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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96 年 10 月 24 日 · 第 3 版

本页目录(3 篇)

嘶哑 过敏 肥胖

【美国《纽约时报》10月14日文章】题:克林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身体“很好”(记者劳伦斯·奥尔特曼)
    克林顿总统在就他的健康问题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的身体“很好”,他从未得过大病,并说他最烦恼的三个毛病——声音嘶哑、过敏和肥胖——已经得到控制。不过,由于他有轻微的失聪,有时他在人多的场合会听不清别人的讲话。
    今年50岁的克林顿10月12日接受记者访问时保证,如果他在主持白宫工作期间患了什么大病,他一定会向公众宣布。从他上任的那一刻起,他始终准备着一份详细的计划,写明一旦他不能视事,需要让副总统戈尔行使总统职责时,该如何按照第25修正案办事。克林顿说,他没有立下表示在他患不治之症时可任其自然死亡的“生前嘱咐”或有关他的医疗问题的其他指示;有关实施第25修正案的计划的详情属于国家机密。白宫资深医生马里亚诺说,这份计划涉及各种有可能导致克林顿失去工作能力的疾病。
    克林顿说,关于他的健康情况,他一向是毫无隐瞒的。他只在刚上任时因肠炎型流感而休息过一天。这次有马里亚诺医生在场的采访是在去丹佛途中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进行的,历时约半小时。
    克林顿说,声音嘶哑的问题使他1992年的竞选很受影响,他用以克服这个毛病的办法是大量饮水、避免夜间吃东西、把床头抬高,有时还要服用一些解酸药。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胃液回流,以免刺激声带。
    克林顿用每周注射一次脱敏剂,服用一种非镇静性的抗组胺以及使用一种消炎类固醇喷鼻剂来对付过敏问题。一位过敏症专科医生对他用的注射液作了调整,使之包含对付华盛顿地区常见的最容易引起过敏反应的物质。马里亚诺医生说:“我们通常在他跑步回来或者在楼上接完电话之后把他抓住,对他说,现在该打针了。打完针后,我们坐在那里观察一会儿,以确保他对注射没有什么反应。”
    在1992年竞选期间,有人也曾向克林顿手下的工作人员提出过就他的健康问题对他和他的医生进行采访的要求。那时克林顿讲话的声音有些问题。那一年和在那之前参加竞选的候选人,都同意接受本记者(本人也是一名医生)的采访。但克林顿通过他的发言人告诉我,他出于保护隐私权的考虑拒绝接受采访。
    克林顿说,由于他母亲那方面有心脏病家族史,他在阿肯色时曾要求医生每年为他作一次踏旋器测试。
    克林顿对食物和进食时间也很注意。他说他在就寝前总是设法做些运动,免得上床时胃里太饱胀。他每天要饮100盎司的水,特别是在旅行期间,这相当于正常饮水量的两倍。自1992年以来,他一直用一个楔子把床头垫高,“这肯定是有好处的。”
    虽然在招待会上,人们避免在他的桌子上摆放鲜花,但是克林顿说他对圣诞树的过敏远甚于对鲜花的过敏。他说:“我必须小心,尽量离白宫的绿色植物远一些。但是我很喜欢绿色植物,所以还是要放一些,尽量安排得合适就是。”克林顿还对猫的毛屑过敏。
    克林顿说,如果室内充满烟雾,他的眼睛就会流泪。这种情况在他到国外访问期间更常见,因为外国人吸烟比美国人更普遍。他说他夫人希拉里在他们家中、在阿肯色的州长官邸以及在白宫的家中一向实行禁烟政策。
    克林顿在牛津大学和在法学院读书时吸过烟斗,有时也吸一支雪茄,但是由于对烟雾过敏,全都戒掉了。
    克林顿说,他最初发现听力下降是在1979年,这看来是打猎和听高音量的音乐造成的。他的高频失聪(3至8千赫)看来有所发展,但是听正常谈话绝无问题。
    1990年,作为参加人寿保险的例行检查的一部分,克林顿作了艾滋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此后他没再作过这种检查。

