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贝克回忆录（八·完）
虽然这从许多方面看来颇有些虎头蛇尾，坦率地说，我当时对开始地面行动确实感到紧张不安。我记得自己曾遥望波托马克河对面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心想不久后不知又要有多少勇敢的美国青年将长眠在那些神圣的石碑之下。关于是否有必要打一场地面战争来实现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当时并不存在任何内部争论。
但是，在２月２４日黎明前的黑暗中发起的地面进攻，的确是一次极成功的行动。伊拉克部队溃不成军，美军伤亡之轻令人十分满意。不出４８小时，整个战场上有组织的抵抗就土崩瓦解了。
２月２７日上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分析局势。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都达到了。我记得，鲍威尔有些激动地说：“我们确确实实正在杀戮数以千计的人。”——即试图沿“死亡高速公路”逃跑的伊拉克人。总统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将军也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到了。当天晚上，即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总统宣布了停火。
停止敌对行动后的最初几周内，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显然基于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战略考虑：避免我们常常称之为“解放伊拉克”的那种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会在地缘政治中造成可怕的后果。但是，当时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感情用事的因素。
这一事实从总统所作的结束战争，而不是乘胜追击再打几天这一得到他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一致赞成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在这期间我们的决策工作受到的各种批评中，对这一决定的批评最无道理。人们很轻易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总统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作出的下令停火的决定，得到了军方、我们的联盟伙伴、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坚决支持。
一些事后聪明的批评者暗示，倘若当时采取诸如从事隐蔽活动、击落直升机或者占据伊拉克土地不走等等步骤，本来可能有助于我们的长期目标的实现，即确保伊拉克政权不会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当时，所有这些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造成某种危险。一方面，有使美国军队陷入或卷入一场伊拉克内战的危险。不仅如此，我们希望鼓励海湾各国同叙利亚和埃及携手共建该地区战后安全架构。
我们还担心伊拉克会分裂或联盟会解体。战后我们仍像战前一样需要这个联盟。首先，我们获悉，萨达姆·侯赛因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计划要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庞大，也更隐蔽。我们决心利用我们在“沙漠风暴”中取得的胜利把伊拉克政权置于历来制订的最深入的武器检查制度的制约之下，以便把这项计划彻底铲除，不留丝毫后患。
要把萨达姆·侯赛因关进这个笼子，我们需要实施现有的联合国决议，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得到我们所有联盟伙伴的支持。第二，萨达姆的失败是对阿拉伯激进主义的一次明确的批驳，从而为在中东、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良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需要使联盟不受任何损害，专心致志地缔造和平。（八·完）
但是，在２月２４日黎明前的黑暗中发起的地面进攻，的确是一次极成功的行动。伊拉克部队溃不成军，美军伤亡之轻令人十分满意。不出４８小时，整个战场上有组织的抵抗就土崩瓦解了。
２月２７日上午，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分析局势。与会者普遍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和政治目标都达到了。我记得，鲍威尔有些激动地说：“我们确确实实正在杀戮数以千计的人。”——即试图沿“死亡高速公路”逃跑的伊拉克人。总统打电话给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将军也认为我们的军事目标已经达到了。当天晚上，即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总统宣布了停火。
停止敌对行动后的最初几周内，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显然基于这样一种压倒一切的战略考虑：避免我们常常称之为“解放伊拉克”的那种行动，我们认为那样做会在地缘政治中造成可怕的后果。但是，当时也存在一种强烈的感情用事的因素。
这一事实从总统所作的结束战争，而不是乘胜追击再打几天这一得到他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一致赞成的决定中看得很清楚。在这期间我们的决策工作受到的各种批评中，对这一决定的批评最无道理。人们很轻易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总统在开战１００小时后作出的下令停火的决定，得到了军方、我们的联盟伙伴、国会以及美国舆论的坚决支持。
一些事后聪明的批评者暗示，倘若当时采取诸如从事隐蔽活动、击落直升机或者占据伊拉克土地不走等等步骤，本来可能有助于我们的长期目标的实现，即确保伊拉克政权不会对该地区的稳定构成威胁。然而在当时，所有这些可能采取的行动都会造成某种危险。一方面，有使美国军队陷入或卷入一场伊拉克内战的危险。不仅如此，我们希望鼓励海湾各国同叙利亚和埃及携手共建该地区战后安全架构。
