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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妇女理想生活方式：事业＋家庭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１１月２０日文章】题：职业和家庭的结合被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
根据旋涡基金会在５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所作的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目前只有少数妇女愿意在职业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妇女则两者都要，她们尤其喜欢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她们把妇女这一新的双重角色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接受民意调查的总共６７００名妇女和男子中，只有不到１０％的人认为纯粹当家庭妇女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职业生涯中是理想的状况。
目前在这５个国家的就业人员中女性已占４１％。在目前没有职业的女性中按平均计算有半数打算重新参加工作，在德国，打算重新参加工作的无业妇女甚至占６０％，其中有２７％打算在明年内重新参加工作。女性从事职业的动机与男子从事职业的动机几乎没有差别：她们需要钱或者想赚钱。在民意调查中，在职或以前从事过职业的妇女大约有６０％把财政上的考虑称为其从事职业的准则；而希望承担责任和改善自己状况的愿望则起次要作用。接受民意调查的大多数人同时表示，他们更多的是想从事“职业”，而不是致力于“升迁发迹”。
事业型妇女看来无论如何不是那种被认为值得去追求的典范。被询问的人当中有９４％认为家庭是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家庭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或全日制工作的妇女的回答差别不大。但家庭不再一定是指双亲带几个孩子的传统家庭形式，而是也可能包含没有孩子的夫妻家庭、带有不同婚配所生孩子的再婚家庭或单亲抚养孩子的家庭。不管家庭结构如何，被询问的人仍非常重视家庭这个概念。根据旋涡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家庭作为未来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到威胁，但家庭的表现形式会比过去多得多。例如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被询问的人当中只有约１０％的妇女把家庭概念与有孩子联系在一起。而在德国差不多有５０％的妇女把孩子与家庭联系在一起。
为了履行其多种义务，大多数妇女最愿意接受非全日制工作，只有不到１０％的妇女喜欢从事全日制工作。对被询问的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性在于使其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协调一致。这次民意调查也表明，妇女不希望在职业和家庭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希望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差不多有半数赞同实行灵活工作时间，这并不奇怪。对接受民意调查的妇女来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要比得到“有趣”的工作这个准则更为重要。因此调查报告得出下列结论：现在的问题不是妇女是否应该在家庭之外从事工作，而是应该以怎样的规模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根据旋涡基金会在５个欧洲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所作的有代表性的民意调查，目前只有少数妇女愿意在职业和家庭之间进行选择。大多数妇女则两者都要，她们尤其喜欢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她们把妇女这一新的双重角色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接受民意调查的总共６７００名妇女和男子中，只有不到１０％的人认为纯粹当家庭妇女或把全部精力倾注到职业生涯中是理想的状况。
目前在这５个国家的就业人员中女性已占４１％。在目前没有职业的女性中按平均计算有半数打算重新参加工作，在德国，打算重新参加工作的无业妇女甚至占６０％，其中有２７％打算在明年内重新参加工作。女性从事职业的动机与男子从事职业的动机几乎没有差别：她们需要钱或者想赚钱。在民意调查中，在职或以前从事过职业的妇女大约有６０％把财政上的考虑称为其从事职业的准则；而希望承担责任和改善自己状况的愿望则起次要作用。接受民意调查的大多数人同时表示，他们更多的是想从事“职业”，而不是致力于“升迁发迹”。
事业型妇女看来无论如何不是那种被认为值得去追求的典范。被询问的人当中有９４％认为家庭是其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家庭妇女、非全日制工作的妇女或全日制工作的妇女的回答差别不大。但家庭不再一定是指双亲带几个孩子的传统家庭形式，而是也可能包含没有孩子的夫妻家庭、带有不同婚配所生孩子的再婚家庭或单亲抚养孩子的家庭。不管家庭结构如何，被询问的人仍非常重视家庭这个概念。根据旋涡基金会的调查报告，家庭作为未来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到威胁，但家庭的表现形式会比过去多得多。例如在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被询问的人当中只有约１０％的妇女把家庭概念与有孩子联系在一起。而在德国差不多有５０％的妇女把孩子与家庭联系在一起。