科尔著书话德国统一

【英国《独立报》10月1日文章】题:柏林墙倒塌时科尔使安宁局面得到了保持(作者伊姆雷·考劳奇)
    1989年11月9日,正在波兰访问的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接到他的一名助手情绪激动地从波恩打来的电话。爱德华·阿克曼结结巴巴地说:“总理先生,柏林墙此时此刻正在倒塌。”
    科尔听到这一重大消息后中断了他对波兰的访问,匆忙前往东德。根据战后条约,他乘坐的德国空军喷气式飞机不得从柏林上空飞过,所以他飞越瑞典领空到达汉堡,再转乘美驻波恩大使馆找到的一架军用飞机向东飞去。
    在西柏林,科尔受到一批左派人士的嘲弄。他从西柏林市政厅阳台上每说一句话,那些人都以口哨声回敬他。在他设法使群众平静下来的时候,莫斯科方面得到了有关柏林局势的令人惊恐不安的消息。戈尔巴乔夫好不容易才在电话中与科尔一手下人员联系上。
    科尔在他书名为《我希望德国统一》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想知道柏林的局势是不是真的完全失控了。‘愤怒的群众正在袭击苏联军事设施,这是真的吗?’”科尔说他后来才知道,是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人和东德安全机构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提供了假情报。他解释说:“苏联克格勃和东德国家安全部中反对改革的人希望促使驻东德苏军进行军事干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科尔总理无法去接电话,也不敢离开阳台。他要一位助手给克里姆林宫回电话,转达他的保证,说柏林并没有处在发生暴动的边缘。戈尔巴乔夫相信了他的话,从而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科尔写道:“到今天我还非常感激戈尔巴乔夫没有听煽动者的话。就像戈尔巴乔夫后来对我说的那样:他很快就给东柏林当局发出明白无误的信号:苏联坦克不会介入。而1953年6月17日的情况可不是这样。”
    11月11日,科尔第一次在电话中与东德新领导人克伦茨(不久便下台)交谈。克伦茨要科尔保证不要谈德国统一,但科尔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他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克伦茨立即明白了科尔的意思,随后侷促不安地问科尔,东德报界应如何描绘他们的谈话。科尔建议说:“就告诉他们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吞并东德的计划是在科尔的厨房内阁里产生的。11月25日是星期六,科尔到他在路德维希港的一所房子去,找来两位朋友坐在厨房桌子旁,同时给一位议员打了几次电话,然后拟出一项德国统一10点纲要。该文件列出了德国统一的步骤。
    【台湾《中国时报》10月6日文章】题:科尔居功忘了提别人(作者陈玉慧)
    德国统一已六周年了。统一的结果究竟是成或败,在德国境内有各种说法。不过,今年10月3日德国统一纪念日这天,引人注意的不再是这类话题,大家议论纷纷的是一本由科尔自述的书《我希望德国统一》。
    科尔在这本书中详细地说明1989至1990年间,他“如何造成了两德的统一”。不过,许多德国历史学者及政治学者在读过这本书后,有不少疑问。最大的质疑在于科尔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科尔在书中只谈他个人为德国统一做了什么,完全忽略了当年周遭的重要幕僚,譬如前任外交部长根舍,他在东德人民纷纷蓄意绕道匈牙利进入西德境内的当时,立刻奔往匈牙利,与当时的匈牙利主政者达成协定。这也是后来造成德国统一的重要因素,但是科尔只字未提及此人。
    科尔的天真在于他真的相信,德国得以统一是因为他个人强烈坚持这个理想。看看他书中如何叙述那一段他自认为是历史性及决定性的关键会面:1989年6月12日当天,当时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来访德国,两国签署了一项德苏友好协定。然后科尔带领戈尔巴乔夫到莱茵河边散步。
    科尔在书中说:“我指着莱茵河对戈尔巴乔夫说,你看,这便是莱茵河,它朝着我们流过来,它象征着我们的历史,它是历史的潮流,你无法阻挡它,如果你隔绝它,它将泛滥,然后朝向大海和它的支流会合。这便是两德的命运,也就是两德的统一。”
    他说,这次谈话不但使他对德国统一有了更清楚的画面,连戈尔巴乔夫也开始对两德统一有了全新的视野。他相信这次会谈也是两德统一的最关键谈话。
    一年后,1990年7月15日,德国统一进入最后决定性的谈判,科尔到莫斯科去,戈尔巴乔夫招待科尔到他在高加索的家园小住。科尔在书中又说:“我穿着一件黑色夹克,戈尔巴乔夫套上一件毛衣。他带我走上山坡,我们站在壮丽的河边,身后是随行的幕僚人员及无数的记者,我从来没看过戈尔巴乔夫如此愉悦和宽心。然后就在第二天,当双方就两德统一达成最后协议时,戈尔巴乔夫一点一点清楚地在协议上肯定了他对德国统一的积极意见。”
    科尔是一个绝顶聪明的说故事大师。但是他究竟在一个真实故事上虚拟了多少自己个人的企图,只有等待后人才能评价了。

英刊猜测拉宾遭暗杀原因

【英国《情报文摘》月刊9月号文章】题:这是暗杀拉宾的理由吗?
    有消息说,已故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曾向克林顿总统保证,以色列将从整个戈兰高地撤军,一直撤到1967年6月4日以前的分界线,但这要视叙利亚是否同意某种安全安排和正常化进程而定。
    克林顿总统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转达了这一信息,但是拉宾对他的外交部长、后来接替他担任总理的希蒙·佩雷斯隐瞒了他作出的这一承诺。佩雷斯曾经主张重返国际边界(而不是1967年6月4日以前的界线),这将会使以色列控制加利利湖岸线地带及其所有水域。佩雷斯是在拉宾遇刺之后才得知拉宾作出这项保证的,为此他感到震惊。
    不过,以色列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却是,无论是拉宾作出的有条件的保证,还是以色列与叙利亚1995年5月就安全安排问题达成的未经签署的协议,都不对以色列新政府具有约束力。这条消息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叙利亚本可以与拉宾政府签署将使它几乎得到它想要的所有东西的协议,但是它未能这样做。这可能是叙利亚判断错误的结果,但是促成因素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大马士革情愿法国和俄罗斯加强在中东的作用和影响,而不希望美国产生影响,它不希望被迫削弱与伊朗的关系。一些有身份的观察家最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拉宾作出的秘密让步会不会是造成他命丧黄泉的一个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