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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冲突溯源
【路透社乌克兰辛菲罗波尔１月１６日电】克里米亚半岛在两千多年的动荡历史上曾几次易手并发生过多次激战。
黑海岸边的这块亚热带地区最初是现今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居住地。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在沿海地区建立定居点，后来哥特人也建立过定居点。
１４４３年克里米亚受到土耳其影响，并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这个汗国一直维持到俄罗斯１８世纪进行殖民扩张占领克里米亚之时。
１７８３年，俄罗斯统治者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港，作为黑海舰队司令部。这个港口今天仍具有战略意义，许多俄罗斯人声称这个港口属于俄罗斯。
这个半岛在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６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为冲突区。这场战争是由于土耳其拒绝俄罗斯的最后通牒引起的。俄罗斯在通牒中要求克里米亚的东正教教徒受莫斯科东正教会管辖。
土耳其在法国和英国帮助下打败了俄罗斯军队，敖德萨被夷为平地，在被围困近３５０天后，俄黑海舰队舰只在塞瓦斯托波尔沉没。
根据后来签订的和约，俄罗斯不得不同意永远不再建立另一支黑海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被占领，１９４５年成为雅尔塔会议的地点，欧洲被分为西方势力范围和苏联势力范围。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４年把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作为象征俄罗斯和乌克兰３００年团结的“赠礼”。
乌克兰１９９１年独立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开始鼓吹就克里米亚重新回到俄罗斯怀抱举行公民投票。
乌克兰当局通过让克里米亚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缓和了紧张局势，公民投票因此被取消。但是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又重新激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占７０％。
俄罗斯议会在１９９２年７月几乎一致通过宣布塞瓦斯托波尔为俄罗斯领土的决议，这激怒了乌克兰人。他们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谴责。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黑海舰队归属权问题上继续争吵，基辅１９９３年９月同意考虑把黑海舰队的一半卖给俄罗斯，用来偿还欠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债款。
克里米亚地方议会于１９９３年底同意１９９４年１月举行总统选举，参加总统选举的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一个人支持把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
黑海岸边的这块亚热带地区最初是现今乌克兰境内的一个居住地。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在沿海地区建立定居点，后来哥特人也建立过定居点。
１４４３年克里米亚受到土耳其影响，并建立了克里米亚汗国，这个汗国一直维持到俄罗斯１８世纪进行殖民扩张占领克里米亚之时。
１７８３年，俄罗斯统治者建立了塞瓦斯托波尔港，作为黑海舰队司令部。这个港口今天仍具有战略意义，许多俄罗斯人声称这个港口属于俄罗斯。
这个半岛在１８５３年至１８５６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成为冲突区。这场战争是由于土耳其拒绝俄罗斯的最后通牒引起的。俄罗斯在通牒中要求克里米亚的东正教教徒受莫斯科东正教会管辖。
土耳其在法国和英国帮助下打败了俄罗斯军队，敖德萨被夷为平地，在被围困近３５０天后，俄黑海舰队舰只在塞瓦斯托波尔沉没。
根据后来签订的和约，俄罗斯不得不同意永远不再建立另一支黑海舰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里米亚被占领，１９４５年成为雅尔塔会议的地点，欧洲被分为西方势力范围和苏联势力范围。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４年把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作为象征俄罗斯和乌克兰３００年团结的“赠礼”。
乌克兰１９９１年独立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开始鼓吹就克里米亚重新回到俄罗斯怀抱举行公民投票。
乌克兰当局通过让克里米亚享有“自治共和国”的地位缓和了紧张局势，公民投票因此被取消。但是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又重新激起了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占７０％。