我们还担心伊拉克会分裂或联盟会解体。战后我们仍像战前一样需要这个联盟。首先，我们获悉，萨达姆·侯赛因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计划要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庞大，也更隐蔽。我们决心利用我们在“沙漠风暴”中取得的胜利把伊拉克政权置于历来制订的最深入的武器检查制度的制约之下，以便把这项计划彻底铲除，不留丝毫后患。
要把萨达姆·侯赛因关进这个笼子，我们需要实施现有的联合国决议，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得到我们所有联盟伙伴的支持。第二，萨达姆的失败是对阿拉伯激进主义的一次明确的批驳，从而为在中东、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良机。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需要使联盟不受任何损害，专心致志地缔造和平。（八·完）
亚太经合组织机构简介
【法新社大阪１１月１４日电】题：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有关的组织和机构简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企业委员会拟成立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的常设顾问小组，将接替今年将期满的太平洋企业论坛。据认为，这个委员会将设在新加坡或菲律宾，并将于明年上半年开始工作。东盟自由贸易区预计它将在２００３年生效。它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三个分区贸易协定之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强经济关系贸易协定它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之间的三个分区贸易协定之一。贸易和投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９３年。韩国去年是该委员会的主席国。它着重研究以下问题：海关手续、标准和标准一致、投资、政府采购、争端调解、放松管制、贸易壁垒、竞争政策、乌拉圭回合各项协定的实施以及原产地规则。新任主席国是新西兰。争端调解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去年提议成立这样一个组织。名人小组今年报告中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呼吁在自愿基础上立即建立这个机构。经济委员会在过去的一年里，它在主席国加拿大领导下，致力于分析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发展基础设施、持续发展和地区经济前景等问题。主席国仍然是加拿大。名人小组该小组成立于１９９２年。它建议亚太地区的工业化成员到２０１０年、发展中成员到２０２０年实现自由、公开贸易和投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去年采纳了这个建议。它在今年的报告中呼吁加速实施和扩大乌拉圭回合各项承诺、成立争端调解处以及强化去年通过的非约束性投资原则。名人小组的负责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膝。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这是１９６８年成立的一个私营企业组织。它的秘书处设在夏威夷。它有１７个成员，其中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１３个成员以及哥伦比亚、斐济、秘鲁和俄罗斯等。没有加入该理事会的五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包括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已经提出了申请。理事会主席是澳大利亚军工承包公司ＡＤＩ公司董事长罗素·芬莫尔。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团体。它成立于１９８０年，秘书处设在新加坡。太平洋企业论坛它成立于１９９４年，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大小型企业的代表组成。中小企业政策协调小组它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部长去年在大阪开会之后成立的。这个小组４月份在雅加达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它的目标是协调中小企业的计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去年认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应优先发展中小企业，并认为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高级官员会议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负责对外事务和贸易的部长举行年会做准备的一系列会议。高级官员特别会议今年开始举行，它着重使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并促进其发展，而让高级官员的例会着重讨论经济和技术合作问题。特别会议着重讨论关税、标准、投资原则和阻碍进入市场的行政障碍等问题。这些特别会议与今年的高级官员会议同时在福冈、札幌和东京举行。南太平洋论坛这是由１５个太平洋国家于１９７１年组成的团体，是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三个正式观察员之一。工作组１０个专门研究下列问题的小组，即贸易和投资数据、贸易促进、科学和技术、人力资源开发、能源、海洋资源、电信、运输、旅游业和渔业。
漫画
（原载《香港联合报》）
五十年前的纽伦堡审判
【德国《世界报》１０月１４日文章】题：５０年前审判主要战犯（作者克努特·特斯克）
纽伦堡战犯审判案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刑事诉讼案。法庭内挤满了人，时间长达一周多，盛况空前。这次审判令世人瞩目，牵动着千万人的心。然而，这次审判也存在一大缺憾：阿道夫·希特勒缺席，他逃脱了法官的审判。
