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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95 年 5 月 11 日 · 第 6 版

本页目录(5 篇)

癌症患者的勇气和温情

【德国《明星》画刊4月20日一期报道】题:给人以勇气和安慰
    伊莎贝尔·察赫尔1992年11月去世前两天写道:“我给了许多人勇气,以我乐观的精神使许多人失去了对死的恐惧感。”她死前写下的这最后一句话促使其母亲克里斯特尔·察赫尔下决心写一本书,并在书中发表她生前的日记和书信。这本书1994年出版后成了畅销书,书名为《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克里斯特尔·察赫尔在书中同女儿进行了对话。书中谈到了伊莎贝尔最后一年的情况,她与病魔抗争的顽强毅力,谈到了希望和失望,谈到了幸福的时刻和成长过程,以及她坦然告别人生的情景。
    该书在德国已销售20万册以上,在9个国家翻译出版,其中在日本的发行也大获成功。现在又签了译成另外10种文字的合同。今后几个月美国和法国都将出版这本书。
    克里斯特尔·察赫尔收到的信件装满了两个文件夹。年轻人在信中告诉她,这本书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一些与自己的孩子一起同癌症作斗争的父母,在信中寻求她的安慰。有些母亲在死了亲生孩子后问她如何才能继续活下去。这些信使她深受触动,她说:“这么多的信任令我十分感动。但是,我不能除现有的工作外再担任生活顾问。尽管如此,我还是回答了每一封来信,其中有的回信写得十分详细。”
    书的成功使她有了成立一个“伊莎贝尔·察赫尔基金会”的勇气。1995年3月份起基金会开始运作。它将用得到的捐款为癌症儿童提供心理咨询的费用。

迷惘的东欧文艺界(三)

政府断奶的做法几乎使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响。过去曾有共产主义王冠之珠之美誉的捷克和波兰电影业与1989年以前相比,产量下降了一半。西方电影(主要是美国的电影)发行量扶摇直上,占东方集团国家首都电影市场的3/4,而在匈牙利更是达到了令人震惊的92%的程度。一度生意兴隆的录音公司出售给了西方一些大公司,如美国无线电公司。纪念碑和博物馆遭到冷落。在捷克共和国,文化部长季格里德最近表示将国家有形财产列为最优先保护的目标,他说:“如果现在不这样做的话,就会为时晚矣。”
    西方提供的基金迄今还没有一笔用于资助正在进行的文化活动。挂在每个人嘴边上的话都是“赞助”,人们把它想象成来自在本地投资的西方公司或本地新富们的意外收获。文化界中鲜有能够开发商业资源的经纪人。
    东欧文化界出类拔萃的人才也不能指望西方乐善好施的人来帮助解决赤字问题。甚至匈牙利裔美国亿万富翁乔治
    ·绍罗什也主要是资助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和纯科学家,这使那些画家和音乐家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东欧和中欧许多有造诣的人或许可以指望有人慷慨解囊,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如愿以偿的。波兰评论家亚采克·谢拉茨基说:“人们越来越明白这一点,即自力更生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在不景气的东欧电影业中,少数制片人和导演与西方公司合作赚了些钱,也拍出了一些优秀影片。最著名的当属卢·吕温。这位波兰制片人成立仅三年的“遗产影业公司”与斯皮尔伯格合作拍摄了《辛德勒的名单》一片(吕温引用了斯皮尔伯格曾对他说过的话:“你是欧洲最棒的,我是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在一起什么干不成呢?”)。更早些时候,导演克日什托夫·凯希洛夫斯基(他也是一位波兰后裔)在法国人的资助下拍摄的三部曲《蓝》、《白》和《红》受到欢迎。在布达佩斯,制片人桑德罗
    ·西马的电影公司也在追赶这种融资潮流,与任何能找到的外国伙伴进行合作。西马去年利用筹集到的资金拍摄了《永远不会死去》一片,这是匈牙利多年来出产的最好的一部影片。(三)