为了履行其多种义务，大多数妇女最愿意接受非全日制工作，只有不到１０％的妇女喜欢从事全日制工作。对被询问的大多数人来说，最好的可能性在于使其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协调一致。这次民意调查也表明，妇女不希望在职业和家庭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希望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因此，在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差不多有半数赞同实行灵活工作时间，这并不奇怪。对接受民意调查的妇女来说，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要比得到“有趣”的工作这个准则更为重要。因此调查报告得出下列结论：现在的问题不是妇女是否应该在家庭之外从事工作，而是应该以怎样的规模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美国「家庭户」比例继续下降
【美联社华盛顿１１月２６日电】题：美国住户和家庭组成情况趋于稳定（记者伦道夫·施密德）
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天报告说，去年美国９８９０万住户中，家庭户占７０％，这反映美国社会结构的稳定。
经过２０年的社会巨变——在这个时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引导美国向单亲家庭户或朋友聚居户发展——之后，看来情况正趋于稳定。
人口普查局说，家庭户（成员间有婚姻关系、生养关系或领养关系）在总住户中所占的比例与１９９０年的７０．８％差不多。去年和１９９０年的家庭户比例都低于１９７０年的８１．２％。家庭户在总住户中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７０年开始下降。
民间的人口资料社的高级研究员卡罗尔·德维塔说，家庭户趋于稳定的原因是生育高峰期出生者住户逐渐安定下来。７０年代，二战后首批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步入成年，住户和家庭状况变化最大。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目前有孩子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已下降到只占总住户的１／４多一点，这与单身独居户的比例相同。有孩子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在住户中占的比例在１９７０年为４０．３％，１９９０年降至２６．３％，去年降至２５．５％，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离婚增加和单亲户增加。。
单身独居户的户数在１９７０年占总住户的１７．１％，１９９０年增至２４．６％，１９９５年增至２５．０％。
近一半单身独居妇女为６５岁或６５岁以上，其中４４％是寡妇。相比之下，近３／４单身独居男子在２５岁到６４岁之间，其中一半从未结过婚。
报告还指出，无子女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在１９７０年占总住户的３０．３％，１９９０年降至２９．８％，１９９５年降至２８．９％。报告说，诸如合居和朋友聚居之类其他非家庭住户１９７０年只占总住户的１．７％，１９９０年增至４．５％，１９９５年增至５％。
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天报告说，去年美国９８９０万住户中，家庭户占７０％，这反映美国社会结构的稳定。
经过２０年的社会巨变——在这个时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引导美国向单亲家庭户或朋友聚居户发展——之后，看来情况正趋于稳定。
人口普查局说，家庭户（成员间有婚姻关系、生养关系或领养关系）在总住户中所占的比例与１９９０年的７０．８％差不多。去年和１９９０年的家庭户比例都低于１９７０年的８１．２％。家庭户在总住户中所占的比例从１９７０年开始下降。
民间的人口资料社的高级研究员卡罗尔·德维塔说，家庭户趋于稳定的原因是生育高峰期出生者住户逐渐安定下来。７０年代，二战后首批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步入成年，住户和家庭状况变化最大。
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报告，目前有孩子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已下降到只占总住户的１／４多一点，这与单身独居户的比例相同。有孩子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在住户中占的比例在１９７０年为４０．３％，１９９０年降至２６．３％，去年降至２５．５％，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离婚增加和单亲户增加。。
单身独居户的户数在１９７０年占总住户的１７．１％，１９９０年增至２４．６％，１９９５年增至２５．０％。
近一半单身独居妇女为６５岁或６５岁以上，其中４４％是寡妇。相比之下，近３／４单身独居男子在２５岁到６４岁之间，其中一半从未结过婚。
