所畏惧神态。他以一种指挥官的口气解决问题、作指示、下命令和签字。他已习惯于作决定。“我是这里的主人”,他自信地说。这不是提要求,而是一种肯定。
自从俄罗斯的装甲运兵车不再在格罗兹尼开动以来,街道上又可以看到孩子了。人们不怕在市内巡逻的数以百计的武装分子。他们是赶走了占领者的受欢迎的胜利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不过十四五岁。他们穿的杂七杂八的服装是从俄军那里缴获的。任何显得大胆鲁莽的服装他们都穿:有灰色斑点的特种部队上装、简单的黄卡其制服、牛仔服、牛仔皮靴、运动鞋、用阿拉伯文字写着伊斯兰教信条的绿色额头绑带、缝有车臣国旗的军帽等等。武器不缺。还没有缴获到武器的人可以从将撤走的俄军那里买。车臣人同他们的武器是分不开的。他们边谈话边玩弄刀子,背心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是每人必备的。
停火时间越长,胜利者的自豪感里掺杂的担心越重,他们是担心在和平时期怎么生活下去。许多年轻武装分子不知道,除了巡逻和站岗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为车臣共和国服役是没有报酬的。伊斯梅洛夫如果有钱为自己的士兵提供服装和给养的话,他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他们的家属靠什么生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被破坏的经济使武装分子很难恢复正常的生活。多数工厂要么已被摧毁,要么停工。莫斯科早就停止了拨款,既不支付养老金,也不发放工资。
格罗兹尼市场是这个城市的心脏,是高加索最大的市场;反正车臣人是这么说的。因为格罗兹尼已没有一家商店,所以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这里可以买到一切:西红柿、电视机、香蕉、皮上衣、女内衣和手榴弹。人们听伊斯兰教做礼拜的音乐,也听美国的流行音乐。但是,这些繁忙的景象是虚假的。经过将近两年的战争后,车臣的私人积蓄已耗尽。一位女售货员抱怨说:“没有人买东西,人们没有钱。”在去年8月份的战斗过去后,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可是她的东西就是卖不动。
商品来自俄罗斯和土耳其。道路对消费品是开放的。可是重建所必需的机器、物资以及药品的运输一再出现困难。许多交通线本来已经中断。经长时间谈判后俄国人才在去年12月同意开放格罗兹尼机场。达吉斯坦边界附近舍尔科夫斯卡亚捷列克河上的桥梁在战争之初被摧毁。地方上的行政首脑指责俄罗斯军队阻止这座桥梁的修复。他说,他早就找到了工人和建筑材料,不需两个星期就可以把桥修好。
舍尔科夫斯卡亚的行政首脑是由武装分子的领袖扬达尔比耶夫任命的。得到莫斯科支持的共和国首脑扎夫加耶夫所任命的旧的行政首脑已毫不抵抗地下了台。新的政权不缺少象征物:办公室里除了车臣国旗外,还有在土耳其印刷的杜达耶夫画像和一张各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图。但是这个城市已经破产,它既付不起薪水,也没有能力为学校供暖。尽管如此,每天在政府前广场上示威,要求俄国人撤走的老人们心情却很好。在他们看来,最大的敌人不是饥饿和寒冷,而是莫斯科。
随着新政权的成立,在舍尔科夫斯卡亚也实行了一部分伊斯兰教法律。犯罪行为受到公开的体罚。多数居民对此显然表示欢迎。当格罗兹尼以棍棒进行公开体罚的图片流传到全世界时,那些要人们警惕车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危险的人,尤其是俄罗斯的宣传机构,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车臣人否认有这种危险。文化部长萨卡耶夫说:“战争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心理,使宗教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他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车臣人的习惯和传统观念缓和了伊斯兰教的作用。
除了居民的支持外,武装分子领导层中的团结(尤其在杜达耶夫逝世后)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激进的指挥员们尽管观点不同,但总是服从命令。31岁的战场指挥员巴萨耶夫自领导了布琼诺夫斯克扣押人质以来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说:“我们打算在去年5月份,最迟在6月份进攻格罗兹尼,在总统选举之前给叶利钦一个教训。”但是,他说,他服从那些主张直至最后都要充分利用一切谈判可能性的人。这种一致性随着竞选总统的开始而打破了。除了现领导人扬达尔比耶夫外,竞选总统的还有总理马沙多夫、巴萨耶夫和其他十多个人。虽然竞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但是在六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被谋杀后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激进的指挥员拉杜耶夫扣押了一些俄国军人作人质,为的是阻止总统选举。