巴黎歌剧院的新指挥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3月7日文章】题:巴黎歌剧院的新指挥
    在3月初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去年8月出任巴黎歌剧院院长的于格·加尔向记者们介绍了德国科隆市的音乐总监詹姆斯·康伦。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位纽约出生的指挥家将担任巴黎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并至少担任到本世纪末。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关键词是“内行当权”。首先,加尔是个内行,他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一直从事管理歌剧院的行当。他先在巴黎歌剧院罗尔夫·利伯曼当了10年得力助手,后又在日内瓦的大剧院当了15年院长。
    对于康伦来说,“内行”一词当然是适合的。尽管到3月18日他才年满45岁,但在过去的25年里,他已经使自己名利双收。他是纽约朱利亚特音乐学院的毕业生。当他还是22岁的学生时,他就在著名女高音玛丽亚·卡拉丝的眼皮底下指挥了《波希米亚人》。两年后他成了指挥纽约爱乐乐团音乐会的最年轻的音乐家。1976年,他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执棒。到目前为止,他已在该剧院指挥了200多场演出。
    在欧洲,他于1983年至1991年间担任了鹿特丹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从1989年起,他出任科隆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不久又担任了该剧院管弦乐团的团长。这两个职位历来是由不同的指挥担任的,但从1990年起,改由康伦一人兼任。在此期间,他以客座指挥的身份成功地与欧美大多数主要乐团和歌剧院进行了合作,他的音乐行囊中包括了50多出保留剧目。
    身材瘦削、长着黑色头发的康伦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他说,不久将踏进巴黎歌剧院这块是非之地并没有使他“感到胆怯”,他期望着和加尔这样的专家合作。他微笑着说:“我希望能在这儿以我惯用的方式工作。”
    由于巴黎歌剧院错综复杂的历史、尤其是不久前美籍韩裔指挥郑明恒(小提琴家郑京和之弟)的愤而离去,对康伦的任命引起了人们异乎寻常的关注。郑明恒为振兴80年代末奄奄一息的巴黎歌剧院管弦乐团出了大力,他在公众以及乐团内有不少崇拜者。
    康伦将从5月份开始担任院长音乐顾问。从1996年8月起,他的头衔将改为巴黎国家歌剧院(巴黎歌剧院的全称)常任指挥,“根据院长的授权,他将负责歌剧院的音乐事务(包括管弦乐团和合唱团)”。

爱丽舍宫隔墙有“眼”

【法国《解放报》4月23日文章】题:能注视爱丽舍宫的双层套间
    阿兰·特朗波格利里得意洋洋,因为总统是他的邻居。他从其第6层的阳台俯视爱丽舍宫。从与悬挂的国旗一样高的树丛中仔细观察共和国的接待室。每天一清早,擦玻璃门窗的清洁工就肩扛梯子,走进接待室。在那里,他们把桔树移走,换上柏树,一年换两次。在那里,每逢星期三,内阁开会之日,服装店就常来设摊卖衣服。
    有些规矩是不能改变的。共和国卫队和警察定时换班,早晨换班是在晨号声中进行的。阿兰·特朗波格利里听这种号声已经听了7个年头了。
    他把他的住地位置变成了一棵摇钱树。他办的《爱丽舍宫报道者》的销售对象是各个大使馆、议会和权势集团。他宣称销售量达到2.5万份,每份售价40法郎。
    他说:“我像是住在同一层楼里的邻居,终于知道了我对面人的习惯。”他还能对这些习惯大加评论,如总统下阶梯的姿势、别人帮总统穿大衣的情况,总统跟人说话的情形,等等,总之,他能对一些小的细节大作文章。
    早晨敲8点的时候,电动打蜡机就在前厅里来回打蜡。在台阶玻璃窗后边,两个卫兵各就各位,等着迎接巴拉迪尔。最后一个阶梯上装有扫描器。8点15分,爱丽舍宫发言人于贝尔·韦德里纳首先到达。接着而来的,是总统的女顾问,高等教育和研究部长的女顾问。特朗波格利里评论说,总统女顾问安娜的大腿是“爱丽舍宫最美的大腿”。9点20分,爱德华·巴拉迪尔到了,他腋下夹着一个蓝色档案夹。其他人随后才到。今天,进入爱丽舍宫的芝麻杏仁甜饼是绿色的。吉罗(劳动部长)和拉马苏尔(欧洲事务部长)走在里圈。在十来分钟的时间内,主要人马都到齐了。这在栅栏门处几乎造成交通堵塞。最后到的,是图邦(文化部长),他跟往常一样,迟到了。接待员赶忙给他脱下大衣。这时是10点30分。新闻记者在雄伟壮丽入口处左边的小门前排成长队,进入院内。特朗波格利里得意地说:“我很少错过一个重大事件。”他的邻居下个月要更换,他正焦急地等着下一个邻居。

莫斯科将建世界最高大楼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4月20日文章】世界公认的摩天大楼只有8座,其中3座在美国
    ——帝国大厦(381米)、世贸中心(420米)、西尔斯大厦(443米)。其余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目前最高的建筑物是加拿大多伦多市中心的国家电视塔(553.3米)。
    多伦多的国家电视塔很快就将让位。莫斯科将建造一座648米高的摩天大楼,它将是迄今为止最高的大楼。
    根据设计,这座大楼为115层,楼中有饭店、观光平台、写字间等设施,将有61部电梯供升降之用。
    该大厦的名称是“俄罗斯大厦”,总设计师是著名建筑师索尔。
    目前施工场地已清理完毕,第一期工程将于今年动工。全部工期约为7—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