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2 篇）
埃尔尼沦入谍海记（二）
保加利亚初设陷阱
１９５３年，夏尔·埃尔尼２９岁，是热衷于政治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组织了一个由亲左翼激进党的煽动分子组成的“雅各宾俱乐部”。激进党想捧孟戴斯
·弗朗斯上台执政。埃尔尼是激进党的现代派代表。这时的埃尔尼好幻想，具有吸引力，喜欢漂亮女人。
当时埃尔尼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政治活动和私生活开支很大，仅靠工资生活的埃尔尼自然常感手头拮据。他有这些弱点，又活跃好动，聪明机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苏欧国家情报部门的注意。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３日，夏尔·埃尔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与他见面的那个保加利亚外交官自称叫维诺格拉多夫，但真名却叫赖科·尼科洛夫，公开身分是保加利亚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秘，其实是一名间谍。
当时，东欧国家的特工部门一方面想从身居要职的法国人中招募能为它们提供机密情报的间谍，另一方面也想在有发展前途、将来有可能担任国家官员的法国青年身上下功夫。所以，当时麇集于巴黎的东方间谍外交官纷纷在各个领域搜寻和吸引国家官员苗子。尼科洛夫与埃尔尼进行的那种接触就是这种战略的一
部分。尼科洛夫选中了埃尔尼。他成功了……
鱼儿既已上钩，就必须将它紧紧“钩住”。为此，“维诺格拉多夫”要求他的“朋友”埃尔尼为他作一些关于法国政治形势的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简短记录。
埃尔尼便经常为他提供一些综述，特别是关于雅各宾俱乐部活动的综述。此外，他还向“维诺格拉多夫”介绍了加斯东·德费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等人的情况。
陷阱就这样设下了：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夏尔·埃尔尼的“工作”报酬先是每月２．５万旧法郎（相当于现在的２７５０法郎），接着，由于某些材料写得比较详细，报酬增加到４万至５万旧法郎（约合现在的４４００法郎至５５００法郎）。
在保加利亚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埃尔尼的名字被换成了假名“安德烈”，０
个使他的间谍身分“正式化”的编码名字。埃尔尼的这种陷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自冷战开始以来，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已成了克格勃的打手。实际上，尼科洛夫当时已是苏联老大哥的间谍招募员。
夏尔·埃尔尼的表现很快就证明，苏欧情报部门在他身上下的赌注是对的。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日，他的仕途出现了飞跃：他以共和阵线党人的身分在塞纳省（法国旧省，后分为四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据说，埃尔尼在竞选时投入的经费数额巨大，即使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的朋友们也认为这个数额大得与正常来源不成比例。
埃尔尼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立即产生了一个影响：这个新议员提供给其保加利亚“朋友”的材料涨价了。从他当选为议员开始，他的“定期”报酬增加到了１０万至１５万旧法郎（约合现在的１万至１．５万法郎）。
但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负责同他联络的间谍尼科洛夫奉召回国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位苏联“外交官”。这位苏联外交官当时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参赞，名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这位苏联外交官十分活跃，同巴黎知识界人士过从甚密，是苏联派驻法国的间谍高手。
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收养”了埃尔尼。的确，从政治上来说，埃尔尼主张同共产党人结盟。几个月以前，即１９５６年５月，他随世界和平理事会访问莫斯科以便会晤赫鲁晓夫。
这位狂热的法国议员在莫斯科的表现令人惊讶。一天晚上，他乘出租汽车在离红场不远的地方神秘地失踪了。第二天凌晨４点钟，他终于返回代表团。唯一的说法是：“在莫斯科，妓女在出租汽车上拉客……”
（二）
１９５３年，夏尔·埃尔尼２９岁，是热衷于政治的青年积极分子。他组织了一个由亲左翼激进党的煽动分子组成的“雅各宾俱乐部”。激进党想捧孟戴斯