俄罗斯议会在１９９２年７月几乎一致通过宣布塞瓦斯托波尔为俄罗斯领土的决议，这激怒了乌克兰人。他们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谴责。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黑海舰队归属权问题上继续争吵，基辅１９９３年９月同意考虑把黑海舰队的一半卖给俄罗斯，用来偿还欠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债款。
克里米亚地方议会于１９９３年底同意１９９４年１月举行总统选举，参加总统选举的所有候选人中只有一个人支持把克里米亚归还俄罗斯。
往事琐忆：沙米尔下令杀战友
【法新社耶路撒冷１月１５日电】题：沙米尔承认，他曾在１９４２年下令杀害一位战友
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在回忆录中承认，１９４２年他担任一个秘密组织的军事首脑时曾下令杀掉一个反英战友，名叫埃利亚胡·吉拉迪。
《新消息报》刊登了沙米尔回忆录的摘要，题为《帐都算完了》。
沙米尔的回忆录说，吉拉迪主要建议向特拉维夫犹太人的反英示威者队伍扔手榴弹，以便“引起占领者的仇恨”，或杀害犹太领导人。
沙米尔解释说：“他对秘密组织的存在构成了危险，不仅因为他向英国当局泄露了秘密，而且因为他好说谎。我知道，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我必须作出决定。
“翌日，我同该组织的其他二三名成员作出了枪杀吉拉迪的决定。”不过，半个世纪以来，沙米尔一直拒绝披露谁杀害了吉拉迪。
以色列前总理沙米尔在回忆录中承认，１９４２年他担任一个秘密组织的军事首脑时曾下令杀掉一个反英战友，名叫埃利亚胡·吉拉迪。
《新消息报》刊登了沙米尔回忆录的摘要，题为《帐都算完了》。
沙米尔的回忆录说，吉拉迪主要建议向特拉维夫犹太人的反英示威者队伍扔手榴弹，以便“引起占领者的仇恨”，或杀害犹太领导人。
沙米尔解释说：“他对秘密组织的存在构成了危险，不仅因为他向英国当局泄露了秘密，而且因为他好说谎。我知道，在这个关键性问题上，我必须作出决定。
“翌日，我同该组织的其他二三名成员作出了枪杀吉拉迪的决定。”不过，半个世纪以来，沙米尔一直拒绝披露谁杀害了吉拉迪。
并非发思古之幽情
【新加坡《联合早报》１月１９日文章】题：谁是田中角荣第二？（作者古一寺）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叱咤日本政坛风云数十年，创造了轰轰烈烈的“田中时代”。本来，这个时代应该随着田中角荣的死去，而正式划上句号。但是，不少日本人似乎不愿意看到这个时代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意想不到的是，在田中身后，会形成一股不小的“田中角荣热”。成为热门话题之一的是，田中角荣与“金权政治”。田中角荣是日本“金权政治”的集大成者，他的“金钱等于权力”的至理名言，在日本政界被奉为座右铭。建筑商出身的田中，相信金钱万能，他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与田中同时代的国会议员，不分朝野，很少人没有接受过他的金钱馈赠。在日本的宪政史上，田中有两项记录是空前绝后的。第一项是，由于洛克希德丑闻５亿日元受贿案的曝光，作为“首相犯罪”被逮捕和判处有期徒刑。第二项是由田中向国会提出，并被接受通过的法案共计７２件，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有人认为，这两项记录都与金钱有关。前者不必说，后者的７２件法案亦无不是用钱换来的。田中角荣于１９７２年以５４岁战后历任首相中最年轻的年龄，接掌日本政权。但是，他的首相宝座，说穿了也是用钱买来的。为了竞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共投入６０亿日元收买选票。当时的行情是一张选票约值２０００万日元。田中角荣最后以２８０票击败最有力的政敌福田赳夫而当选。
据当事者回忆说，当初田中角荣为了收买地位居举足轻重的中曾根派（５０人），拿出了１０亿日元。福田赳夫仅准备了２亿，因此败下阵来。
田中角荣２８岁踏入政界，到７１岁离开政界，在从政的４３年当中，应该说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钱给他带来荣耀，但也使他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人们还感到兴趣的是，这位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拜金主义者为他的家族留下多少遗产？有人估计，田中角荣的遗产总额约在２００亿左右。其中四分之三是物业，另外是美术珍藏品、股票和高尔夫会员权。
按道理，可以继承这笔遗产的是三个人，即第一继承人，比田中角荣大８岁，已经８３岁的田中夫人。还有就是他的独生女儿，在去年７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田中真纪子和被田中收为养子、也是田中真纪子夫婿的田中直纪。不过，现在围绕这笔遗产又出来了三个人。他们是田中角荣４２年前与３６年前与艺妓辻和子所生的田中京和田中祐兄弟，以及３５年前，与被称作田中派的老板娘佐藤昭子所生的女儿佐藤敦子。按照日本的有关民法规定，虽然他们三人不是嫡传，但也有权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然而问题是，田中真纪子不愿意认这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由此来看，为了这笔巨额遗产，一场对簿公堂的田中家族纠纷是很难避免了。田中角荣一方面是自民党“金权政治”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却也被称为日本战后，继吉田茂首相之后最富有个人魅力和成功的政治家。