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 年 9 月 17 日 · 第 8 版

【美国《纽约时报》９月１０日文章】题：在变成一片汪洋之前发掘出古代文物（作者菲利普·谢农发自宜昌）
    中国的考古学家正在同时间赛跑——他们在长江两岸的红土地上正向深层挖掘，以便拯救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的文物。否则的话，这些文物就将永远埋葬在全世界最大的水坝将形成的一座大湖的湖底。
    这个项目——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考察发掘工作将集中成千上万名考古学家，在长江两岸总面积达３００多平方英里的地区展开，而发掘的规模也许只有这座大坝工程本身才能与之相比。
    负责监督文物发掘工作的宜昌国家考古博物馆馆长姚先生说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考古工作者必须赶在大坝在２０１３年竣工之前分阶段地完成考古发掘工作。姚先生说：“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把这些文物保存下来，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祖先。”中国考古学家说，６０年代埃及在修建阿斯旺水坝时也对库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考察发掘工作，因为尼罗河两岸也有着代表埃及数千年文明史的无数文物。在联合国发起的一场国际运动的帮助下，埃及人把已有３０００年历史的阿布辛拜勒神庙搬到了一个新地点。中国人认为他们需要至少是一场同样规模的国际努力来帮助他们拯救这些文物。
    发掘工作的初步预算是近１．８亿美元。政府考古学家说，他们希望联合国和外国研究人员参加他们的发掘工作并提供经费。
    宜昌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们数年前就在沿江一带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说，迄今为止的发现证实了这样的理论，即长江就像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
    中国的考古人员对自己是否有充分的时间、人力和资金对长江两岸尚未发掘的数百平方英里的地区进行同样细致的发掘，感到没有把握。
    有若干处大的古迹已经决定要保存，其中包括多座石庙，也就是说要把它们拆开运到新的地点再重新装配起来。
    姚馆长说：“我们希望全世界都来帮助我们拯救这些珍宝，因为这些文物古迹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张光远译）

【香港《华侨日报》９月１１日文章】题：中国应该引进印度的“牛文化”——从印中两国食物营养说起（作者印度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教授谭中）
    中国是全球“吃”的大户，很多中国食品和中国饮食习惯都已经在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传播。可笔者发现中国一般人的食物颇有缺点。一则主食量过多，尽是淀粉，再则是猪肉统治、脂肪及胆固醇过高，却缺少鲜奶和奶制食品，没法享受含高蛋白、多维生素、矿物质的丰富营养。
    相对而言，印度的食品倒有其优点，吃素的人，吃粗面饼，多喝鲜奶。在印度生了病，或发烧或消化不良或尿道感染，都喝酸奶调养。
    目前中国媒体商业广告中，以药品和补品最多，给人的印象是一般人体质虚，营养不全，病痛多。根据保健专家研究，定时作息、活动锻炼和营养全面是强身之道，不需任何补品。如果平时食物营养不平衡，不全面而多吃补品，则是舍本求末。我看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有改革开放的必要。
    印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最近几十年中也有“三大革命”值得大书一番。最初是绿色革命，解决了粮食自给的问题；继之是白色革命，解决了鲜奶和奶品自给的问题；目前正开展蓝色革命，水产大增，使印度变成鱼虾出口大国。
    欧美西方是吃牛肉、喝牛奶的牛文化。牛只吃草，不吃粮，没有猪那么奢侈，从印度的经验来看，是发展经济的好伴侣。对印度农民来说，牛就是摇钱树。印度政府扶贫的措施之一，就是银行贷款给贫农买牛。
    最近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湖南省如何向２１世纪发展的专题报道，洋洋８０００字中却没有一个“牛”字。笔者不能不对牛在湖南发展战略中的消失而伤感。凡是到过湖南的人对那种山外有青山的景致一定不会忘怀，在那辽阔的山坡上，养它几百万头牛是不难的，可是湖南农业发展战略却只有三个字：“粮棉猪”。
    其实江西、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都是宜牛的自然环境。牛文化早一日进入中国，让每个中国人喝上新鲜牛奶，吃上香酥的牛排，而农民又增加一株牛摇钱树，岂不是一本万利吗？

【台湾《联合报》９月１３日报道】省长选举还未正式登场，但几近谩骂式的“政见会”，早已开锣。
    面对这场所谓第一次的省长选举，不仅１０００多万省民关切，朝野政党更不敢掉以轻心，文宣、组织战次第展开外，自认为最有希望的参选人也都出场。未演先轰动，应该是很好的形容。
    省政经纬万端，主其事者必须深入了解民意，并能有所擘划，因此走入基层，又与民众充分沟通，绝对有必要。在访问、演讲过程中，若只是骂他人骂得痛快，不谈省政建设理念，实在值得商榷。
    至少选民应该知道，选省长不是选骂得爽就好的人。

