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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总统谈过渡时期成果与失误
【《罗马尼亚之声报》１０月２１日文章】题：伊利埃斯库总统在“罗马尼亚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座谈会上的讲话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革命已过去将近六年，我国新一轮的地方选举和议会大选日益临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对这一段过渡时期做个全面的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十项承诺。我们完成了以民主制和多党制为基础的重大政治变革，建立起符合新宪法原则的主权国家结构，确保了全国公民的权力和自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基础，成功地制止了经济下滑，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问题上我们也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行大私有化和在微观经济领域进行更加深刻的变革。
那么哪些又是我们在过渡之中的失误呢？第一，由于罗历史上没有改革经验和可借鉴的现成模式，我们没有控制住改革初期的混乱；第二，没有团结好工会的力量和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盟来共同承担改革重任，从而没能有效地避免因此付出的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第三，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都没有与广大群众保持经常的和密切的接触，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家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第四，缺乏全局观念，有时过于乐观。在宏观经济领域、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在财政阻塞、国内外市场萎缩、技术更新缓慢和管理水平低下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第五，在社会领域，改革的效果表现得十分矛盾，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而少数人却迅速暴发。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保障体制。
关于过渡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现在面临的是共产党时期之后的社会重建任务。这种观点指的是我们已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通过了新宪法、引进了议会制、实行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打破了中央集中制、提倡权力分散和言论自由等等。然而，我认为过渡的含义要比这些丰富得多，它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现有机构需要巩固，各个政党有待成熟，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框架。只有当我们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机制时，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走出了困境。我认为，只有在我国的私有化顺利完成之后，我国的改革才能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历史性的过渡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不错，罗正在朝着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努力，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是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只有社会市场经济才能使我们摆脱野蛮自由主义和为广大居民提供最有效的社会保障。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性质，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确能为广大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全面保障并帮助他们完全适应于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但是，这种保障也需要财政基础，它是以能确保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转变以前的旧观念，不能每件事情都等着政府来拿出解决的办法，因为很多传统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样，两极分化也是我们十分重视和将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尽快建立起能够起到社会平衡作用的中产阶级。
在过渡初期，我们受到了来自反对派等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主张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为了减少向市场经济过渡给我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痛苦、为了减少改革的代价，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和重新评价国家的作用。在我国，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实际上是在私有化尚未开始进行、经济改造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没有起步、能够正常运转的私营部门更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基本上被取消了的。那时，国家的职能被减少到只能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这一点上。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过激作法，对经济转轨采取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和对一切都高度控制的做法都是不客观的和对经济转轨没有好处的。