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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人自杀率冠全球
【台湾《中国时报》十二月七日报道】题：台湾老人自杀率冠全球（记者郭崇伦）
老年人自杀在台湾，不是少数家庭的问题。统计数字指出，台湾地区的老年人自杀死亡率，不仅是各年龄人口之冠，而且也远超过世界各国。
依据联合国一九八四年全世界普查结果，台湾地区的老年人（六十五岁以上）的自杀率达十万分之四十七点三，超过日本（四十五点七）与香港（三十八点一），是美国的二点五倍、德国的二倍、挪威的四倍。
而台湾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更是各年龄层之首，它是青少年（十五岁至二十四岁）自杀率的四倍，也是全台湾人口平均自杀率的三点五倍。
台北市卫生局后来的研究发现，与家人同住的老人自杀率，竟然高于夫妻同住或独居，以及住在养老院者；换句话说，不是没有子女照顾的老人才自杀，相反的，由子女来照顾的既存模式，竟是对老人产生压力的最大来源。
许多老人一方面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担心不与儿子住的话，又有「流落街头」的恐惧，两边都有压力的情形下，些许刺激就会有寻短的可能。
而很多时候，刺激都是来自于财产经济问题。
在所有年龄层与性别区分中，危险群中的最高危险群是六十五岁至六十九岁的男性，换句话说，就是刚退休的父亲们，他们的自杀率达十万分之二十六点九，是所有人口平均率的三点八倍。
老年人自杀在台湾，不是少数家庭的问题。统计数字指出，台湾地区的老年人自杀死亡率，不仅是各年龄人口之冠，而且也远超过世界各国。
依据联合国一九八四年全世界普查结果，台湾地区的老年人（六十五岁以上）的自杀率达十万分之四十七点三，超过日本（四十五点七）与香港（三十八点一），是美国的二点五倍、德国的二倍、挪威的四倍。
而台湾地区老年人的自杀率更是各年龄层之首，它是青少年（十五岁至二十四岁）自杀率的四倍，也是全台湾人口平均自杀率的三点五倍。
台北市卫生局后来的研究发现，与家人同住的老人自杀率，竟然高于夫妻同住或独居，以及住在养老院者；换句话说，不是没有子女照顾的老人才自杀，相反的，由子女来照顾的既存模式，竟是对老人产生压力的最大来源。
许多老人一方面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担心不与儿子住的话，又有「流落街头」的恐惧，两边都有压力的情形下，些许刺激就会有寻短的可能。
而很多时候，刺激都是来自于财产经济问题。
在所有年龄层与性别区分中，危险群中的最高危险群是六十五岁至六十九岁的男性，换句话说，就是刚退休的父亲们，他们的自杀率达十万分之二十六点九，是所有人口平均率的三点八倍。
漫画
（原载台湾《联合报》）
特区打工妹的酸甜苦辣
【新加坡《联合晚报》１２月２２日文章】题：深圳打工妹的辛酸（作者
张新民）
据深圳市有关方面１９９２年的统计，深圳特区连同宝安县，共有外地民工约１１０万人。这些在深圳没有常住户的临时工，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
深圳在沿海经济特区中仅占１／５。近几年，从渤海湾到海南岛，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处处都在搞开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惠州一带，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９０％以上是来自内地小城镇或乡村的临时工。他们两手空空，唯一的资本是年轻。他们随时可能被老板“炒鱿鱼”，为了争取尽可能在沿海特区多干一些时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把青春、汗水都献给生产线。
蛇口是沿海开放带最典型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工业区，常住人口不到５万，但打工仔、打工妹却有７万之众。