审判收集了５５００份档案，２０万份代替宣誓的保证书，这次规模空前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德国一片废墟，异常混乱，因为罪犯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审讯的难度也是空前的。纽伦堡审判为处理今后的冲突开创了一个司法的和道义上的先例。
首先审判的是希特勒政权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谴责希特勒之流“大批屠杀无辜的人”。１１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德国“有意践踏国际法”。１９４２年１月份，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盟国会议要求惩处对上述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于是，组成了“纽伦堡法庭”。这个法庭的组成是出于对纳粹罪行的厌恶。
此时，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都没有某种具体的设想。他们头脑里有的只是胜利和复仇。斯大林不仅主张消灭纳粹的头目，而且还打算“至少处决五万名德国精英人物”。后来，此话传到丘吉尔的耳朵里，他感到惊愕。认为这是开玩笑。可是，这位英国首相同美国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德尔·赫尔一样，主张采用“拿破仑式解决办法”：对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这些主要的罪犯进行简短的审判。只有罗斯福希望进行“公正的审判”。１９４３年，丘吉尔改了主意，转而同意罗斯福的方针。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要遏制斯大林毫无节制的复仇欲。
但是，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首先造成了既定事实。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他突然接管了政权。五天后，他任命罗伯特·杰克逊担任美国首席检察官。这位５３岁的最高法院法官在此之前已经向国际法学家们直接表明了他对审判战犯的态度。他与其他人相反，认为能找到一部“现有的、公认的法律，并且能够依照该法量刑”。
当时，对成立国际军事法庭持保留态度的大有人在。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杰克逊回避了这场争论，他只谈要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进行惩罚，并指控德国侵略波兰、丹麦、荷兰和比利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他得到四大国伦敦协定的支持，确定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法庭设在纽伦堡，而苏联人曾建议将法庭设在伦敦或柏林，英国人则主张设在慕尼黑。的确，当时的德国只有纽伦堡还有一幢相当完好无损的建筑物。同法国人发生的关于审讯问题的争端已经解决。大家都同意应采用英美的诉讼程序。法国人原来想在起诉时引用全部的证据，但这样做是可笑的，因为当时的事实是，缺少最重要的档案。甚至有自己完全不同性质法律的苏联人最终也作出了让步：他们原来极其认真地认为，自国家首脑们发表雅尔塔声明以来，不仅证明这些被告有罪，而且还要求扩大这种审判，对至少２０万名嫌疑犯提起诉讼。
他们的法律观点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各方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杰克逊在下述两条战线上取得突破：侦查人员获得了成吨的急切需要的证据；在“挪威和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之间，张开了“史无前例的大网”，逮捕了数千名纳粹分子。
盟国搜查名单上列有１００多万人的名字。开始时，它们特别喜欢逮捕火车司机、开电梯者和邮递员：逮捕前者，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具有“元首”的素质；逮捕后者，是因为他们显然是一些穿危险军服的人。但是，不仅这些小鱼被侦查人员收入法网，而且也钓到了大鱼：在汉堡逮捕了里宾特洛甫，在慕尼黑逮捕了弗里克，在柏林抓到了冯克，在奥地利拘捕了卡尔滕布龙纳，在法占区逮着了诺伊拉特，在英占区捕获了绍克尔。美国人在贝希斯特加登附近发现和逮捕了莱，加拿大人抓住了克虏伯。
邓尼茨、施佩尔、约德尔、凯特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德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弗伦斯堡被捕。席拉赫自首，他本不在追捕名单之列，因为美国人以为他死了。戈林先是谋求美国人保卫党卫军，继而打算以“德意志帝国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停火事宜。
记录纳粹大小头目罪行的档案堆积如山。在法官向被告展示这些档案的时候，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其他纳粹分子还住在卢森堡蒙多夫一家宁静的饭店里，继续在耍阴谋诡计，妄图立即获得开释。戈林盘算的是，最糟的也不过是被流放——纽伦堡的法典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惩治方法。这位１．７４米高、体重１１８公斤的胖元帅尚未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始终裹着天鹅绒长袍，消磨时间。他热切地希望，排名在邓尼茨之前，能够被作为头号人物受到尊重。美国首席检察官提出四项指控：搞阴谋，反对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使这些纳粹大人物感到震惊，他们都宣称自己“无罪”。相反，他们对这次审讯非常失望。弗里克甚至希望能够给予他“友好的对待”。案件审理的结果与这些纳粹头目所希望的大相径庭，而且判决比他们原来所担心的还要重。尽管如此，纽伦堡没有成为复仇之地。
这是战胜国的司法机构。但是，它是在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肯定，它同希特勒在胜利的时候所行使的那种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区别。