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在这股“田中热”中提出另一个热门话题：谁是田中第二？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日本政坛，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田中角荣？田中角荣任首相期间，曾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大胆地对改造日本国土提出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主导下，日本列岛开山筑路大兴土木，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经济”。新干线的开通和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四通八达，牵引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城市和乡镇地方的所得差距日益缩小，消费生活水准平均化，使得整个都市型态的生活方式遍及全日本。日本汽车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列岛改造论”，尤其是城镇农村，掀起买车的热潮，使日本全国的汽车普及率在１９８０年达到９７％。“日本列岛改造论”实施不久受到舆论的强烈批判，因为许多人都以“列岛改造论”为政府计划蓝本，开始下乡投机收购土地，使得地方土地价格暴涨，有人将上越新干线讽刺性地称作田中新干线。
这项计划受到１９７４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不久之后，田中角荣辞职的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田中的若干主张仍然实现了。如今高速公路已经通往乡间，减税措施促使一部分的工业搬离大城市；有些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比东京、大阪还要快；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克服了由于高速增长而遇到的麻烦，为后２０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两年，民间要求降低所得税扩大公共投资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政府对此一直“前怕虎后怕狼”，不敢采取大胆的措施刺激经济复苏。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人开始回忆“田中时代”，希望出现“第二个田中角荣”，以果断和雷厉风行的手腕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迷状态。
田中角荣另一项功绩是，在１９７２年９月冲冲破各种压力，率领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前往北京访问，并和中国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田中角荣这“勇敢的一步”，不仅使田中角荣的名字和中国连在了一起，而且使日本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争取了主动，在先进工业国家中提高了发言地位。
在提出“谁是田中第二？”时，人们眼光落在了细川首相、羽田副首相以及提出“日本改造计划”的小泽一郎这三个人的身上。他们在自民党执政的时代，曾经都是田中派的青年精英，可以说，都是田中的学生。当然，他们应该继承田中角荣值得被人怀念的一面，而决不是令人讨厌的田中式的金权政治的一面。细川狗年遇狗（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叱咤日本政坛风云数十年，创造了轰轰烈烈的“田中时代”。本来，这个时代应该随着田中角荣的死去，而正式划上句号。但是，不少日本人似乎不愿意看到这个时代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意想不到的是，在田中身后，会形成一股不小的“田中角荣热”。成为热门话题之一的是，田中角荣与“金权政治”。田中角荣是日本“金权政治”的集大成者，他的“金钱等于权力”的至理名言，在日本政界被奉为座右铭。建筑商出身的田中，相信金钱万能，他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与田中同时代的国会议员，不分朝野，很少人没有接受过他的金钱馈赠。在日本的宪政史上，田中有两项记录是空前绝后的。第一项是，由于洛克希德丑闻５亿日元受贿案的曝光，作为“首相犯罪”被逮捕和判处有期徒刑。第二项是由田中向国会提出，并被接受通过的法案共计７２件，至今还没有人能超过他。有人认为，这两项记录都与金钱有关。前者不必说，后者的７２件法案亦无不是用钱换来的。田中角荣于１９７２年以５４岁战后历任首相中最年轻的年龄，接掌日本政权。但是，他的首相宝座，说穿了也是用钱买来的。为了竞选自民党总裁，田中角荣共投入６０亿日元收买选票。当时的行情是一张选票约值２０００万日元。田中角荣最后以２８０票击败最有力的政敌福田赳夫而当选。
据当事者回忆说，当初田中角荣为了收买地位居举足轻重的中曾根派（５０人），拿出了１０亿日元。福田赳夫仅准备了２亿，因此败下阵来。
田中角荣２８岁踏入政界，到７１岁离开政界，在从政的４３年当中，应该说与金钱结下了不解之缘。钱给他带来荣耀，但也使他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人们还感到兴趣的是，这位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拜金主义者为他的家族留下多少遗产？有人估计，田中角荣的遗产总额约在２００亿左右。其中四分之三是物业，另外是美术珍藏品、股票和高尔夫会员权。