“四海”生活区是打工一族栖息地之一。６６幢单身宿舍楼，居住着近２００个企业的大约１．６万名打工者。近的来自潮阳、梅州市，远的来自四川、浙江，一间建筑面积为３９平方公尺的水泥房，住着６到８个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２２岁，女多男少。
尽管大多数独资企业对员工的工资保密，但仍有资料显示，一般企业打工妹的月工资大多在３００元人民币左右，有的企业提供免费中餐，但极少有住居补贴。每月光房租和伙食费，就占去打工妹月工资的５０％。在蛇口，经批准雇用的临时工，一般都由企业为其支付社会保险金（包括医疗保险）。
在指定医院，打工妹看病只需付出全部医药费用的１０％左右，但是，生病休息没有工资；超过规定天数，当月甚至季度的奖金也没了。真正能使打工妹们在发薪时舒展一下眉头的，就是奖金和加班费；因为扣除食宿费，工资已经所剩无几了。
为了订单，蛇口几乎没有哪个企业停止过加班，蛇口也没有哪个打工妹能躲得开加班。一个打工妹说：“在生产线上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现在一吃饭胃就疼，还有其他更多的委屈，只能强咽到肚子里，只有发薪水的时候，看到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比内地高得多的报酬，心里才觉得甜丝丝的。”
近年来蛇口的超级商场、豪华酒楼、夜总会如雨后春笋，但在那里绝少能看到打工妹的影子。只是碰上露天电影或露天卡拉ＯＫ，她们也会认真地打扮一番，换上一套珍藏的时装，在那里站上一两个钟点，让银幕和舞台上的生活场景抹去一丝生产线在大脑里积淀的苦涩。
而更多的人则是钻进蚊帐睡觉，或是趁同房的姐妹不在而从容地占据水龙头和厕所，洗衣沐浴。“拍拖”这种事，对于绝大多数正值妙龄的打工妹来说，只能在心里想想而已。
尽管打工生涯充满苦涩，却很少打工妹自动辞职，毅然回乡。除非家里有重大变故或在家乡的婚事迫近。
尽管她们无力把握自己的未来，无法预测自己的归宿，但是她们都看到，特区的生活和她们在内地的生活相比，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她们把青春给了特区，无论自己将来的归宿在何方，在特区的这一段经历都是她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
张新民）
据深圳市有关方面１９９２年的统计，深圳特区连同宝安县，共有外地民工约１１０万人。这些在深圳没有常住户的临时工，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
深圳在沿海经济特区中仅占１／５。近几年，从渤海湾到海南岛，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处处都在搞开发，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惠州一带，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９０％以上是来自内地小城镇或乡村的临时工。他们两手空空，唯一的资本是年轻。他们随时可能被老板“炒鱿鱼”，为了争取尽可能在沿海特区多干一些时日，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把青春、汗水都献给生产线。
蛇口是沿海开放带最典型也是最成熟的一个工业区，常住人口不到５万，但打工仔、打工妹却有７万之众。
“四海”生活区是打工一族栖息地之一。６６幢单身宿舍楼，居住着近２００个企业的大约１．６万名打工者。近的来自潮阳、梅州市，远的来自四川、浙江，一间建筑面积为３９平方公尺的水泥房，住着６到８个人。他们的平均年龄为２２岁，女多男少。
尽管大多数独资企业对员工的工资保密，但仍有资料显示，一般企业打工妹的月工资大多在３００元人民币左右，有的企业提供免费中餐，但极少有住居补贴。每月光房租和伙食费，就占去打工妹月工资的５０％。在蛇口，经批准雇用的临时工，一般都由企业为其支付社会保险金（包括医疗保险）。
在指定医院，打工妹看病只需付出全部医药费用的１０％左右，但是，生病休息没有工资；超过规定天数，当月甚至季度的奖金也没了。真正能使打工妹们在发薪时舒展一下眉头的，就是奖金和加班费；因为扣除食宿费，工资已经所剩无几了。
