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战俘风波（五）
英国利物浦（１９４５年２月１５日）
码头上停靠着三艘英国货轮。
夜深人静。码头上军警林立。负责指挥的是一个身穿风衣、头戴软礼帽的人。他大声宣布：“苏联战俘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当中有的人不愿遣返。要是反抗，就镇压！不过我认为他们很难表示反抗了，因为最后２０公里是特意叫他们步行的。”
茫茫夜色之中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夹杂着呻吟声、喘息声，令人不寒而栗。这支队伍刚一露头，军警们就从船舷旁开始组成一条狭窄的通道。没等精疲力尽的战俘们弄清怎么回事，就连推带搡地把他们推上货船，并立即开船。
“总算平安无事了，”穿风衣的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舒了一口气说道：“两周后就到达敖德萨，然后再过两周，我们的小伙子们就可以上船回国了。”
突然，响起刺耳的警铃声！
“喂，”穿风衣的人抓起听筒，“听不清楚，大点声！”
“我是船长，出事啦！有人跳海……又跳了一个！又跳了一个！’”他张惶失措地嚷道。
“是什么人？是你的水手吗？”
“是苏联人，他们往水里跳！”
穿风衣的人抓起望远镜跑到窗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跳海人的身影看得很清楚。
“见鬼！”他往墙上砸了一拳。
他脱下风衣扔到椅子上，帽子扔到地板上。露出了上校军装。
“各船船长注意！”他用冷冰冰的口吻下令：“不准拉警报！不准停船！全速前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０日）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斯大林不满地向肃立在他面前的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问道。“难道我们的操心事还少吗？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搞战俘问题。你们不止一次向我报告说他们有的已回家，有的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你们看看吧！”他把一张报纸摔在桌上，“在意大利又出现了大约１０００名战俘！你们了解这个情况吗？”他两眼盯着莫洛托夫问。
“我知道这件事，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面带愧色地垂下了头。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
“我原以为自己能办得了，而且人数不多，其中１／３还是妇女。”
“错误判断形势！”斯大林气呼呼地说道：“没想到你会这样。”
贝利亚向前走了一步，夹鼻眼镜闪闪发光。（五）
码头上停靠着三艘英国货轮。
夜深人静。码头上军警林立。负责指挥的是一个身穿风衣、头戴软礼帽的人。他大声宣布：“苏联战俘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当中有的人不愿遣返。要是反抗，就镇压！不过我认为他们很难表示反抗了，因为最后２０公里是特意叫他们步行的。”
茫茫夜色之中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这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夹杂着呻吟声、喘息声，令人不寒而栗。这支队伍刚一露头，军警们就从船舷旁开始组成一条狭窄的通道。没等精疲力尽的战俘们弄清怎么回事，就连推带搡地把他们推上货船，并立即开船。
“总算平安无事了，”穿风衣的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舒了一口气说道：“两周后就到达敖德萨，然后再过两周，我们的小伙子们就可以上船回国了。”
突然，响起刺耳的警铃声！
“喂，”穿风衣的人抓起听筒，“听不清楚，大点声！”
“我是船长，出事啦！有人跳海……又跳了一个！又跳了一个！’”他张惶失措地嚷道。
“是什么人？是你的水手吗？”
“是苏联人，他们往水里跳！”
穿风衣的人抓起望远镜跑到窗口。在冉冉升起的太阳下，跳海人的身影看得很清楚。
“见鬼！”他往墙上砸了一拳。
他脱下风衣扔到椅子上，帽子扔到地板上。露出了上校军装。
“各船船长注意！”他用冷冰冰的口吻下令：“不准拉警报！不准停船！全速前进！”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０日）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斯大林不满地向肃立在他面前的贝利亚和莫洛托夫问道。“难道我们的操心事还少吗？整个战争期间都在搞战俘问题。你们不止一次向我报告说他们有的已回家，有的已受到应有的惩罚。可是，你们看看吧！”他把一张报纸摔在桌上，“在意大利又出现了大约１０００名战俘！你们了解这个情况吗？”他两眼盯着莫洛托夫问。
“我知道这件事，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面带愧色地垂下了头。
“那你为什么不报告？”
“我原以为自己能办得了，而且人数不多，其中１／３还是妇女。”
“错误判断形势！”斯大林气呼呼地说道：“没想到你会这样。”
贝利亚向前走了一步，夹鼻眼镜闪闪发光。（五）
秘鲁暴力事件加剧原因何在
【埃菲社利马１０月２６日电】从今日起，在利马豪尔赫·查韦斯国际机场实行严厉的安全措施，因为２５日晚有一辆装有５０公斤炸药的炸弹车在利马国际机场爆炸，造成１人死亡、约２０人受伤，并致使国际航班不得不降落在国内机场。
机场军事巡逻队已逮捕了１５名无证件者，并对所有进入机场的汽车都进行仔细检查。这次爆炸事件是在离本月３１日为批准新宪法而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还差６天的时候发生的。目的是要保持秘鲁暴力活动的潜在威胁，尽管治安部队已给予颠覆组织沉重的打击。