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革命已过去将近六年，我国新一轮的地方选举和议会大选日益临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对这一段过渡时期做个全面的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在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十项承诺。我们完成了以民主制和多党制为基础的重大政治变革，建立起符合新宪法原则的主权国家结构，确保了全国公民的权力和自由，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基础，成功地制止了经济下滑，实现了宏观经济稳定，在加入欧盟和北约的问题上我们也向前迈了一大步。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行大私有化和在微观经济领域进行更加深刻的变革。
那么哪些又是我们在过渡之中的失误呢？第一，由于罗历史上没有改革经验和可借鉴的现成模式，我们没有控制住改革初期的混乱；第二，没有团结好工会的力量和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盟来共同承担改革重任，从而没能有效地避免因此付出的巨大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第三，历届政府和各政党都没有与广大群众保持经常的和密切的接触，因此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国家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第四，缺乏全局观念，有时过于乐观。在宏观经济领域、工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并不能掩盖我们在财政阻塞、国内外市场萎缩、技术更新缓慢和管理水平低下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第五，在社会领域，改革的效果表现得十分矛盾，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而少数人却迅速暴发。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保障体制。
关于过渡问题，有人认为我们已经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现在面临的是共产党时期之后的社会重建任务。这种观点指的是我们已完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变革：通过了新宪法、引进了议会制、实行了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打破了中央集中制、提倡权力分散和言论自由等等。然而，我认为过渡的含义要比这些丰富得多，它包括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现有机构需要巩固，各个政党有待成熟，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框架。只有当我们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发展机制时，才意味着我国的改革走出了困境。我认为，只有在我国的私有化顺利完成之后，我国的改革才能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历史性的过渡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不错，罗正在朝着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努力，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是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只有社会市场经济才能使我们摆脱野蛮自由主义和为广大居民提供最有效的社会保障。考虑到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性质，我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市场经济的确能为广大人民提供各种形式的全面保障并帮助他们完全适应于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但是，这种保障也需要财政基础，它是以能确保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转变以前的旧观念，不能每件事情都等着政府来拿出解决的办法，因为很多传统的做法已经不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同样，两极分化也是我们十分重视和将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尽快建立起能够起到社会平衡作用的中产阶级。
在过渡初期，我们受到了来自反对派等各方面的压力，许多人主张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为了减少向市场经济过渡给我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痛苦、为了减少改革的代价，我认为我们必须正视和重新评价国家的作用。在我国，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实际上是在私有化尚未开始进行、经济改造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还没有起步、能够正常运转的私营部门更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就基本上被取消了的。那时，国家的职能被减少到只能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这一点上。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过激作法，对经济转轨采取完全放任自流的态度和对一切都高度控制的做法都是不客观的和对经济转轨没有好处的。
美国的毒品外交
【墨西哥《金融家报》文章】题：毒品外交
尽管美国有一项针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反毒品政策，但它对拉丁美洲实行的反毒品政策特别强硬，因为美国执政者一向认为拉美地区是他们的天然势力范围。
８０年代，美国政治幽灵的许多代表就建议军队更多地参与本半球的反毒品战争。
现在，美国的猎鹰又重新出现，要求对贩毒头目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华盛顿邮报》最近说，五角大楼在研究下述可能性：利用冷战时期侦察敌方飞行物的先进雷达系统，寻找和捕捉向美国运送毒品的飞机。