为了订单，蛇口几乎没有哪个企业停止过加班，蛇口也没有哪个打工妹能躲得开加班。一个打工妹说：“在生产线上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现在一吃饭胃就疼，还有其他更多的委屈，只能强咽到肚子里，只有发薪水的时候，看到自己用血汗换来的比内地高得多的报酬，心里才觉得甜丝丝的。”
近年来蛇口的超级商场、豪华酒楼、夜总会如雨后春笋，但在那里绝少能看到打工妹的影子。只是碰上露天电影或露天卡拉ＯＫ，她们也会认真地打扮一番，换上一套珍藏的时装，在那里站上一两个钟点，让银幕和舞台上的生活场景抹去一丝生产线在大脑里积淀的苦涩。
而更多的人则是钻进蚊帐睡觉，或是趁同房的姐妹不在而从容地占据水龙头和厕所，洗衣沐浴。“拍拖”这种事，对于绝大多数正值妙龄的打工妹来说，只能在心里想想而已。
尽管打工生涯充满苦涩，却很少打工妹自动辞职，毅然回乡。除非家里有重大变故或在家乡的婚事迫近。
尽管她们无力把握自己的未来，无法预测自己的归宿，但是她们都看到，特区的生活和她们在内地的生活相比，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她们把青春给了特区，无论自己将来的归宿在何方，在特区的这一段经历都是她们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
台刊报道：大陆冻结港台歌星演唱会
【台湾《中国时报周刊》１月８日一期文章】题：台港歌星大陆吃闭门羹
香港歌坛的“天王”张学友原定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６日到上海举行个人演唱会，所需的设备和器材都已装入货柜运去，门票也已售出。不料，北京文化部门一纸令下，要“张天王”的演唱会无限期押后，而成都的演唱会完全停摆。
北京近期突然决定“冻结”台港歌星北上登台，据北京文化管理部门的说法，这种“冻结”只是暂时的。他们正加紧制定新的政策规定，务期改善台港歌星漏税、票价过高及青少年中出现“追星”狂澜等混乱局面。
大陆舆论近期对台港歌星的主要指责，是说他们大赚其钱却不缴所得税。而且，大陆的主办单位不按章办事，程序和帐目混乱，甚至有人打着救灾旗号藉台港歌星敛财。１１月２０日的上海《文汇报》披露，湖南长沙今夏举行了两场“防汛减灾叶倩文、林子祥演唱会”，组织者事前就向银行借贷２００多万元人民币汇到香港，而湖南省至今仍未收到一分钱的救灾款。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则是河南省郑州市有人浑水摸鱼，擅自宣称举办“郭富城郑州演唱会”，并公开发售门票，票价最高为人民币８００元，最低也要１２０元。结果票卖不出去，演唱会取消。
北京当局制定新的政策规定，首先就是要堵住税收漏洞，整顿承办演唱会的秩序。新措施包括不许为台港歌星“包税”。今后，到大陆演唱的台港歌星必须依例全额缴税。另外，大陆方面须由一个经批准的主办单位从头到尾全程负责，包括缴清税款不许中途“转包”。对义演的定义将作严格界定，以防“挂羊头卖狗肉”。
去年头１０个月，单单北京一地就有１１名台港歌星举办了３１场演唱会，是大陆歌手演唱会的３倍。演唱会门票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票价那样之高，为什么照样卖得出去？一言以蔽之，公款请客。
一些公司拿出巨额广告费赞助台港歌星开演唱会，其中一部分“转化”为门票，让这些公司拿来免费赠送上级部门官员和拉近各方关系。
在广州《少男少女》杂志的问卷调查中，读者最崇拜的１０名男子汉，郭富城和黎明占去其二。１１月中旬上海评出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中，上海电台的前１０首全部是台港歌星唱的。另据北京教师的调查，一所中学的学生几乎９５％自认是“追星族”。
中共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佩多次主张：“凡是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格调低下的、形式趣味庸俗的音乐，都不应进学校课堂，不应进校园的第二课堂（即课外活动），也不应进入校园的有线电台。”