·弗朗斯上台执政。埃尔尼是激进党的现代派代表。这时的埃尔尼好幻想，具有吸引力，喜欢漂亮女人。
当时埃尔尼在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政治活动和私生活开支很大，仅靠工资生活的埃尔尼自然常感手头拮据。他有这些弱点，又活跃好动，聪明机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苏欧国家情报部门的注意。
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３日，夏尔·埃尔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保加利亚情报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与他见面的那个保加利亚外交官自称叫维诺格拉多夫，但真名却叫赖科·尼科洛夫，公开身分是保加利亚驻巴黎大使馆的三秘，其实是一名间谍。
当时，东欧国家的特工部门一方面想从身居要职的法国人中招募能为它们提供机密情报的间谍，另一方面也想在有发展前途、将来有可能担任国家官员的法国青年身上下功夫。所以，当时麇集于巴黎的东方间谍外交官纷纷在各个领域搜寻和吸引国家官员苗子。尼科洛夫与埃尔尼进行的那种接触就是这种战略的一
部分。尼科洛夫选中了埃尔尼。他成功了……
鱼儿既已上钩，就必须将它紧紧“钩住”。为此，“维诺格拉多夫”要求他的“朋友”埃尔尼为他作一些关于法国政治形势的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简短记录。
埃尔尼便经常为他提供一些综述，特别是关于雅各宾俱乐部活动的综述。此外，他还向“维诺格拉多夫”介绍了加斯东·德费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等人的情况。
陷阱就这样设下了：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６年，夏尔·埃尔尼的“工作”报酬先是每月２．５万旧法郎（相当于现在的２７５０法郎），接着，由于某些材料写得比较详细，报酬增加到４万至５万旧法郎（约合现在的４４００法郎至５５００法郎）。
在保加利亚情报部门的报告中，埃尔尼的名字被换成了假名“安德烈”，０
个使他的间谍身分“正式化”的编码名字。埃尔尼的这种陷入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因为自冷战开始以来，保加利亚的情报部门已成了克格勃的打手。实际上，尼科洛夫当时已是苏联老大哥的间谍招募员。
夏尔·埃尔尼的表现很快就证明，苏欧情报部门在他身上下的赌注是对的。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日，他的仕途出现了飞跃：他以共和阵线党人的身分在塞纳省（法国旧省，后分为四省）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据说，埃尔尼在竞选时投入的经费数额巨大，即使他在雅各宾俱乐部中的朋友们也认为这个数额大得与正常来源不成比例。
埃尔尼在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立即产生了一个影响：这个新议员提供给其保加利亚“朋友”的材料涨价了。从他当选为议员开始，他的“定期”报酬增加到了１０万至１５万旧法郎（约合现在的１万至１．５万法郎）。
但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负责同他联络的间谍尼科洛夫奉召回国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位苏联“外交官”。这位苏联外交官当时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一名参赞，名叫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叶罗费耶夫，这位苏联外交官十分活跃，同巴黎知识界人士过从甚密，是苏联派驻法国的间谍高手。
苏联驻巴黎大使馆“收养”了埃尔尼。的确，从政治上来说，埃尔尼主张同共产党人结盟。几个月以前，即１９５６年５月，他随世界和平理事会访问莫斯科以便会晤赫鲁晓夫。
这位狂热的法国议员在莫斯科的表现令人惊讶。一天晚上，他乘出租汽车在离红场不远的地方神秘地失踪了。第二天凌晨４点钟，他终于返回代表团。唯一的说法是：“在莫斯科，妓女在出租汽车上拉客……”
（二）
重返哈拉马河谷
【德国《南德意志报》１１月６日报道】题：哈拉马河谷的再次相会
在马德里南部的哈拉马河谷，前西班牙共和国的三色旗正迎风招展。挥舞旗子的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老人。
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蔚蓝的天空让人回忆起“马德里的蓝天”。但老人们的目光在搜寻着河谷两岸陡峭的悬崖。有几个人用手指点着当年他们战斗过的地方。１９３７年２月，他们就是在这里用机枪打退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的进攻。