２１日也发生了几起炸弹爆炸事件，其中有一起与这次爆炸事件相似，一辆炸弹车在秘鲁首都市中心爆炸。这几起爆炸事件总共造成数１０人死亡，并表明，针对１０月３１日的公民投票的恐怖暴力活动有了升级。
这次爆炸事件正是在秘鲁总统藤森发表讲话时发生的。在这次讲话中，藤森断言，鉴于最近所发生的袭击事件，他对恐怖集团光辉道路的头子古斯曼所持的立场变得强硬了，以迫使他命令部下投降。
同一天，在利马北部科马斯县各地发生的冲突中，有一名恐怖分子死亡，一名警察受重伤。２１日，恐怖分子还杀害了利马一贫民区食品计划的负责人，还使一列载有矿石的火车出轨翻车，并对利马国营电力公司的一个办事处投放了炸药。
观察家们指出，这几起暴力袭击事件是随着将决定新宪法是否被批准的公民投票的临近，光辉道路对公民进行的恐吓运动的组成部分。
藤森最近说，这几起袭击事件是恐怖集团的垂死挣扎。总统断言，公民投票期间的治安和公共秩序已完全得到保障，因为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察将为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机场军事巡逻队已逮捕了１５名无证件者，并对所有进入机场的汽车都进行仔细检查。这次爆炸事件是在离本月３１日为批准新宪法而将举行的公民投票还差６天的时候发生的。目的是要保持秘鲁暴力活动的潜在威胁，尽管治安部队已给予颠覆组织沉重的打击。
２１日也发生了几起炸弹爆炸事件，其中有一起与这次爆炸事件相似，一辆炸弹车在秘鲁首都市中心爆炸。这几起爆炸事件总共造成数１０人死亡，并表明，针对１０月３１日的公民投票的恐怖暴力活动有了升级。
这次爆炸事件正是在秘鲁总统藤森发表讲话时发生的。在这次讲话中，藤森断言，鉴于最近所发生的袭击事件，他对恐怖集团光辉道路的头子古斯曼所持的立场变得强硬了，以迫使他命令部下投降。
同一天，在利马北部科马斯县各地发生的冲突中，有一名恐怖分子死亡，一名警察受重伤。２１日，恐怖分子还杀害了利马一贫民区食品计划的负责人，还使一列载有矿石的火车出轨翻车，并对利马国营电力公司的一个办事处投放了炸药。
观察家们指出，这几起暴力袭击事件是随着将决定新宪法是否被批准的公民投票的临近，光辉道路对公民进行的恐吓运动的组成部分。
藤森最近说，这几起袭击事件是恐怖集团的垂死挣扎。总统断言，公民投票期间的治安和公共秩序已完全得到保障，因为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察将为此采取相应的行动。
近６０年来加拿大１０位总理
【法新社渥太华１０月２５日电】题：近６０年来加拿大的１０位总理
金·坎贝尔，进步保守党，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至今。
布赖恩·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
约翰·特纳，自由党，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
皮埃尔·特鲁多，自由党，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
乔·克拉克，进步保守党，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
皮埃尔·特鲁多，自由党，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
莱斯特·皮尔逊，自由党，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２日—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
约翰迪芬贝克，进步保守党，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１日—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２日。
路易斯圣劳伦特，自由党，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１日。
麦肯齐金，自由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金·坎贝尔，进步保守党，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至今。
布赖恩·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５日。
约翰·特纳，自由党，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８４年９月１７日。
皮埃尔·特鲁多，自由党，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１９８４年６月３０日。
乔·克拉克，进步保守党，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１９８０年３月３日。
皮埃尔·特鲁多，自由党，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１９７９年６月４日。
莱斯特·皮尔逊，自由党，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２日—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０日。
约翰迪芬贝克，进步保守党，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１日—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２日。
路易斯圣劳伦特，自由党，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１９５７年６月２１日。