车臣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国家,人们不敢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绝不会相信俄罗斯人,我们始终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这样来表达在150多年的车—俄敌对状况中形成的不信任。现在在格罗兹尼到处可看到战争的痕迹,原来的格罗兹尼只存在于回忆之中。格罗兹尼的许多城区已破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没法回忆起原来的样子了。一个年轻的车臣人说,他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整个市中心的模样。他的一位朋友则认不出面前的废墟堆原来是什么建筑物了。在这座城市里还看不到有重建的现象。市中心几幢俄国军队开进后造的房子去年8月份又被炸坏了。原来忠于莫斯科的政府所在的政府大楼现在是一片焦土。
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的城市入口处树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维护和平”。这块牌子由于锈蚀和遭子弹袭击,上面的字已经几乎认不出来了。为了用武力把这个高加索共和国留在俄罗斯联邦,两年前俄罗斯军队开进了这个国家。现在车臣已成了一片废墟,有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战火,而这个共和国属于俄罗斯联邦一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有把握。但是,自去年8月底以来实行了停火,人们慢慢地产生了和平的希望。
车臣司令伊斯梅洛夫的办公室门口挤满了提申请的人。30岁多一点的伊斯梅洛夫四个多月来一个人兼管着警察署、社会局和军事司令部。他表现出一种车臣年轻司令官们所特有的无所畏惧神态。他以一种指挥官的口气解决问题、作指示、下命令和签字。他已习惯于作决定。“我是这里的主人”,他自信地说。这不是提要求,而是一种肯定。
自从俄罗斯的装甲运兵车不再在格罗兹尼开动以来,街道上又可以看到孩子了。人们不怕在市内巡逻的数以百计的武装分子。他们是赶走了占领者的受欢迎的胜利者。他们中的某些人不过十四五岁。他们穿的杂七杂八的服装是从俄军那里缴获的。任何显得大胆鲁莽的服装他们都穿:有灰色斑点的特种部队上装、简单的黄卡其制服、牛仔服、牛仔皮靴、运动鞋、用阿拉伯文字写着伊斯兰教信条的绿色额头绑带、缝有车臣国旗的军帽等等。武器不缺。还没有缴获到武器的人可以从将撤走的俄军那里买。车臣人同他们的武器是分不开的。他们边谈话边玩弄刀子,背心口袋里装着手榴弹,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是每人必备的。
停火时间越长,胜利者的自豪感里掺杂的担心越重,他们是担心在和平时期怎么生活下去。许多年轻武装分子不知道,除了巡逻和站岗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为车臣共和国服役是没有报酬的。伊斯梅洛夫如果有钱为自己的士兵提供服装和给养的话,他是会感到高兴的。至于他们的家属靠什么生活,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被破坏的经济使武装分子很难恢复正常的生活。多数工厂要么已被摧毁,要么停工。莫斯科早就停止了拨款,既不支付养老金,也不发放工资。
格罗兹尼市场是这个城市的心脏,是高加索最大的市场;反正车臣人是这么说的。因为格罗兹尼已没有一家商店,所以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在市场上进行的。这里可以买到一切:西红柿、电视机、香蕉、皮上衣、女内衣和手榴弹。人们听伊斯兰教做礼拜的音乐,也听美国的流行音乐。但是,这些繁忙的景象是虚假的。经过将近两年的战争后,车臣的私人积蓄已耗尽。一位女售货员抱怨说:“没有人买东西,人们没有钱。”在去年8月份的战斗过去后,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可是她的东西就是卖不动。
商品来自俄罗斯和土耳其。道路对消费品是开放的。可是重建所必需的机器、物资以及药品的运输一再出现困难。许多交通线本来已经中断。经长时间谈判后俄国人才在去年12月同意开放格罗兹尼机场。达吉斯坦边界附近舍尔科夫斯卡亚捷列克河上的桥梁在战争之初被摧毁。地方上的行政首脑指责俄罗斯军队阻止这座桥梁的修复。他说,他早就找到了工人和建筑材料,不需两个星期就可以把桥修好。