３００多名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沐浴在秋日和煦的阳光里。在参加西班牙内战６０周年之后，他们作为马德里和其它城镇的贵宾，又重新回到了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
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耸立在哈拉马河桥头。它是为迎接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志愿者而赶在１０月２９日落成的。这座桥对当年共和国军队能否取得哈拉马河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巨大的石柱上镶刻着一颗耀眼的三角星。它是国际纵队的象征。老战士们自豪地把三角星别在上衣上，还有人把它佩戴在自己潇洒斜戴着的黑色巴斯克帽上。
大多数老战士仍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听力也没什么困难。他们能毫不费力地跟上当地镇长的致辞。
哈拉马河谷所在的里瓦斯镇镇长福斯托·费尔南德斯是一位年轻的左派。费尔南德斯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国际主义者的崇高理想，对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他相信，今天西班牙年轻的一代也会同样挺身而出反对法西斯主义。
赫尔穆特·胡贝尔和其它老资格的德国共产党人在费尔南德斯的致辞中听到了“恩斯特·台尔曼纵队”的名字。德国志愿者纵队是以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的名字命名的，那时他正在纳粹集中营里坐牢。
胡贝尔生于１９１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他立即从正在流亡的法国赶来参加了国际纵队，充任共和国军翻译。这位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这一次是从柏林赶来的。那里不久前也举行了一次纪念国际纵队的活动，胡贝尔遇到了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问题负责人库尔特·哈格尔，他也参加了马德里的战斗。
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台尔曼纵队”在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汉斯·拜姆勒的领导下，同“亚伯拉罕·林肯纵队”的美国志愿军以及“加里波第纵队”的意大利志愿军并肩战斗。
南斯拉夫人拉扎尔·沃德维奇代表老战士讲话，他向西班牙人民表示谢意。他和他的同胞在西班牙内战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后来才能更坚决地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
沃德维奇对着话筒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季米特洛夫纵队的１７００名南斯拉夫人有一半牺牲在这里，长眠在哈拉马河畔。”
“绝不让他们通过，绝不！”老战士们高亢的呼喊声一遍又一遍在哈拉马河铁桥边回荡。这就是共和国军队当年的战斗口号。它是由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的“热情之花”多雷洛斯·伊巴露丽提出的。这句口号宣告，佛朗哥叛军永远不可能攻占马德里！
但佛朗哥国民军最终在１９３９年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总共有接近１００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总人数在３．５万人到４万人之间的国际纵队有１／４的战士阵亡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尽管佛朗哥在这以后维持了长达近４０年的独裁统治，直至Ｉ９７５年死去，但从这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的话语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他们在迟到的胜利中得到一种慰藉，在西班牙今天新的民主制度下感到适意。老战士们甚至还高度赞扬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尽管他们当年曾为保卫共和国、反对君主制度而浴血战斗过。
在这种宽容的民主制度下，国际纵队的老战士们和新一代共产党人一起高呼：“共和国的人民军队万岁！”这首先会使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胡里奥·安吉塔感到高兴。他抨击国王使西班牙同北约实行全面的军事一体化，并把建立共和国作为他的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为表示敬意，安吉塔专门设宴款待了这些老战士。不管这些老战士在这些组织有素的共产党人中感到如何亲切，他们对国王的赞誉使人感到是坦诚的。因为胡安·卡洛斯国王刚签署了一道法令，仍然在世的国际纵队战士将被授予西班牙国籍。
