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7 月 17 日 · 第 2 版

【时事社东京７月１４日电】题：因“重新下定义”而动摇的日美安全条约
    日美安全条约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日本的战后。以战后５０年为契机，关于该条约的讨论越来越活跃。日美两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以保卫日本为目的的日美安全条约重新下定义，“以便使之也适用于冷战后的亚洲的稳定”（外务省人士语），并打算在克林顿总统今年秋天访日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宣布研究重新下定义的成果。但是，以重新下定义为契机，在对同日本经济摩擦深感不安的美国国内，“废除日美安全条约论”的倾向抬头，并且对企图维持和加强该条约的两国政府产生了震动。
    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下定义，是在美国主导下开始的。在今年１月份的日美首脑会谈时，就已经确认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下定义，并且一直在事务一级进行研究。
    关于促使美国对日美安全条约重新下定义的直接因素，据说去年８月发表的日本的“防卫问题恳谈会”的报告书是“起因”。外务省和防卫厅的干部作证说，“由于报告书中写入了‘多边安全保障’的措施，因而美国政府担心日本由实行日美安全保障转向实行集体安全保障”。而且对于美国来说，还有以下背景：（１）担心由于村山政权的成立，导致废除安全条约；（２）维持面临生存危机的美国国防产业。
    在迄今的事务一级研究中，并没有对日美安全条约进行修正等，而是提出了可适用于冷战后亚洲地区的稳定的方案。具体他说，预计只限于写入重新规定驻日美军经费和缔结物资和劳务通融协定等。
    不过，表面上顺利的日美两国政府的协商，在细节问题上仍存在意见分歧。美国为了避免国内提出“应当废除同不作出军事贡献的日本的安全条约”这样的批评，打算在研究结果中写上物资和劳务通融协定以及战术导弹防御设想等，从而给人以日本作出积极贡献的印象。但是，日本说“不想自寻烦恼”，担心美国对日本的“贡献要求”会刺激国内的反美感情。
    而且加强了保守倾向的美国，也有过激的舆论主张“应当重新认识单方面给日本以好处的日美安全保障关系”。可以预料，如果两国“战后５０年摩擦”加剧，也有可能影响到“重新下定义”。日美安全条约在战后５０年的重要时刻面临着新的考验。

【英国《金融时报》７月６日文章】题：一个空壳（作者伊恩·戴维森）
    欧洲的传统主义者批评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已是家常便饭。目前，由于在波黑问题上的分歧，他们对美国的抱怨已经变得更加严重。他们一度曾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克林顿缺乏经验，但是他们现在的看法并非如此。波黑的战争是５０年来欧洲的第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华盛顿经常同它的欧洲盟国发生冲突。结果，欧洲同美国之间的摩擦达到了有理由担心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将会发生结构性恶化的程度。１９８９年以前，冷战创造了一个强制性力场，它使美国在同苏联及其盟国的对抗中同它的欧洲盟国团结一致。但是现在，美国可以更加自由得多地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外交政策方案中作出选择。
    这种新的选择自由在传统的跨大西洋轴心中显然最为引人注目。一方面，有一种诱惑在引诱美国脱离过去在欧洲作出的承诺和约束。这就是美国一直准备把它部署在欧洲的军队减少２／３的缘故；毫无疑问，这也是华盛顿一直准备在波黑问题上同欧洲陷入一场公开冲突的缘故，因为它并不真正对这场内战感到担心。另一方面，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放弃北约组织，因为该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是它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作用的象征和手段。
    然而，波黑冲突已经对大西洋两岸的信任造成严重破坏，欧洲人如果被迫从波黑撤出，而且美国又不管他们，那么，该大西洋联盟将受到一次它也许不能轻易恢复的打击。但是，即使波黑问题不以最糟糕的方式而告终，要想使北约组织继续有活力也可能非常困难。也许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努力至少会陷入三个绝境。
    第一个绝境来自它本身的军事性质。北约组织是作为一个进行集体防御、制止一个明显的和压倒一切的威胁的军事联盟而成立的。这种威胁的消除已不再需要强制性的团结一致。
    第二个绝境是企图把北约组织重新规定为一个政治机构。一些人企图通过给这个联盟分配一个新的、主要是政治使命的办法来给它注入新的生命。但是这个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
    第三个绝境是北约组织的扩大。它之所以是个绝境是因为它是一个解决假问题的假办法。东欧国家害怕莫斯科有历史原因。但是俄罗斯在车臣面临的困难表明俄罗斯现在并没有——而且在将来难以确定的时间里也不大可能——构成使东欧国家有必要参加北约组织的那种军事威胁，因此，再也不可能回到美好的过去了。北约组织现在是个空壳，美欧之间的特殊关系已经结束。