报告还指出，无子女的结婚夫妇家庭户在１９７０年占总住户的３０．３％，１９９０年降至２９．８％，１９９５年降至２８．９％。报告说，诸如合居和朋友聚居之类其他非家庭住户１９７０年只占总住户的１．７％，１９９０年增至４．５％，１９９５年增至５％。
美国医疗保险制度路在何方
【法国《论坛报》１１月１４日文章】题：４１００多万美国人享受不到医疗保险（作者让—玛丽·马卡布雷）
在美国，私人部门在医疗保险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国家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私人部门和联邦部门分别承担医疗保险费用的１／３左右（１９９４年为９４９４亿美元），剩下的由病人、各州和地方行政单位承担。
通常，美国人在工作时由雇主负责医疗保险，退休之后转由州政府承担（医疗保健计划），穷人和残疾人由他所在的州负责（医疗救助计划）。美国是医疗开支的世界记录保持者，但它同时也是唯一的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医疗保险制度的工业化大国。每年的医疗开支差不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４％，但是有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１５．４％）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这４１００万人都包括哪些人呢？他们是失业者、自由职业者和中小企业雇员。他们既没有机会享受私人保险，又没有穷到接受医疗救助计划的程度。虽然，他们也可能得到治疗，但这要在他们说服慈善医院对自己进行免费治疗之后，而治疗也总是被耽误并且不全面。
当一家医疗机构为一位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病人（他可能已经徒劳地敲过许多家医院的门）治病时，它会将自费病人的医疗费用提高以便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此举使保险公司不得不增加雇主支付的保险费。如此，实际上是享受医疗保险的企业和雇员在照顾没有享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和企业人员（主要是中小企业的雇员）。
然而今天，大企业越来越难以接受为别人付钱的做法。它们减少给医院的费用，并且要求雇员也作出一部分牺牲。它们相继减少了为雇员承担的医疗保险金并增加了雇员的医疗保险分摊额。同时它们享有的免税待遇也提高了（工人并没有从这种提高中得到好处，他们仍然照原来的税率上缴）。
现在，大中型企业有８２％的全日制工作雇员由雇主负责医疗保险，而１９８９年这个比率是９２％。通过这些努力，企业的医疗费用（５年前平均每年增长１０％多一些）今天几乎不再增加了。
美国的雇员们担心，在他们退休之后可能会被要求作出额外的牺牲。如果不作出任何新的努力，那么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医疗保健计划范围内的老年住院基金在２００１年就将全部用完。公共退休金计划基金是很充足，但到２０２０年社会税收和基金收益也将不够支付各项社会补助。公共医疗和退休计划（占联邦预算的３０％）究竟走向何方，这可能会成为未来４年里联邦政府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在美国，私人部门在医疗保险中起着关键作用，但国家的作用比想象的要大。私人部门和联邦部门分别承担医疗保险费用的１／３左右（１９９４年为９４９４亿美元），剩下的由病人、各州和地方行政单位承担。
通常，美国人在工作时由雇主负责医疗保险，退休之后转由州政府承担（医疗保健计划），穷人和残疾人由他所在的州负责（医疗救助计划）。美国是医疗开支的世界记录保持者，但它同时也是唯一的没有实行普遍义务医疗保险制度的工业化大国。每年的医疗开支差不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４％，但是有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１５．４％）享受不到医疗保险。
这４１００万人都包括哪些人呢？他们是失业者、自由职业者和中小企业雇员。他们既没有机会享受私人保险，又没有穷到接受医疗救助计划的程度。虽然，他们也可能得到治疗，但这要在他们说服慈善医院对自己进行免费治疗之后，而治疗也总是被耽误并且不全面。
当一家医疗机构为一位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病人（他可能已经徒劳地敲过许多家医院的门）治病时，它会将自费病人的医疗费用提高以便弥补自己的损失，而此举使保险公司不得不增加雇主支付的保险费。如此，实际上是享受医疗保险的企业和雇员在照顾没有享有医疗保险的穷人和企业人员（主要是中小企业的雇员）。
然而今天，大企业越来越难以接受为别人付钱的做法。它们减少给医院的费用，并且要求雇员也作出一部分牺牲。它们相继减少了为雇员承担的医疗保险金并增加了雇员的医疗保险分摊额。同时它们享有的免税待遇也提高了（工人并没有从这种提高中得到好处，他们仍然照原来的税率上缴）。
现在，大中型企业有８２％的全日制工作雇员由雇主负责医疗保险，而１９８９年这个比率是９２％。通过这些努力，企业的医疗费用（５年前平均每年增长１０％多一些）今天几乎不再增加了。
美国的雇员们担心，在他们退休之后可能会被要求作出额外的牺牲。如果不作出任何新的努力，那么由于人口的老龄化，医疗保健计划范围内的老年住院基金在２００１年就将全部用完。公共退休金计划基金是很充足，但到２０２０年社会税收和基金收益也将不够支付各项社会补助。公共医疗和退休计划（占联邦预算的３０％）究竟走向何方，这可能会成为未来４年里联邦政府所要面临的主要课题之一。
莫斯科的“社会孤儿”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副刊１１月１５日一期文章】题：莫斯科街头的流浪儿