【墨西哥《至上报》８月２０日文章】题：当铺在中国城市中相继恢复且生意兴隆
    中国各大城市相继恢复了当铺，北京首家当铺也在数月前开业，而且生意兴隆。
    中国典当行业的恢复，得益于“大锅饭”时代的结束和“发家致富光荣”政策的实行。与银行相比，现在在当铺，人们能更迅速地获得资金，手续也比较简单。但当铺的钱，利息很高，月息为５％。
    汽车、移动电话甚至成套住宅现在通常是当铺顾客的抵押品，他们由于企业缺少资金以支付工资和贷款，或者为了摆脱企业间的债务，才来这里寻求解决办法。
    在南京市，光顾当铺的人中有７５％是私人企业家和股民们，另外的２５％是国有企业、合资或外资企业的人员。
    在像北京西单那样狭窄的街道上，某些服装摊位的摊主们，现在将夏季卖不掉的衣物典押在当铺，以便购进在秋季推销的服装和物品。
    北京的当铺在开张后的数月中，已借出８００万元人民币，主要是借给了那些遇到麻烦的企业家。也有人在这里当了自己的家用电器、首饰、古董和皮衣，以解燃眉之急。
    中国的当铺最早出现在历史上最繁荣的唐朝，迄今已有１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中国迄今已有５００多家当铺，它们大多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珠海等沿海城市，其中不乏违法经营的事例。由于缺乏资金和其他保障，一些当铺不得不关门停业。（李福祥译）

【埃菲社北京８月３０日电】题：烤鸭，北京烹饪的名牌
    北京烹调远不像广东菜肴那么具有丰富的想象，也不像川菜因辛辣而备受青睐。北京拥有自己的名牌——烤鸭，而品尝烤鸭最好的店堂是天安门附近的全聚德烤鸭店。一些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社会名流及平民都喜欢光顾此店就餐。整个店堂的建筑风格仍具有４０年前苏联建筑师留下的印记。
    在烤鸭店就餐的价格不尽相同，从４００元（４７美元）到１６００元（１６８美元）不等。用鸭子制做的各种菜肴和用中国特有的烹饪技能制做的开胃大菜被拼摆在台上。在进餐之前，厨师长才片烤鸭。
    全聚德烤鸭店是一位以卖鸭和鸡为生的名叫杨全仁（音译）的小贩于１８６４年创建的。１６３０年，一位名叫刘若愚（音译）的宫廷太监写了一本书，名为《皇帝最喜欢的菜肴》，书中谈到皇帝喜欢吃的菜有鸡、鹅和鸭子，尔后，烤鸭的制做技术才在京城问世。烤鸭所需的相当一部分鸭子是来自北京的白鸭。北京鸭是人工以填压式喂养的，所以肉质特别，出炉后的烤鸭鸭皮焦脆，但肉却很鲜嫩。
    烤鸭必须用各种果树木料，如苹果树、梨树、枣树和柿树等。这样可以使烤鸭具有特殊的香味。鸭子是去头、去内脏后直接在火上吊烤。为了使去内脏的鸭子不那么疲软，要从翅膀下注入空气，同时又要避免过份膨胀使之爆裂，然后用料酒喷洒鸭身使烤鸭的颜色更为鲜亮，在放进烤炉前向鸭腹内注入滚烫的开水。
    烤鸭所剩内脏和其他部分可制作４００多种以上的菜肴。事实上，全聚德烤鸭店要准备一次以烤鸭为主和配有１６８种以鸭子制作的宴席，其准备工作就需要６个班次３天才能完成。其工艺复杂和精细由此可见一斑。一次鸭全席，除去用１２道工序制做的烤鸭之外，还配有７２道热菜，４８道冷拼和３０种甜食。（马润芝译）

【新加坡《联合晚报》９月９日报道】（作者石一民）重庆是个山城，坡陡坎多，梯高巷深，交通运输多有不便。于是在新兴的打工潮中，拥进了一支特别的街头打工族——棒棒军。他们用绳系住一根扁担，搭在肩上，将扁担紧贴在身后。他们或伫立车站，或守候码头，或徘徊店门口，或奔走街衢巷甬。他们衣衫单薄，神情忐忑，眼里充满期待。人们需要时，只消喊一声“扁担”或者“棒棒”，他们便如闻号令，迅疾赶到眼前。棒棒军无所不包
    棒棒军的拥入给重庆人带来了许多方便。搬家时，可雇棒棒军搬移庞大的衣橱桌椅、洗衣机、电视机，沉重的书籍被褥等，五六个棒棒只要一个上午就解决了。还有，出远门时行囊一大堆，喊个棒棒军就可代你送到机场或火车站。更有甚者，家里老人病急，坐出租车太贵，便喊个棒棒背着便往医院跑。
    此外，粮店卸米，拆除旧房等，都能请棒棒军代劳。换句话说，棒棒军是无所不包，样样皆行。
    华灯初放的山城比白天更美，霓虹灯变幻着五彩荧光。忙碌了一整天的“棒棒军”在一天的最后时分依然怀揣希望，夜市也是他们寻找生意的地方。他们不想家只想挣钱。
    直到夜色深沉，当城里人都钻进温暖的被窝做着甜梦时，“棒棒军”也回他们自己的“窝”了——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靠墙一溜“通铺”，十几个汉子挤在一起。房子备有草席、被子以及盥洗用品。若问他们夜里想家吗？出乎意料，回答是：不想。想什么呢？就想多挣点钱。希望能圆“都市梦”
    就像内地人一拨一拨地往深圳、海南拥一样，也许“棒棒军”还要在这个城市里存下去，生存的欲望使他们父带子、兄携弟拥向这里。诚然，他们有的不懂城市交通规则，不懂卫生管理条例，时常有接罚款单的事；或者，他们因长年的贫困，衣衫不整，面呈菜色，有碍都市观瞻。
    “棒棒军”进城，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现象，是重庆山城独有的“特产”。他们背井离乡，谋生艰难，处境令人同情。因此，城里的人没有理由轻蔑他们。正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希望城里人给他们以平等与公道，让他们早日能圆这个“都市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