如同被夹子夹住那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其它拉美国家越来越容易受到对其体制的双重和毁灭性压力的危害：一方面是贩毒集团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所有方面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和反毒品机构施加的压力。
罪恶的黑手党以其暴力、腐败和非法行为使它变为对拉美国家稳定的最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反毒品政策被用来作为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进行暗地威胁和迫使许多拉美国家开放主权的手段。
这种双重不稳定进程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停滞、自由化和取消贸易限制，同时也是贩毒集团渗入这些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结果。
如果说８０年代贩毒集团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特点首先是暴力对抗的话，那么在９０年代这种关系趋向于合法化，通过各种手段来做到这点，从贿赂到毒品贩子和政治家之间的违法谈判，如哥伦比亚的桑佩尔事件所表明的。
贩毒活动变为发生外交争执的根源，特别是从里根入主白宫起，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这种情况也非常明显。
“反毒品战争”失败引起的失望导致在华盛顿出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支持增加军队和毒品管制署之类的美国机构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
支持在美国进行截取毒品活动的军事开支从１９８６年起急剧增加，在这一年里根签署了把贩毒活动定为对美国主权的威胁的法令。１９８５年这方面的开支一亿美元，１９８６年为两亿美元，１９８７年达到３．７９亿美元。
在这些年美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了。美国顾问和现役军人参加了共同行动，这些行动是企图切断向美国运送毒品的途径。
威廉·贝尼特制定的反贩毒活动的新战略第一次在入侵巴拿马时付诸实施，逮捕了巴拿马总统安东尼奥·诺列加，并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指控他是毒品贩子。
很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是，在没有得到圣菲波哥大同意的情况下派遣美国船只到哥伦比亚沿海地区；在秘鲁建立供毒品管制署活动使用的越南式的进攻基地；暗示可能派遣美国特种部队前往安第斯国家；在没有通知墨西哥政府的情况下利用间谍卫星侦察墨西哥领土；尽管拉美国家领导人几乎一致反对，但美国支持建立一支打击贩毒活动的多国打击部队。
推倒柏林墙之后，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反贩毒和毒品集团的斗争取代了过去反共和反苏十字军运动的位置。
尽管美国有一项针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反毒品政策，但它对拉丁美洲实行的反毒品政策特别强硬，因为美国执政者一向认为拉美地区是他们的天然势力范围。
８０年代，美国政治幽灵的许多代表就建议军队更多地参与本半球的反毒品战争。
现在，美国的猎鹰又重新出现，要求对贩毒头目采取强硬措施。例如，《华盛顿邮报》最近说，五角大楼在研究下述可能性：利用冷战时期侦察敌方飞行物的先进雷达系统，寻找和捕捉向美国运送毒品的飞机。
如同被夹子夹住那样，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其它拉美国家越来越容易受到对其体制的双重和毁灭性压力的危害：一方面是贩毒集团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所有方面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和反毒品机构施加的压力。
罪恶的黑手党以其暴力、腐败和非法行为使它变为对拉美国家稳定的最严重威胁，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反毒品政策被用来作为干涉别国内部事务、进行暗地威胁和迫使许多拉美国家开放主权的手段。
这种双重不稳定进程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停滞、自由化和取消贸易限制，同时也是贩毒集团渗入这些国家权力机构造成的结果。
如果说８０年代贩毒集团和政府之间关系的特点首先是暴力对抗的话，那么在９０年代这种关系趋向于合法化，通过各种手段来做到这点，从贿赂到毒品贩子和政治家之间的违法谈判，如哥伦比亚的桑佩尔事件所表明的。
贩毒活动变为发生外交争执的根源，特别是从里根入主白宫起，在布什政府执政期间这种情况也非常明显。
“反毒品战争”失败引起的失望导致在华盛顿出现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支持增加军队和毒品管制署之类的美国机构在拉丁美洲国家的活动。
支持在美国进行截取毒品活动的军事开支从１９８６年起急剧增加，在这一年里根签署了把贩毒活动定为对美国主权的威胁的法令。１９８５年这方面的开支一亿美元，１９８６年为两亿美元，１９８７年达到３．７９亿美元。
在这些年美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军事合作加强了。美国顾问和现役军人参加了共同行动，这些行动是企图切断向美国运送毒品的途径。
威廉·贝尼特制定的反贩毒活动的新战略第一次在入侵巴拿马时付诸实施，逮捕了巴拿马总统安东尼奥·诺列加，并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指控他是毒品贩子。
很有代表意义的事件是，在没有得到圣菲波哥大同意的情况下派遣美国船只到哥伦比亚沿海地区；在秘鲁建立供毒品管制署活动使用的越南式的进攻基地；暗示可能派遣美国特种部队前往安第斯国家；在没有通知墨西哥政府的情况下利用间谍卫星侦察墨西哥领土；尽管拉美国家领导人几乎一致反对，但美国支持建立一支打击贩毒活动的多国打击部队。
推倒柏林墙之后，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反贩毒和毒品集团的斗争取代了过去反共和反苏十字军运动的位置。
中情局向白宫提供来源不明的情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１１月１０日文章】题：中央情报局把３５份成问题的报告送给白宫（作者沃尔特·平卡斯）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伦·斯佩克特参议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昨天说，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间向白宫和五角大楼送交了３５份有关苏联和俄罗斯武器研制和军备控制问题的高度机密的情报，但没有说明这些情报的提供者——据中央情报局某些官员了解——是受莫斯科控制的。