麦肯齐金，自由党，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３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５日。
撒切尔夫人回忆录《唐宁街岁月》报道之八
【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刊》１０月２４日一期文章】题：撒切尔夫人回忆录：进入铁幕背后的铁女人原编者按１９８７年，玛·撒切尔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访问。在４天时间里，她感觉到苏联的基础正在动摇，但她从未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一束红玫瑰
我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８日中午离开希思罗机场飞往莫斯科。在我抵达时，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是从莫斯科机场开始的，他们献给我一大束红玫瑰。后来证明这束花同我的黑大衣和狐皮帽子配起来是非常上照的。
然后，我们沿着一条专门供局级官员及贵宾使用的高速公路驶向克里姆林宫，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夫妇。
我先后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总理雷日科夫以及前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还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
４月１日早晨我离开莫斯科前往第比利斯访问，当晚离开第比利斯机场返回伦敦。很明显，这是我所进行的最引人入胜和最重要的出国访问。在苏联度过的４天里，我能够感觉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我所受到的欢迎——无论是来自俄国群众的热爱之情，还是苏联当局在长时间的会谈中表现出的尊重，都表明正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我感觉到将要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但是我从未能够猜想到它们将会这么快地发生。
在我担任首相的最后一年里，人们对我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是否明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可是，我继续支持他，而且不后悔。
首先，我生性就不是那种人，即对于我喜欢的，而且已经证明是我朋友的那些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抛弃他们。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眼前带来不利，可是据我的经验，这将增进在你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的心目中对你的尊敬。尊敬是一种强大的资产，就像政界里不能唤起人们尊敬的那些人可能在私下里表示赞成的那样。托出心里话
其次，而且且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看来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好地推进改革。我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垮台——的确，我希望看到它不仅在东欧和苏联，而且在全球的每个角落垮台，可是我希望看到用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我认为，我们西方所有的人都过高估计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其核心的苏维埃帝国（一个靠武力建立起来和维系在一起的帝国）在开始实行政治自由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也许我们是过多地听信了外交官们和西方专家们的看法，而过分地不重视流亡者们的看法了。这就是说，对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在民族问题，或者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抱有的想法有很多我当时都是不赞成的。
到１９９０年，关于苏联内部各个共和国前途的整个问题，已成为苏联政治事务中产生争议的主要根源。这个问题是我１９８９年９月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期间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的问题之一。他当时刚刚举行过一次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政治局的人事也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动。戈氏话苦衷
在克里姆林宫一起进午餐时，戈尔巴乔夫回顾说，戴高乐将军一度曾经抱怨管理一个有２００种奶酪的国家是多么困难。戈说，要管理一个有１２０个民族的国家则要困难得多。副总理阿巴尔金插话说：“特别是在奶酪匮乏的情况下。”而且，事实上，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人们对经济改革失败的失望情绪便越来越多地以国民的异议的形式表现出来。