【《俄罗斯报》７月７日文章】题：我们的改革原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答记者问原编者按乌兹别克斯坦最近三年的发展结果令人信服地证明所选择的经济模式是正确的。乌兹别克斯坦避免了前苏联其它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碰到的大部分问题。过渡时期国内总产值每年下降不到４％。工业生产下降情况１９９３年为１１％，１９９４年为４％，１９９５年将为３％。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情况目前是独联体中最好的。
    问：乌兹别克斯坦的各项指标在独联体中处于领先地位。你们共和国的情况日益引起独联体各国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的注意。我们的许多专家认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模式是成功的。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道路有何特点？
    答：我们所说的发展道路包括五条原则。这些原则是三年半前制定的，并成为我们采用的模式的基础：经济优先于政治；国家是主要的改革执行人；生活各个领域法律至上；强大的社会政策；渐进式地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些原则恰当地反映了本国的发展道路。
    前苏联许多共和国的生活水平都相当高，有的还高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不在此列。我们共和国拥有丰富的矿物和原料资源，人民汗流浃背地在棉田里干活，但仍然贫穷。我们明白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沿着哪条道路继续前进？当时许多人受一种思想的感染，想要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说什么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一切就将美好。
    那时就已清楚，这并不那么简单。应当慎重考虑，制定出构想和战略、目标、计划、实施阶段，而最主要的一点是要看到可能产生哪些不良后果。我在实际工作中历来遵循这条原则。在作出决定之前首先考虑的不是好的结果，而是坏的后果。
    但当时许多政治家没有仔细分析改变体制的不良后果。头脑清醒的人曾说不能这样干，这样干会造成混乱、失控和严重的社会动荡，但得到的回答是：“不必担心，一切都会很好！”
    我们明白，人们已习惯于一定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一下子就使他们改变。因此得出一个结论：不能只顾制定计划，然后叫人们削足适履地去适应这个计划，而是要考虑到他们是否能承受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担。
    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是一种必然包含许多缺点的体制。因此要使我们的改革计划适应乌兹别克斯坦的实际条件。我们力求最大限度地考虑人民的心态、生活方式、传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特点。三年半以来的情况表明，这个立场是正确的。
    问：在前苏联的许多共和国，改革都进行得很困难，某些国家的改革则彻底失败。人们已疲于等待，对正常生活是否能到来已失去信心。你们国家的人是如何经受过渡时期的？
    答：在宣布市场经济的主张时，人们表现平静。但到了事情触及他们的直接利益和出现失业时，人们就开始感到市场关系并不是糖果，不可能自动达到奥地利或者瑞典的水平。在某些国家里发生的情况，我认为是对改革的损害。这种现象将来会对经济改革的进程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
    对于我来讲，三年半的总结最重要的一点不是增长指标和前进的表现，而是我们的人民承受住了改革。当然，他们很困难，但我们正努力克服缺点。我们对此有所准备。我在谈话开始提到的五条原则中，有一条是实行强大的社会政策，这并非偶然。