斯佩克特说，中央情报局对另外６０份情报的来源的可靠性也存有“某些担心”，有时会把对这些情报的担心通报五角大楼。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两小时秘密听证会后，斯佩克特发表的上述评论提供了有关最近披露的情况的新细节。最近披露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向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提供情报资料时没有透露这样一种怀疑：某些情报可能获自受莫斯科情报机构（克格勃）控制的来源。
几位参议员说，这些存有疑问的情报可能没有导致增加数十亿美元国防经费用以对付这些假情报所提到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军事威胁。这表明这一丑闻造成的损失也许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巨大。上周刚透露出情报来源成问题时，人们估计在最糟的情况下，国防开支可能因此增加好几十亿美元。
至于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一再地不提醒人们注意情报可能得自可疑来源，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昨天并没有公布任何新情况。正如以前报道过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一名重要官员——此人已受到斥责——确信，尽管人们对情报来源是否可靠表示担心，但提供这些情报是合乎规定的。
斯佩克特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１１份报告实际送到了总统——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或比尔·克林顿
——手上，但是在送交总统时并没有像把同样的情报送到国防部时那样对情报来源是否可靠表示怀疑。他说，这１１份送交总统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暗示情报来源可能有问题”。但当同样的材料送到五角大楼时，却加上了“对情报来源有所担心的某种暗示，（尽管）绝不是暗示情报得自受控制的来源”。
在听证会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取了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的撰写人的证词。这份报告对已招认的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九年间谍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作了估计。
政府和国会人士说过，莫斯科可能是利用埃姆斯供出的谍报人员精心策划了一场提供假情报的活动。上述报告就概述了这一活动的来龙去脉。这些活动还可能涉及莫斯科利用埃姆斯提供的美国情报工作惯常做法的详情安插在美国情报机构内的其他间谍人员。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阿伦·斯佩克特参议员（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人）昨天说，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间向白宫和五角大楼送交了３５份有关苏联和俄罗斯武器研制和军备控制问题的高度机密的情报，但没有说明这些情报的提供者——据中央情报局某些官员了解——是受莫斯科控制的。
斯佩克特说，中央情报局对另外６０份情报的来源的可靠性也存有“某些担心”，有时会把对这些情报的担心通报五角大楼。
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了两小时秘密听证会后，斯佩克特发表的上述评论提供了有关最近披露的情况的新细节。最近披露的情况是，中央情报局向其他美国政府机构提供情报资料时没有透露这样一种怀疑：某些情报可能获自受莫斯科情报机构（克格勃）控制的来源。
几位参议员说，这些存有疑问的情报可能没有导致增加数十亿美元国防经费用以对付这些假情报所提到的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军事威胁。这表明这一丑闻造成的损失也许并不像最初担心的那样巨大。上周刚透露出情报来源成问题时，人们估计在最糟的情况下，国防开支可能因此增加好几十亿美元。
至于中央情报局为什么一再地不提醒人们注意情报可能得自可疑来源，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昨天并没有公布任何新情况。正如以前报道过的那样，中央情报局一名重要官员——此人已受到斥责——确信，尽管人们对情报来源是否可靠表示担心，但提供这些情报是合乎规定的。
斯佩克特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１１份报告实际送到了总统——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或比尔·克林顿
——手上，但是在送交总统时并没有像把同样的情报送到国防部时那样对情报来源是否可靠表示怀疑。他说，这１１份送交总统的报告中“根本没有暗示情报来源可能有问题”。但当同样的材料送到五角大楼时，却加上了“对情报来源有所担心的某种暗示，（尽管）绝不是暗示情报得自受控制的来源”。
在听证会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取了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的撰写人的证词。这份报告对已招认的间谍奥尔德里奇·埃姆斯九年间谍活动所造成的破坏作了估计。
政府和国会人士说过，莫斯科可能是利用埃姆斯供出的谍报人员精心策划了一场提供假情报的活动。上述报告就概述了这一活动的来龙去脉。这些活动还可能涉及莫斯科利用埃姆斯提供的美国情报工作惯常做法的详情安插在美国情报机构内的其他间谍人员。
公众大会：俄罗斯主要竞选联盟
【俄罗斯《真理报》１１月１１日文章】题：俄罗斯公众大会是个特异现象
俄罗斯公众大会已成为主要的竞选联盟之一，成了未来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政治因素和潜在的权力因素。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三个因素的结合：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经济和政治搏斗后俄国政治局面不明朗、公众大会既是爱国主义又是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其领导集团独特的构成。搏斗后的局面