纽伦堡战犯审判案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一次刑事诉讼案。法庭内挤满了人，时间长达一周多，盛况空前。这次审判令世人瞩目，牵动着千万人的心。然而，这次审判也存在一大缺憾：阿道夫·希特勒缺席，他逃脱了法官的审判。
审判收集了５５００份档案，２０万份代替宣誓的保证书，这次规模空前的审判，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的德国一片废墟，异常混乱，因为罪犯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所以审讯的难度也是空前的。纽伦堡审判为处理今后的冲突开创了一个司法的和道义上的先例。
首先审判的是希特勒政权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１９４１年１０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曾谴责希特勒之流“大批屠杀无辜的人”。１１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德国“有意践踏国际法”。１９４２年１月份，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盟国会议要求惩处对上述罪行负有责任的人。于是，组成了“纽伦堡法庭”。这个法庭的组成是出于对纳粹罪行的厌恶。
此时，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都没有某种具体的设想。他们头脑里有的只是胜利和复仇。斯大林不仅主张消灭纳粹的头目，而且还打算“至少处决五万名德国精英人物”。后来，此话传到丘吉尔的耳朵里，他感到惊愕。认为这是开玩笑。可是，这位英国首相同美国国务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科德尔·赫尔一样，主张采用“拿破仑式解决办法”：对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凯特尔这些主要的罪犯进行简短的审判。只有罗斯福希望进行“公正的审判”。１９４３年，丘吉尔改了主意，转而同意罗斯福的方针。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要遏制斯大林毫无节制的复仇欲。
但是，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首先造成了既定事实。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２日，他突然接管了政权。五天后，他任命罗伯特·杰克逊担任美国首席检察官。这位５３岁的最高法院法官在此之前已经向国际法学家们直接表明了他对审判战犯的态度。他与其他人相反，认为能找到一部“现有的、公认的法律，并且能够依照该法量刑”。
当时，对成立国际军事法庭持保留态度的大有人在。人们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杰克逊回避了这场争论，他只谈要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人进行惩罚，并指控德国侵略波兰、丹麦、荷兰和比利时。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他得到四大国伦敦协定的支持，确定了这次审判的合法性。法庭设在纽伦堡，而苏联人曾建议将法庭设在伦敦或柏林，英国人则主张设在慕尼黑。的确，当时的德国只有纽伦堡还有一幢相当完好无损的建筑物。同法国人发生的关于审讯问题的争端已经解决。大家都同意应采用英美的诉讼程序。法国人原来想在起诉时引用全部的证据，但这样做是可笑的，因为当时的事实是，缺少最重要的档案。甚至有自己完全不同性质法律的苏联人最终也作出了让步：他们原来极其认真地认为，自国家首脑们发表雅尔塔声明以来，不仅证明这些被告有罪，而且还要求扩大这种审判，对至少２０万名嫌疑犯提起诉讼。
他们的法律观点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各方争论了很长时间。后来，杰克逊在下述两条战线上取得突破：侦查人员获得了成吨的急切需要的证据；在“挪威和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之间，张开了“史无前例的大网”，逮捕了数千名纳粹分子。
盟国搜查名单上列有１００多万人的名字。开始时，它们特别喜欢逮捕火车司机、开电梯者和邮递员：逮捕前者，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具有“元首”的素质；逮捕后者，是因为他们显然是一些穿危险军服的人。但是，不仅这些小鱼被侦查人员收入法网，而且也钓到了大鱼：在汉堡逮捕了里宾特洛甫，在慕尼黑逮捕了弗里克，在柏林抓到了冯克，在奥地利拘捕了卡尔滕布龙纳，在法占区逮着了诺伊拉特，在英占区捕获了绍克尔。美国人在贝希斯特加登附近发现和逮捕了莱，加拿大人抓住了克虏伯。
邓尼茨、施佩尔、约德尔、凯特尔和赛斯—英夸特在德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弗伦斯堡被捕。席拉赫自首，他本不在追捕名单之列，因为美国人以为他死了。戈林先是谋求美国人保卫党卫军，继而打算以“德意志帝国全权代表”的身份同艾森豪威尔谈判停火事宜。
记录纳粹大小头目罪行的档案堆积如山。在法官向被告展示这些档案的时候，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其他纳粹分子还住在卢森堡蒙多夫一家宁静的饭店里，继续在耍阴谋诡计，妄图立即获得开释。戈林盘算的是，最糟的也不过是被流放——纽伦堡的法典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种惩治方法。这位１．７４米高、体重１１８公斤的胖元帅尚未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他始终裹着天鹅绒长袍，消磨时间。他热切地希望，排名在邓尼茨之前，能够被作为头号人物受到尊重。美国首席检察官提出四项指控：搞阴谋，反对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使这些纳粹大人物感到震惊，他们都宣称自己“无罪”。相反，他们对这次审讯非常失望。弗里克甚至希望能够给予他“友好的对待”。案件审理的结果与这些纳粹头目所希望的大相径庭，而且判决比他们原来所担心的还要重。尽管如此，纽伦堡没有成为复仇之地。
这是战胜国的司法机构。但是，它是在前所未有的全世界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肯定，它同希特勒在胜利的时候所行使的那种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