舍尔科夫斯卡亚的行政首脑是由武装分子的领袖扬达尔比耶夫任命的。得到莫斯科支持的共和国首脑扎夫加耶夫所任命的旧的行政首脑已毫不抵抗地下了台。新的政权不缺少象征物:办公室里除了车臣国旗外,还有在土耳其印刷的杜达耶夫画像和一张各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地图。但是这个城市已经破产,它既付不起薪水,也没有能力为学校供暖。尽管如此,每天在政府前广场上示威,要求俄国人撤走的老人们心情却很好。在他们看来,最大的敌人不是饥饿和寒冷,而是莫斯科。
随着新政权的成立,在舍尔科夫斯卡亚也实行了一部分伊斯兰教法律。犯罪行为受到公开的体罚。多数居民对此显然表示欢迎。当格罗兹尼以棍棒进行公开体罚的图片流传到全世界时,那些要人们警惕车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危险的人,尤其是俄罗斯的宣传机构,觉得自己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车臣人否认有这种危险。文化部长萨卡耶夫说:“战争改变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价值观和心理,使宗教具有了更大的意义。”他说,原教旨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车臣人的习惯和传统观念缓和了伊斯兰教的作用。
除了居民的支持外,武装分子领导层中的团结(尤其在杜达耶夫逝世后)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激进的指挥员们尽管观点不同,但总是服从命令。31岁的战场指挥员巴萨耶夫自领导了布琼诺夫斯克扣押人质以来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说:“我们打算在去年5月份,最迟在6月份进攻格罗兹尼,在总统选举之前给叶利钦一个教训。”但是,他说,他服从那些主张直至最后都要充分利用一切谈判可能性的人。这种一致性随着竞选总统的开始而打破了。除了现领导人扬达尔比耶夫外,竞选总统的还有总理马沙多夫、巴萨耶夫和其他十多个人。虽然竞选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但是在六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被谋杀后局势变得紧张起来。激进的指挥员拉杜耶夫扣押了一些俄国军人作人质,为的是阻止总统选举。
车臣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和平和战争之间的国家,人们不敢相信战争真的结束了。“我们绝不会相信俄罗斯人,我们始终作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这样来表达在150多年的车—俄敌对状况中形成的不信任。现在在格罗兹尼到处可看到战争的痕迹,原来的格罗兹尼只存在于回忆之中。格罗兹尼的许多城区已破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没法回忆起原来的样子了。一个年轻的车臣人说,他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整个市中心的模样。他的一位朋友则认不出面前的废墟堆原来是什么建筑物了。在这座城市里还看不到有重建的现象。市中心几幢俄国军队开进后造的房子去年8月份又被炸坏了。原来忠于莫斯科的政府所在的政府大楼现在是一片焦土。
外交官犯罪引起的话题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9日文章】题:美国数字表明,外交官极少陷入犯罪案件
1月3日在杜邦广场附近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这引起人们对外交豁免权的争议。在这次事故中,格鲁吉亚外交官格奥尔基·马哈拉泽驾车冲入等在红灯前的一排汽车,撞死了肯辛顿的16岁少年约维恩·沃尔特里克。
由于国际法规定外交人员享受豁免权,马哈拉泽可免受处罚。这种结果引起一些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猜测,外交人员可以杀人不受惩处,至少抢劫不受处罚。
国务院昨天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情况远不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在美国的外交人员比普通人行为端正。1995年——数字统计到这一年——牵涉到外交人员的重罪案有17个,包括所有重罪和任何带暴力的轻罪。同年,轻罪案有53个。
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11.8万外交人员——其中约1.85万人享受外交豁免权——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陷入严重犯罪案件。这些外交官大多数住在首都华盛顿或纽约市。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名外国外交官在美国陷入命案。一个是马哈拉泽;另一个是吕迪