作为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激进支持者叶利钦的出现，也许应当说是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如果他们两人当时能够摒弃分歧，如果戈尔巴乔夫准备减少他同共产党的联系，那么改革的势头也许能得以恢复。可是这是两个“如果”，而且“如果”也太多了。他们的关系仍旧一直不好，戈尔巴乔夫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共产党人。
在西方人士中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认为叶利钦不过是一个小丑而不予重视。我无法相信这种判断——如果这也能叫作判断的话——是正确的。但我想亲自看一看。
因此，虽然我小心谨慎地事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并明确指出我将以接待一位反对派领袖的方式去接待叶利钦，可是当叶利钦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７日上午来到伦敦时，我热情地同意了跟他会面。
我收到的那份关于叶利钦情况的汇报材料，归纳了当时流行的对叶利钦的看法。材料中说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是投票反对《纲领草案》的唯一的一名中央委员，他说正是共产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使苏联陷入了当前的危机，使千百万人民陷入贫困。
他说过必须拒绝民主集中制，用真正的民主制取而代之。他还要求颁布关于禁止政党活动的法律，从而结束共产党的特殊地位。
送给我的汇报材料还说：“一些人甚至指出，如果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话，最后他将担负起比苏联这个衰亡中国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更为重要的职务。这是一种夸张。”赞赏叶利钦
我只同叶利钦会谈了三刻钟，他很自信，也很幽默，但有点自嘲的味道。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的考虑要比戈尔巴乔夫深刻得多。
我在会谈一开始便说，我支持戈尔巴乔夫，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这一点。叶利钦回答说，他明白我支持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而且也清楚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也支持戈尔巴乔夫和改革事业。
然而，戈尔巴乔夫本应更多地注意三四年前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改革的初衷意在使共产党体制更为有效，但那是不可能的。唯一严肃的选择是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叶利钦摆脱了共产党的思想倾向和用语，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不同。正是叶利钦首先提醒我注意经济改革同应当给各共和国多大的权力这个问题之间的关系。
他向我解释了各共和国的自主权是多么的有限。它们实质上是中央决议的代理机构，尽管往往是不称职的、腐败的代理者。他说，现在必须给予它们相应的预算和如何使用这些预算的决定权。每一个共和国应当有自己的法律和宪法。他还提出论点说，正是没能抓住权力下放才造成了目前的种种麻烦。这个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中央根本不可能管理一切。
这次会谈使我不仅对叶利钦，而且对苏联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后来我在百慕大向布什总统谈起我对叶利钦印象不错时，布什明确表示美国人可不这么看。这是个严重的错误。
我于１９８７年３月２８日中午离开希思罗机场飞往莫斯科。在我抵达时，举行了正式的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是从莫斯科机场开始的，他们献给我一大束红玫瑰。后来证明这束花同我的黑大衣和狐皮帽子配起来是非常上照的。
然后，我们沿着一条专门供局级官员及贵宾使用的高速公路驶向克里姆林宫，去会见戈尔巴乔夫夫妇。
我先后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总理雷日科夫以及前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还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
４月１日早晨我离开莫斯科前往第比利斯访问，当晚离开第比利斯机场返回伦敦。很明显，这是我所进行的最引人入胜和最重要的出国访问。在苏联度过的４天里，我能够感觉到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
我所受到的欢迎——无论是来自俄国群众的热爱之情，还是苏联当局在长时间的会谈中表现出的尊重，都表明正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我感觉到将要发生一些重大变化，但是我从未能够猜想到它们将会这么快地发生。
在我担任首相的最后一年里，人们对我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是否明智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可是，我继续支持他，而且不后悔。