但青少年对所谓“追星现象”却有着不同看法。上海的中专学生孙冬霞最近在报上说：“目前社会上一些现象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她才会去寻找其他天地，从港台流行歌曲中发泄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追星而失掉学业；我们会选择，我们会走自己的路。”
香港歌坛的“天王”张学友原定１２月２１日至２６日到上海举行个人演唱会，所需的设备和器材都已装入货柜运去，门票也已售出。不料，北京文化部门一纸令下，要“张天王”的演唱会无限期押后，而成都的演唱会完全停摆。
北京近期突然决定“冻结”台港歌星北上登台，据北京文化管理部门的说法，这种“冻结”只是暂时的。他们正加紧制定新的政策规定，务期改善台港歌星漏税、票价过高及青少年中出现“追星”狂澜等混乱局面。
大陆舆论近期对台港歌星的主要指责，是说他们大赚其钱却不缴所得税。而且，大陆的主办单位不按章办事，程序和帐目混乱，甚至有人打着救灾旗号藉台港歌星敛财。１１月２０日的上海《文汇报》披露，湖南长沙今夏举行了两场“防汛减灾叶倩文、林子祥演唱会”，组织者事前就向银行借贷２００多万元人民币汇到香港，而湖南省至今仍未收到一分钱的救灾款。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则是河南省郑州市有人浑水摸鱼，擅自宣称举办“郭富城郑州演唱会”，并公开发售门票，票价最高为人民币８００元，最低也要１２０元。结果票卖不出去，演唱会取消。
北京当局制定新的政策规定，首先就是要堵住税收漏洞，整顿承办演唱会的秩序。新措施包括不许为台港歌星“包税”。今后，到大陆演唱的台港歌星必须依例全额缴税。另外，大陆方面须由一个经批准的主办单位从头到尾全程负责，包括缴清税款不许中途“转包”。对义演的定义将作严格界定，以防“挂羊头卖狗肉”。
去年头１０个月，单单北京一地就有１１名台港歌星举办了３１场演唱会，是大陆歌手演唱会的３倍。演唱会门票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票价那样之高，为什么照样卖得出去？一言以蔽之，公款请客。
一些公司拿出巨额广告费赞助台港歌星开演唱会，其中一部分“转化”为门票，让这些公司拿来免费赠送上级部门官员和拉近各方关系。
在广州《少男少女》杂志的问卷调查中，读者最崇拜的１０名男子汉，郭富城和黎明占去其二。１１月中旬上海评出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中，上海电台的前１０首全部是台港歌星唱的。另据北京教师的调查，一所中学的学生几乎９５％自认是“追星族”。
中共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赵佩多次主张：“凡是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容格调低下的、形式趣味庸俗的音乐，都不应进学校课堂，不应进校园的第二课堂（即课外活动），也不应进入校园的有线电台。”
但青少年对所谓“追星现象”却有着不同看法。上海的中专学生孙冬霞最近在报上说：“目前社会上一些现象并不如她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她才会去寻找其他天地，从港台流行歌曲中发泄自己的感情。但是，我们不会因为追星而失掉学业；我们会选择，我们会走自己的路。”
新党公布台湾十大怨叹新闻
【中央社台北１月２日电】台湾新党公布了“１９９３年度十大怨叹新闻”，排名如下：
●贫富差距，近２０年来新高点。
●毒品泛滥。
●稻米将开放进口，农民权益未获保障。
●菜价高涨，主妇难为。
●因污染遭民众抗议，教育部关闭１７个高尔夫球场。
●尹清枫命案，军品采购黑幕重重。
●马特拉弊案（台北地铁试车起火），工程品质令人忧心忡忡。
●砂石车肇祸，惨不忍睹。
●辐射屋应变对策看不见。
●雏妓，我们心口永久的痛。
●贫富差距，近２０年来新高点。
●毒品泛滥。
●稻米将开放进口，农民权益未获保障。
●菜价高涨，主妇难为。
●因污染遭民众抗议，教育部关闭１７个高尔夫球场。
●尹清枫命案，军品采购黑幕重重。
●马特拉弊案（台北地铁试车起火），工程品质令人忧心忡忡。
●砂石车肇祸，惨不忍睹。
●辐射屋应变对策看不见。
●雏妓，我们心口永久的痛。
台湾两性平等路漫漫
【台湾《中国时报》文章】题：女权萌芽，父权反扑——全方位检视台湾版《反挫》现象（作者张娟芬）