按道理，可以继承这笔遗产的是三个人，即第一继承人，比田中角荣大８岁，已经８３岁的田中夫人。还有就是他的独生女儿，在去年７月的大选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的田中真纪子和被田中收为养子、也是田中真纪子夫婿的田中直纪。不过，现在围绕这笔遗产又出来了三个人。他们是田中角荣４２年前与３６年前与艺妓辻和子所生的田中京和田中祐兄弟，以及３５年前，与被称作田中派的老板娘佐藤昭子所生的女儿佐藤敦子。按照日本的有关民法规定，虽然他们三人不是嫡传，但也有权提出继承遗产的要求。然而问题是，田中真纪子不愿意认这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由此来看，为了这笔巨额遗产，一场对簿公堂的田中家族纠纷是很难避免了。田中角荣一方面是自民党“金权政治”的罪魁祸首，另一方面却也被称为日本战后，继吉田茂首相之后最富有个人魅力和成功的政治家。因为这个原因，有人在这股“田中热”中提出另一个热门话题：谁是田中第二？也就是说，在今天的日本政坛，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田中角荣？田中角荣任首相期间，曾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大胆地对改造日本国土提出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主导下，日本列岛开山筑路大兴土木，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经济”。新干线的开通和全国高速公路网络的四通八达，牵引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城市和乡镇地方的所得差距日益缩小，消费生活水准平均化，使得整个都市型态的生活方式遍及全日本。日本汽车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列岛改造论”，尤其是城镇农村，掀起买车的热潮，使日本全国的汽车普及率在１９８０年达到９７％。“日本列岛改造论”实施不久受到舆论的强烈批判，因为许多人都以“列岛改造论”为政府计划蓝本，开始下乡投机收购土地，使得地方土地价格暴涨，有人将上越新干线讽刺性地称作田中新干线。
这项计划受到１９７４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不久之后，田中角荣辞职的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田中的若干主张仍然实现了。如今高速公路已经通往乡间，减税措施促使一部分的工业搬离大城市；有些小城市的发展速度比东京、大阪还要快；更重要的是，日本经济克服了由于高速增长而遇到的麻烦，为后２０年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日本的经济衰退已经持续了两年，民间要求降低所得税扩大公共投资的呼声愈来愈高，但是，政府对此一直“前怕虎后怕狼”，不敢采取大胆的措施刺激经济复苏。在这个背景之下，日本人开始回忆“田中时代”，希望出现“第二个田中角荣”，以果断和雷厉风行的手腕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迷状态。
田中角荣另一项功绩是，在１９７２年９月冲冲破各种压力，率领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前往北京访问，并和中国大陆建立了外交关系。田中角荣这“勇敢的一步”，不仅使田中角荣的名字和中国连在了一起，而且使日本在国际关系，特别是在亚洲事务中争取了主动，在先进工业国家中提高了发言地位。
在提出“谁是田中第二？”时，人们眼光落在了细川首相、羽田副首相以及提出“日本改造计划”的小泽一郎这三个人的身上。他们在自民党执政的时代，曾经都是田中派的青年精英，可以说，都是田中的学生。当然，他们应该继承田中角荣值得被人怀念的一面，而决不是令人讨厌的田中式的金权政治的一面。细川狗年遇狗（原载新加坡《联合早报》）
戈尔巴乔夫的自白（七·完）
回答
我在结束事先为这部选集所写的看法时，我想回答读者两个个人性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在过去几年从事大量工作和经历严重考验时是否变了？回想起１９７８年来到莫斯科时的我，甚至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职务时的我，对此问题可以毫不含糊地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同国内的改革一起发生了变化，自然在某些方面赶在了它的前头。那种影响我看到现实的方方面面和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局限性眼看着消失了。
参与世界政治，同当代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合作，同世界上政治界和知识界上层人物的交往，都使我受益匪浅。我认识到一个政治领袖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即使他享有最广泛的授权。
我还确信，那些政治决策，即使其基础不仅有良好的愿望，而且熟知生活，但远非经常能取得预期结果。除此之外，结果经常同可以预期的背道而驰，虽然你的思维也合乎逻辑，出发点也是人们的健康思维，但在他们的情绪和行动中还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我碰到的既有高尚，也有卑鄙，既有无私，也有贪婪，既有忠诚，也有背叛。