西班牙各个党派都认为，这是欠志愿者们的一笔债，应该在纪念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６０周年之际偿还。
所有的议会党团，包括佛朗哥分子占主导的人民党右翼，都一致同意通过授予国际纵队老战士西班牙国籍的法令，甚至无人弃权。
西班牙议会以宽容大度的姿态实现了共和国总理胡安·内格林当年许下的诺言。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内格林在为国际纵队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庄严地宣布，如果共和国取得了胜利，或者西班牙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国际纵队的战士将以她的儿子的身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幸存的老战士们在１１月６日应邀进入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科尔特斯宫。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迟到的凯旋。议会主席团也为能接待这些老战士深感荣幸。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坐着轮椅，或者在妻子和儿女的搀扶下进来的。
保加利亚人马林·楚罗夫是一位年届８０的外交官，他当年作为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曾在西班牙战斗过。楚罗夫向世人讲述了当他听到西班牙国王颁布法令时无比激动的心情。他不无自嘲地回忆说，他在１９３７年时仅受过一点点射击训练就被送上了前线。在５２０名保加利亚同志中，有１２０人光荣牺牲。楚罗夫后来在法国被拘留，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他又被纳粹关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
纳粹灭亡以后，楚罗夫获得了自由，开始在保加利亚升迁发迹。在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掌权的时期，他曾任保加利亚驻该国的大使。而现在由于通货膨胀，他的退休金在保加利亚根本入不敷出。但楚罗夫表示，他并不期望能从西班牙国籍中得到什么好处。
好些老战士向西班牙人讲述了他门遇到的难题：如果接受西班牙国籍而放弃原有的国籍，他们就会失去养老金。即使他们能够得到西班牙的养老金，西班牙的养老金水平也属欧洲最低的。
不管怎样，马德里司法部仍然为６５７名老战士预备了国籍证书。但谁要是接受，也必须同样向国王宣誓效忠。
在马德里南部的哈拉马河谷，前西班牙共和国的三色旗正迎风招展。挥舞旗子的是一群来自世界各国的老人。
正是秋高气爽的季节，蔚蓝的天空让人回忆起“马德里的蓝天”。但老人们的目光在搜寻着河谷两岸陡峭的悬崖。有几个人用手指点着当年他们战斗过的地方。１９３７年２月，他们就是在这里用机枪打退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的进攻。
３００多名国际纵队的老战士沐浴在秋日和煦的阳光里。在参加西班牙内战６０周年之后，他们作为马德里和其它城镇的贵宾，又重新回到了当年浴血战斗过的地方。
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耸立在哈拉马河桥头。它是为迎接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志愿者而赶在１０月２９日落成的。这座桥对当年共和国军队能否取得哈拉马河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巨大的石柱上镶刻着一颗耀眼的三角星。它是国际纵队的象征。老战士们自豪地把三角星别在上衣上，还有人把它佩戴在自己潇洒斜戴着的黑色巴斯克帽上。
大多数老战士仍能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听力也没什么困难。他们能毫不费力地跟上当地镇长的致辞。
哈拉马河谷所在的里瓦斯镇镇长福斯托·费尔南德斯是一位年轻的左派。费尔南德斯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国际主义者的崇高理想，对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的热情帮助表示感谢。他相信，今天西班牙年轻的一代也会同样挺身而出反对法西斯主义。
赫尔穆特·胡贝尔和其它老资格的德国共产党人在费尔南德斯的致辞中听到了“恩斯特·台尔曼纵队”的名字。德国志愿者纵队是以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的名字命名的，那时他正在纳粹集中营里坐牢。