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他们最小的８岁，最大的１５岁）来说，设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就好像是一个童话。自从美国快餐连锁店在叶利钦的面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开了第一家莫斯科分店以来，广场就成了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很快就看出，麦当劳快餐店是实现他们赚钱愿望的场所，他们靠倒卖汉堡包赚钱。１１岁的季马剃着光头，身穿绿色牛仔服。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在广场上来回穿梭，有时在地铁入口处兜售香烟和糖果，有时在麦当劳快餐店前排队，有时又向等红灯的司机卖报或者擦洗汽车玻璃。当莫斯科从温暖的夏末转向寒冷的秋季时，季马的活动范围便转移到库尔斯克火车站。在那里，他同伙伴们一起在游戏机前闲逛、扒窃过往旅客，夜间钻进纸箱在火车站的角落里睡觉。
现在在莫斯科像季马这样的流浪儿估计总共有几万，在全俄罗斯大约有５０万。莫斯科的一家社会和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这些孩子称之为“社会孤儿”。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从破损的家庭里跑出来的。他们的父母被剥夺了对子女的教育权利，因为这些父母中有的嗜酒成性，有的违法犯罪或者被关进监狱，有的父母虐待子女。还有的父母把卖房子的钱用于买酒和毒品，而把孩子看成像多余的猫、狗赶出家门，自从莫斯科对公房实行私有化并可以自由买卖以来，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现在这种情况说成是在他的祖国出现的第三次儿童流浪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在内战结束后的３０年代。第二次流浪儿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
造成出现这次大批青少年遭遗弃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对儿童的照顾。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困难和失业造成了家庭危机。在苏联时期，国家基本上代替家庭承担起来对儿童的教育任务，青少年被安排在幼儿园、少年之家或者是管吃管住的学校。今天，无论是家长还是国家都对青少年教育不负责任。孩子们无人过问，只能是放任自流。流浪儿主要在地下室、屋檐下、楼梯口、火车站，甚至下水道栖身，他们往往患有严重的疾病。
当流浪儿季马从小的违法活动发展成严重的犯罪活动时，他的流浪生活才结束了。过了两年流浪生活后，他同他１４岁的哥哥安德烈因为有杀人嫌疑而被收审。未成年的季马被送进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安德烈被判５年徒刑后送到劳改营。当他被释放后，他还要重新在街头流浪，昨日的流浪少年就是明天的职业罪犯。
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他们最小的８岁，最大的１５岁）来说，设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麦当劳快餐店开业就好像是一个童话。自从美国快餐连锁店在叶利钦的面向市场经济的俄罗斯开了第一家莫斯科分店以来，广场就成了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安东、米沙、沃瓦和季马很快就看出，麦当劳快餐店是实现他们赚钱愿望的场所，他们靠倒卖汉堡包赚钱。１１岁的季马剃着光头，身穿绿色牛仔服。他经常兴致勃勃地在广场上来回穿梭，有时在地铁入口处兜售香烟和糖果，有时在麦当劳快餐店前排队，有时又向等红灯的司机卖报或者擦洗汽车玻璃。当莫斯科从温暖的夏末转向寒冷的秋季时，季马的活动范围便转移到库尔斯克火车站。在那里，他同伙伴们一起在游戏机前闲逛、扒窃过往旅客，夜间钻进纸箱在火车站的角落里睡觉。
现在在莫斯科像季马这样的流浪儿估计总共有几万，在全俄罗斯大约有５０万。莫斯科的一家社会和精神病学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这些孩子称之为“社会孤儿”。他说，这些孩子都是从破损的家庭里跑出来的。他们的父母被剥夺了对子女的教育权利，因为这些父母中有的嗜酒成性，有的违法犯罪或者被关进监狱，有的父母虐待子女。还有的父母把卖房子的钱用于买酒和毒品，而把孩子看成像多余的猫、狗赶出家门，自从莫斯科对公房实行私有化并可以自由买卖以来，这种现象就越来越严重。
沃斯特罗克诺托夫教授把现在这种情况说成是在他的祖国出现的第三次儿童流浪高峰。第一次高峰发生在内战结束后的３０年代。第二次流浪儿高潮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之后。
造成出现这次大批青少年遭遗弃的原因是国家放弃了对儿童的照顾。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会困难和失业造成了家庭危机。在苏联时期，国家基本上代替家庭承担起来对儿童的教育任务，青少年被安排在幼儿园、少年之家或者是管吃管住的学校。今天，无论是家长还是国家都对青少年教育不负责任。孩子们无人过问，只能是放任自流。流浪儿主要在地下室、屋檐下、楼梯口、火车站，甚至下水道栖身，他们往往患有严重的疾病。
当流浪儿季马从小的违法活动发展成严重的犯罪活动时，他的流浪生活才结束了。过了两年流浪生活后，他同他１４岁的哥哥安德烈因为有杀人嫌疑而被收审。未成年的季马被送进一所封闭的寄宿学校，安德烈被判５年徒刑后送到劳改营。当他被释放后，他还要重新在街头流浪，昨日的流浪少年就是明天的职业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