美国普立策新闻奖得主苏珊·法露迪于１９９１年写出《反挫》一书，笔法辛辣地描述了８０年代美国社会打击女权、反妇运的力量。
较之美国，台湾的反挫言论比较消极迂回，例如说“男女已经平等，性别因素已经不重要了”、“女人已经备受照顾与保护，再争就矫枉过正了，要站出来多负一点责任才好”、“女人的温柔天性和家务天职才是最重要而基本的”，或者是说“女人应该放下性别问题，而投身于民主等‘更’伟大的目标”等等。台湾的反挫势力粉饰太平，根本抹煞性别压迫的存在。
历年的统计资料都显示台湾女性薪金约为男性的２／３，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当严重；职业妇女的平均工作时数（包括工作与家务）超过劳基法规定的最高工时，是不入道的工作量；各级民意机关的女性民意代表比例几乎都在１０％到２０％之间，女性握有政治决策权的比例远低于其人口比例；每年估计有９０００件强暴案，已婚妇女曾遭丈夫施暴者则高达１２．５％。
反挫思想的另一个主张是：女人已享有太多特权与额外保护。选举时的“妇女保障名额”与劳基法中关于女工的规定，都是最常被列举出来的证据。
可是对男性的保障倒是货真价实。今年外交、国际新闻及商务人员特考中，预定录取的男性即为女性的７倍。
在台湾的反挫势力笼罩下，连女性基本的生命权遭剥夺，都变得无关紧要。本来男女婴的出生率约维持在１０６比１００，但自绒毛膜检查逐渐普遍之后，性别比例也逐渐拉大至１１０比１００，第三胎已达１２８比１００，第四胎更高达１４０比１００。
此外，还要求女性员工结婚、怀孕或年满３０岁即必须自动离职。政坛流传的大男子沙文主义言论也比比皆是，例如许信良说“台湾没上过酒家的不算男人”，林洋港说“司法应该像皇后的贞操不容怀疑”，许水德说“党设副主席就像娶小老婆一样，越多越好”，等等。
不久前李登辉游说王金平出来选高雄县长，王金平以太太反对为由推辞，李登辉却说：“政治是男人作主的事。”去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前，余政宪更以“余家长孙、长子”的身分在报上刊登巨幅广告，要求已出嫁的姐姐余玲雅不得再打着余家的招牌参选立委。谁说距离两性平等不是漫漫长路！
美国普立策新闻奖得主苏珊·法露迪于１９９１年写出《反挫》一书，笔法辛辣地描述了８０年代美国社会打击女权、反妇运的力量。
较之美国，台湾的反挫言论比较消极迂回，例如说“男女已经平等，性别因素已经不重要了”、“女人已经备受照顾与保护，再争就矫枉过正了，要站出来多负一点责任才好”、“女人的温柔天性和家务天职才是最重要而基本的”，或者是说“女人应该放下性别问题，而投身于民主等‘更’伟大的目标”等等。台湾的反挫势力粉饰太平，根本抹煞性别压迫的存在。
历年的统计资料都显示台湾女性薪金约为男性的２／３，同工不同酬的现象相当严重；职业妇女的平均工作时数（包括工作与家务）超过劳基法规定的最高工时，是不入道的工作量；各级民意机关的女性民意代表比例几乎都在１０％到２０％之间，女性握有政治决策权的比例远低于其人口比例；每年估计有９０００件强暴案，已婚妇女曾遭丈夫施暴者则高达１２．５％。
反挫思想的另一个主张是：女人已享有太多特权与额外保护。选举时的“妇女保障名额”与劳基法中关于女工的规定，都是最常被列举出来的证据。
可是对男性的保障倒是货真价实。今年外交、国际新闻及商务人员特考中，预定录取的男性即为女性的７倍。
在台湾的反挫势力笼罩下，连女性基本的生命权遭剥夺，都变得无关紧要。本来男女婴的出生率约维持在１０６比１００，但自绒毛膜检查逐渐普遍之后，性别比例也逐渐拉大至１１０比１００，第三胎已达１２８比１００，第四胎更高达１４０比１００。
此外，还要求女性员工结婚、怀孕或年满３０岁即必须自动离职。政坛流传的大男子沙文主义言论也比比皆是，例如许信良说“台湾没上过酒家的不算男人”，林洋港说“司法应该像皇后的贞操不容怀疑”，许水德说“党设副主席就像娶小老婆一样，越多越好”，等等。
不久前李登辉游说王金平出来选高雄县长，王金平以太太反对为由推辞，李登辉却说：“政治是男人作主的事。”去年年底的立委选举前，余政宪更以“余家长孙、长子”的身分在报上刊登巨幅广告，要求已出嫁的姐姐余玲雅不得再打着余家的招牌参选立委。谁说距离两性平等不是漫漫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