·范登博尔,此人1989年在佛罗里达度假时杀了两个人。
范登博尔是享受外交豁免权的比利时军士,他在遭到情妇拒绝后一下子崩溃了。他引诱并杀害了在海滩上遇到的两个人,还扬言要杀更多的人。比利时剥夺了他的豁免权,他被判处两个25年徒刑,合并执行,现在正在佛罗里达一所监狱中服刑。
国务院官员说,外交官和大使馆必须遵守地方和联邦的民法,否则就得承担后果,例如,不遵守法律的人不得享受外国使团法规定的好处。
与人们的普遍猜测相反,外交官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当地警察和他们自己使馆的管束。可以给他们发违章行车或停车通知单,国务院可以吊销他们的车辆执照。
去年6月,毛里塔尼亚大使比拉尔·乌尔德·韦尔泽杰进城,看到交通违章未交罚款的事如此之多,极为震惊。他后来结清了550美元拖欠的罚款,并召集使馆工作人员开会。乌尔德·韦尔泽杰对他们说:“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必须自己支付交通违章罚款。不交罚款的外交官报上来,那部分钱将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他又说,一名司机不遵守规定,在10月份被辞退了。
德国大使馆每年两次向工作人员散发备忘录,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是指示他们遵守交通规则,个人支付罚款。
首都华盛顿警察局的乔·金泰尔说,警察充分调查外交官的犯罪行为,也向他们发传票。郊区警察说,外交官很少给他们找麻烦。
当外交官犯罪时,国务院吩咐当地警方进行充分的调查。1995年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名外国外交官勾搭一名扮作妓女的特工,结果他的政府放弃了他享有的豁免权,他不得不面临起诉。还有一位外交官在商店里偷东西,结果在录像中被发现,因此受到他本国政府的起诉。
1月3日在杜邦广场附近发生一起多车相撞事故,这引起人们对外交豁免权的争议。在这次事故中,格鲁吉亚外交官格奥尔基·马哈拉泽驾车冲入等在红灯前的一排汽车,撞死了肯辛顿的16岁少年约维恩·沃尔特里克。
由于国际法规定外交人员享受豁免权,马哈拉泽可免受处罚。这种结果引起一些人半认真半开玩笑地猜测,外交人员可以杀人不受惩处,至少抢劫不受处罚。
国务院昨天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情况远不像人们所猜测的那样。在美国的外交人员比普通人行为端正。1995年——数字统计到这一年——牵涉到外交人员的重罪案有17个,包括所有重罪和任何带暴力的轻罪。同年,轻罪案有53个。
这也就是说,在美国的11.8万外交人员——其中约1.85万人享受外交豁免权——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陷入严重犯罪案件。这些外交官大多数住在首都华盛顿或纽约市。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名外国外交官在美国陷入命案。一个是马哈拉泽;另一个是吕迪
·范登博尔,此人1989年在佛罗里达度假时杀了两个人。
范登博尔是享受外交豁免权的比利时军士,他在遭到情妇拒绝后一下子崩溃了。他引诱并杀害了在海滩上遇到的两个人,还扬言要杀更多的人。比利时剥夺了他的豁免权,他被判处两个25年徒刑,合并执行,现在正在佛罗里达一所监狱中服刑。
国务院官员说,外交官和大使馆必须遵守地方和联邦的民法,否则就得承担后果,例如,不遵守法律的人不得享受外国使团法规定的好处。
与人们的普遍猜测相反,外交官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当地警察和他们自己使馆的管束。可以给他们发违章行车或停车通知单,国务院可以吊销他们的车辆执照。
去年6月,毛里塔尼亚大使比拉尔·乌尔德·韦尔泽杰进城,看到交通违章未交罚款的事如此之多,极为震惊。他后来结清了550美元拖欠的罚款,并召集使馆工作人员开会。乌尔德·韦尔泽杰对他们说:“好了,从现在起,你们必须自己支付交通违章罚款。不交罚款的外交官报上来,那部分钱将从他们的薪水中扣除。”他又说,一名司机不遵守规定,在10月份被辞退了。
德国大使馆每年两次向工作人员散发备忘录,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是指示他们遵守交通规则,个人支付罚款。
首都华盛顿警察局的乔·金泰尔说,警察充分调查外交官的犯罪行为,也向他们发传票。郊区警察说,外交官很少给他们找麻烦。
当外交官犯罪时,国务院吩咐当地警方进行充分的调查。1995年有这么一个案子:一名外国外交官勾搭一名扮作妓女的特工,结果他的政府放弃了他享有的豁免权,他不得不面临起诉。还有一位外交官在商店里偷东西,结果在录像中被发现,因此受到他本国政府的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