胡贝尔生于１９１３年，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他立即从正在流亡的法国赶来参加了国际纵队，充任共和国军翻译。这位前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这一次是从柏林赶来的。那里不久前也举行了一次纪念国际纵队的活动，胡贝尔遇到了前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宣传问题负责人库尔特·哈格尔，他也参加了马德里的战斗。
在哈拉马河战役中，“台尔曼纵队”在巴伐利亚共产党人汉斯·拜姆勒的领导下，同“亚伯拉罕·林肯纵队”的美国志愿军以及“加里波第纵队”的意大利志愿军并肩战斗。
南斯拉夫人拉扎尔·沃德维奇代表老战士讲话，他向西班牙人民表示谢意。他和他的同胞在西班牙内战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在后来才能更坚决地同希特勒德国作斗争。
沃德维奇对着话筒动情地回忆说：“我们季米特洛夫纵队的１７００名南斯拉夫人有一半牺牲在这里，长眠在哈拉马河畔。”
“绝不让他们通过，绝不！”老战士们高亢的呼喊声一遍又一遍在哈拉马河铁桥边回荡。这就是共和国军队当年的战斗口号。它是由当时的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著名的“热情之花”多雷洛斯·伊巴露丽提出的。这句口号宣告，佛朗哥叛军永远不可能攻占马德里！
但佛朗哥国民军最终在１９３９年赢得了西班牙内战的胜利。总共有接近１００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丧生。总人数在３．５万人到４万人之间的国际纵队有１／４的战士阵亡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尽管佛朗哥在这以后维持了长达近４０年的独裁统治，直至Ｉ９７５年死去，但从这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的话语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到，他们在迟到的胜利中得到一种慰藉，在西班牙今天新的民主制度下感到适意。老战士们甚至还高度赞扬了胡安·卡洛斯国王，尽管他们当年曾为保卫共和国、反对君主制度而浴血战斗过。
在这种宽容的民主制度下，国际纵队的老战士们和新一代共产党人一起高呼：“共和国的人民军队万岁！”这首先会使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胡里奥·安吉塔感到高兴。他抨击国王使西班牙同北约实行全面的军事一体化，并把建立共和国作为他的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
为表示敬意，安吉塔专门设宴款待了这些老战士。不管这些老战士在这些组织有素的共产党人中感到如何亲切，他们对国王的赞誉使人感到是坦诚的。因为胡安·卡洛斯国王刚签署了一道法令，仍然在世的国际纵队战士将被授予西班牙国籍。
西班牙各个党派都认为，这是欠志愿者们的一笔债，应该在纪念国际纵队参加西班牙内战６０周年之际偿还。
所有的议会党团，包括佛朗哥分子占主导的人民党右翼，都一致同意通过授予国际纵队老战士西班牙国籍的法令，甚至无人弃权。
西班牙议会以宽容大度的姿态实现了共和国总理胡安·内格林当年许下的诺言。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内格林在为国际纵队举行的告别仪式上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庄严地宣布，如果共和国取得了胜利，或者西班牙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么国际纵队的战士将以她的儿子的身分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
幸存的老战士们在１１月６日应邀进入位于马德里市中心的科尔特斯宫。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迟到的凯旋。议会主席团也为能接待这些老战士深感荣幸。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坐着轮椅，或者在妻子和儿女的搀扶下进来的。
保加利亚人马林·楚罗夫是一位年届８０的外交官，他当年作为年轻的共产党人也曾在西班牙战斗过。楚罗夫向世人讲述了当他听到西班牙国王颁布法令时无比激动的心情。他不无自嘲地回忆说，他在１９３７年时仅受过一点点射击训练就被送上了前线。在５２０名保加利亚同志中，有１２０人光荣牺牲。楚罗夫后来在法国被拘留，德国人占领法国以后他又被纳粹关进了毛特豪森集中营。
纳粹灭亡以后，楚罗夫获得了自由，开始在保加利亚升迁发迹。在萨尔瓦多·阿连德在智利掌权的时期，他曾任保加利亚驻该国的大使。而现在由于通货膨胀，他的退休金在保加利亚根本入不敷出。但楚罗夫表示，他并不期望能从西班牙国籍中得到什么好处。
好些老战士向西班牙人讲述了他门遇到的难题：如果接受西班牙国籍而放弃原有的国籍，他们就会失去养老金。即使他们能够得到西班牙的养老金，西班牙的养老金水平也属欧洲最低的。
不管怎样，马德里司法部仍然为６５７名老战士预备了国籍证书。但谁要是接受，也必须同样向国王宣誓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