【俄罗斯《自鸣钟报》７月１５日文章】布琼诺夫斯克事件改变了克里姆林宫上层的力量对比。原以为不可动摇的叶利钦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他开始丧失其主要支柱——仅仅服从于他的那些强力部门。是谁撤掉了“１９９３年秋天俄罗斯英雄”内务部长叶林？杜马的决议从形式上对总统是毫无约束力的，他完全可以仅撤换二等角色了事。总理根本支配不了“总统钦定干部”。
    俄罗斯战略分析和预测中心主任奥利尚斯基认为，过去人们常说，俄罗斯有两个半政府，有的部由总统领导，有的从属于切尔诺梅尔金，另一些则部分由议会控制，那么，现在总理逐渐把政府抓到了自己手里。国家杜马的阵地也加强了。议员们大喜过望：总统竟然会根据他们的要求，“交出”几个人。议员们现在在斟酌新形势，如何在未来的竞选中更好地加以利用。最有可能的是，议会继续对政府开展宣传攻势。切尔诺梅尔金将在７月１９日提出明年预算，到时候议会可能再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政府虽能挺得住，但这种举动会动摇其威信。连不熟悉政治的选民，只要看看报纸和电视，也会捉摸到总统、总理和杜马间的势力范围再分配。但是，有些重要变化到目前为止只有专家才发现。最近几年来，寡头政权指望的是无精英政治。它不需要精英。车臣战争开始后，法律专家和其他人文科学人才都被赶出门外。
    布琼诺夫斯克事件迫使当局求助于精英。另一方面，切尔诺梅尔金寻求地方领袖的支持，在竞选运动中将指望他们。这种支持的代价是，政权将进一步非集中化，邦联倾向加剧，这是１９９１年开始的解体机制的继续。解体不仅在国家一级进行，还在社会和个人观念一级进行。传统的价值观念体系崩溃。社会上恐惧、好斗情绪上升，对政权日益失去信任。到秋季，可能会爆发自发的抗议浪潮。

【香港《亚洲周刊》７月７日一期文章】题：越南共产党如何保住政权
    三个月前，越南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国有企业法议案，这项议案已经过３３次修改。一位知情人说：“这是一个折衷产物。就连财政部草拟此项议案的人也说不准它能否贯彻下去。”如何对待国有公司的问题，只不过是越南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之一。越南自１９８６年开始进行改革以来，已经朝着实行市场经济的方向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在执政的政治局中居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得包括总理武文杰在内的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员很难推行一些有可能削弱共产党权力的改革措施。越南迄今进行的改革几乎全都是经济方面的改革。
    批评者指责说，越南的立法工作薄弱，政策放任自流，国家仍在经济活动中居主导地位，这种糟糕状况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强大的保守派仍很得势。河内虽然已经把国有企业的数目从原来的１．２万家减少到了７０００家，但它显然仍想使剩下的国有企业继续发挥核心作用。
    改革将会慢慢来临。越南共产党明年将召开关键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届时总书记杜梅和总理武文杰预计都会退休。推动经济改革的重要人物、副总理潘文凯据传要担任下届总理。另外一颗上升的明星是政治局委员、经济学家范世阅。一些潜在的改革者正在等待时机。
    事实上，政治上的这种铁板一块的状况可能正在开始破裂。越南有７２００万人口，半数以上的人的年龄在２１岁以下，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摩托车。越南共产党１９８９年一年共吸收了１０万名新党员，但现在吸收的新党员人数只及１９８９年的１／３。许多越南人现在一心只想赚钱，根本不把政府的权威放在眼里。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购买东西只能用越南货币，不得使用美元，但老百姓基本上都置之不理。官员普遍贪污腐败，这也使人民极其不满。
    武文杰一直力图保住政府的名声，他采取的办法是打击腐败现象和革除文牍主义。今年２月，他下令拆除了在河内红河大堤畔非法修建的２００余套豪华别墅。这些别墅是河内市的一些贪官污吏批准修建的，在施工过程中造成防洪大堤出现缺口。越南当局说，政府将此事曝光，这说明越南政治制度的公开程度并不像批评者们所说的那么糟。这可能是事实。越南的报纸常常严厉谴责一些官僚无能。但是不同政见仍受到限制。
    但是，只要经济保持繁荣，政府就能继续压倒其敌手。国家主办的工商会的一位负责人说：“越南共产党在成功地使越南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它能继续领导国家这样走下去，它没有理由会丧失政权。”许多邻国的政府大概都会赞同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