在此之后我更加懂得了政治中个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也懂得了由于不正确地挑选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会产生何种后果。简而言之，戈尔巴乔夫丢掉了一个最初改革者的幻想，当时他一人挑起了一个复杂大国的改革重任。他变得更有远见和理智了。
但是，我虽发生了变化，但没有改变我最初的信念。我始终相信人，相信大自然给予人的那种善良的潜力。
我始终确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确信个人主义尽管有其种种独特之点，仍能成为公民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能够自由发展的条件。
还有，我本性是个改革者，我将尽自己所能为促进改革而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是否认为实现了自我，因而我是否幸运？回答这一问题也不容易。如果从以下一点出发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使我不仅成为２０世纪最巨大的转折之一的参加者，而且成为领导这一进程的人，那么可以说，我是走运的。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经常能落到一个人身上。
与此同时，只有非常接近我的人才知道，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我有时会困难到绝望的地步。我从来不知道有幸运的改革者。
很遗憾，我没能将由我掌舵的那条船驶入平静的水域。我希望，历史学家将会弄清哪些是成功的，而哪些没有成功，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
至于说到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我确信，我所积累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资本应该用于求得我国的自由，用于新的国际关系。我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工作。
（七·完）（黄炳钧译）
我在结束事先为这部选集所写的看法时，我想回答读者两个个人性质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人和政治家在过去几年从事大量工作和经历严重考验时是否变了？回想起１９７８年来到莫斯科时的我，甚至１９８５年出任总书记职务时的我，对此问题可以毫不含糊地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同国内的改革一起发生了变化，自然在某些方面赶在了它的前头。那种影响我看到现实的方方面面和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局限性眼看着消失了。
参与世界政治，同当代最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合作，同世界上政治界和知识界上层人物的交往，都使我受益匪浅。我认识到一个政治领袖的行动自由是有限的，即使他享有最广泛的授权。
我还确信，那些政治决策，即使其基础不仅有良好的愿望，而且熟知生活，但远非经常能取得预期结果。除此之外，结果经常同可以预期的背道而驰，虽然你的思维也合乎逻辑，出发点也是人们的健康思维，但在他们的情绪和行动中还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我碰到的既有高尚，也有卑鄙，既有无私，也有贪婪，既有忠诚，也有背叛。
在此之后我更加懂得了政治中个人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也懂得了由于不正确地挑选干部去完成某项任务会产生何种后果。简而言之，戈尔巴乔夫丢掉了一个最初改革者的幻想，当时他一人挑起了一个复杂大国的改革重任。他变得更有远见和理智了。
但是，我虽发生了变化，但没有改变我最初的信念。我始终相信人，相信大自然给予人的那种善良的潜力。
我始终确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确信个人主义尽管有其种种独特之点，仍能成为公民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能够自由发展的条件。
还有，我本性是个改革者，我将尽自己所能为促进改革而努力。
第二个问题，我是否认为实现了自我，因而我是否幸运？回答这一问题也不容易。如果从以下一点出发来看，由于命运的安排，使我不仅成为２０世纪最巨大的转折之一的参加者，而且成为领导这一进程的人，那么可以说，我是走运的。这样的事情并不是经常能落到一个人身上。
与此同时，只有非常接近我的人才知道，压在我肩上的担子有多么沉重，我有时会困难到绝望的地步。我从来不知道有幸运的改革者。
很遗憾，我没能将由我掌舵的那条船驶入平静的水域。我希望，历史学家将会弄清哪些是成功的，而哪些没有成功，以及为什么会是这样。
至于说到我，我并不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我确信，我所积累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资本应该用于求得我国的自由，用于新的国际关系。我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继续工作。
（七·完）（黄炳钧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