对普通选民来说，民主派无法接受，而共产党人又难成功。选民进退两难：要么公平，要么自由；要么爱国主义，要么民主。两者不可兼得。这造成了政治上的消极情绪，为犯罪分子或匆匆过客上台开辟了道路。俄国的新意识形态
雷布金集团除了代表他个人，代表不了任何人，“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宴会阔气排场，一开始就注定带着“政权党”的名号，其罪责是把我国引到了深渊。
公众大会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在这场民族劫难中，除了唤起爱国主义感情外，无法团结我国的健康力量。恢复强国地位，是最自然最有人情味的号召。虽然各党都求助于民族感情，但置于首位的仍是各自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把俄罗斯放在第二位。
公众大会主张法制、市场经济、联邦体制。这就是说，它不搞新的革命，不重新划分财产、领土和行政区划，摒弃一切混乱、造反和人民的新苦难。同时，不搞激进主义不等于安于现状。法制就要完善法律和建立执法机构。它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由国家调节。这就是说，要重新分配收入，向贫困阶层倾斜，执行有力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目标明确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基点是：自力更生、消除经济孤立，鼓励本国工业和经营活动。该组织的纲领把爱国主义同民主、市场经济同公平结合起来了。三种势力
公众大会不是党，而是超党派的运动，是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班子。其首领的搭配很独特，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名列前茅的：斯科科夫在政界，列别德在军界，格拉济耶夫在经济界。三人同现政权关系都复杂，都抛下了当局，不想参与当局的不义之举。前安全会议秘书斯科科夫同叶利钦反目，前第１４集团军司令列别德同格拉乔夫闹翻，前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格拉济耶夫同盖达尔吵架。有这样的历史，入选议会是再好不过了。三人相辅相成。公众大会的前景
前景首先取决于它在当前俄国政坛上的特殊位置。这是爱国者中唯一的民主政党，又是民主派中的唯一爱国政党。从战略上说，要引导俄国走出历史的死胡同，恰恰需要这几种品质的结合。除了已经确定了投票对象的人（据社会调查显示，约２３％）以外，公众大会可为任何人接受，首先是那些反对任何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人，反对左右两派哗众取宠和蛊惑人心的人。总之，它很有希望成为杜马选举中两三个胜利者之一。
同时，公众大会与竞选运动中的其他领先者——共产党和农业党——不一样，对叶利钦来说，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叶利钦在舆论压力下，竭力想修正政治方针，同时既想保持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继承性，又不想失去基本的民主成果。公众大会如在杜马有足够的席位，就会获得参加政府、甚至获得关键职位的良机。如果它积极参与行政权力，就能保证明年的总统选举照常举行。这些可以说明，公众大会不像俄罗斯现今大多数政党，倒像经历了长期演变的多数西欧政党。这是俄国政治成熟的佐证。
俄罗斯公众大会已成为主要的竞选联盟之一，成了未来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政治因素和潜在的权力因素。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三个因素的结合：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经济和政治搏斗后俄国政治局面不明朗、公众大会既是爱国主义又是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其领导集团独特的构成。搏斗后的局面
对普通选民来说，民主派无法接受，而共产党人又难成功。选民进退两难：要么公平，要么自由；要么爱国主义，要么民主。两者不可兼得。这造成了政治上的消极情绪，为犯罪分子或匆匆过客上台开辟了道路。俄国的新意识形态
雷布金集团除了代表他个人，代表不了任何人，“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宴会阔气排场，一开始就注定带着“政权党”的名号，其罪责是把我国引到了深渊。
公众大会是必然会出现的，因为在这场民族劫难中，除了唤起爱国主义感情外，无法团结我国的健康力量。恢复强国地位，是最自然最有人情味的号召。虽然各党都求助于民族感情，但置于首位的仍是各自的意识形态教条，而把俄罗斯放在第二位。
公众大会主张法制、市场经济、联邦体制。这就是说，它不搞新的革命，不重新划分财产、领土和行政区划，摒弃一切混乱、造反和人民的新苦难。同时，不搞激进主义不等于安于现状。法制就要完善法律和建立执法机构。它所理解的市场经济，是社会市场经济，由国家调节。这就是说，要重新分配收入，向贫困阶层倾斜，执行有力的社会福利政策和目标明确的积极的经济政策。经济政策的基点是：自力更生、消除经济孤立，鼓励本国工业和经营活动。该组织的纲领把爱国主义同民主、市场经济同公平结合起来了。三种势力
公众大会不是党，而是超党派的运动，是一些志同道合者组成的班子。其首领的搭配很独特，每个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名列前茅的：斯科科夫在政界，列别德在军界，格拉济耶夫在经济界。三人同现政权关系都复杂，都抛下了当局，不想参与当局的不义之举。前安全会议秘书斯科科夫同叶利钦反目，前第１４集团军司令列别德同格拉乔夫闹翻，前对外经济联络部长格拉济耶夫同盖达尔吵架。有这样的历史，入选议会是再好不过了。三人相辅相成。公众大会的前景
前景首先取决于它在当前俄国政坛上的特殊位置。这是爱国者中唯一的民主政党，又是民主派中的唯一爱国政党。从战略上说，要引导俄国走出历史的死胡同，恰恰需要这几种品质的结合。除了已经确定了投票对象的人（据社会调查显示，约２３％）以外，公众大会可为任何人接受，首先是那些反对任何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人，反对左右两派哗众取宠和蛊惑人心的人。总之，它很有希望成为杜马选举中两三个胜利者之一。
同时，公众大会与竞选运动中的其他领先者——共产党和农业党——不一样，对叶利钦来说，是可以接受，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叶利钦在舆论压力下，竭力想修正政治方针，同时既想保持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继承性，又不想失去基本的民主成果。公众大会如在杜马有足够的席位，就会获得参加政府、甚至获得关键职位的良机。如果它积极参与行政权力，就能保证明年的总统选举照常举行。这些可以说明，公众大会不像俄罗斯现今大多数政党，倒像经历了长期演变的多数西欧政党。这是俄国政治成熟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