首先，我生性就不是那种人，即对于我喜欢的，而且已经证明是我朋友的那些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命运发生了变化就抛弃他们。虽然这样做可能会给眼前带来不利，可是据我的经验，这将增进在你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的心目中对你的尊敬。尊敬是一种强大的资产，就像政界里不能唤起人们尊敬的那些人可能在私下里表示赞成的那样。托出心里话
其次，而且且是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在我看来当时没有任何人能比戈尔巴乔夫更好地推进改革。我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垮台——的确，我希望看到它不仅在东欧和苏联，而且在全球的每个角落垮台，可是我希望看到用和平手段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我认为，我们西方所有的人都过高估计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其核心的苏维埃帝国（一个靠武力建立起来和维系在一起的帝国）在开始实行政治自由之后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也许我们是过多地听信了外交官们和西方专家们的看法，而过分地不重视流亡者们的看法了。这就是说，对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在民族问题，或者说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所抱有的想法有很多我当时都是不赞成的。
到１９９０年，关于苏联内部各个共和国前途的整个问题，已成为苏联政治事务中产生争议的主要根源。这个问题是我１９８９年９月在莫斯科中途停留期间同戈尔巴乔夫讨论过的问题之一。他当时刚刚举行过一次研究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政治局的人事也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动。戈氏话苦衷
在克里姆林宫一起进午餐时，戈尔巴乔夫回顾说，戴高乐将军一度曾经抱怨管理一个有２００种奶酪的国家是多么困难。戈说，要管理一个有１２０个民族的国家则要困难得多。副总理阿巴尔金插话说：“特别是在奶酪匮乏的情况下。”而且，事实上，随着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人们对经济改革失败的失望情绪便越来越多地以国民的异议的形式表现出来。
作为改革（包括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激进支持者叶利钦的出现，也许应当说是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地位。如果他们两人当时能够摒弃分歧，如果戈尔巴乔夫准备减少他同共产党的联系，那么改革的势头也许能得以恢复。可是这是两个“如果”，而且“如果”也太多了。他们的关系仍旧一直不好，戈尔巴乔夫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共产党人。
在西方人士中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就是认为叶利钦不过是一个小丑而不予重视。我无法相信这种判断——如果这也能叫作判断的话——是正确的。但我想亲自看一看。
因此，虽然我小心谨慎地事先通知戈尔巴乔夫，并明确指出我将以接待一位反对派领袖的方式去接待叶利钦，可是当叶利钦于１９９０年４月２７日上午来到伦敦时，我热情地同意了跟他会面。
我收到的那份关于叶利钦情况的汇报材料，归纳了当时流行的对叶利钦的看法。材料中说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因为他是投票反对《纲领草案》的唯一的一名中央委员，他说正是共产党对权力的长期垄断使苏联陷入了当前的危机，使千百万人民陷入贫困。
他说过必须拒绝民主集中制，用真正的民主制取而代之。他还要求颁布关于禁止政党活动的法律，从而结束共产党的特殊地位。
送给我的汇报材料还说：“一些人甚至指出，如果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话，最后他将担负起比苏联这个衰亡中国家的总统戈尔巴乔夫更为重要的职务。这是一种夸张。”赞赏叶利钦
我只同叶利钦会谈了三刻钟，他很自信，也很幽默，但有点自嘲的味道。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某些带根本性的问题的考虑要比戈尔巴乔夫深刻得多。
我在会谈一开始便说，我支持戈尔巴乔夫，希望在一开始就明确这一点。叶利钦回答说，他明白我支持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而且也清楚我们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也支持戈尔巴乔夫和改革事业。
然而，戈尔巴乔夫本应更多地注意三四年前改革的支持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改革的初衷意在使共产党体制更为有效，但那是不可能的。唯一严肃的选择是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其中包括引进市场经济机制。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叶利钦摆脱了共产党的思想倾向和用语，这一点与戈尔巴乔夫不同。正是叶利钦首先提醒我注意经济改革同应当给各共和国多大的权力这个问题之间的关系。
他向我解释了各共和国的自主权是多么的有限。它们实质上是中央决议的代理机构，尽管往往是不称职的、腐败的代理者。他说，现在必须给予它们相应的预算和如何使用这些预算的决定权。每一个共和国应当有自己的法律和宪法。他还提出论点说，正是没能抓住权力下放才造成了目前的种种麻烦。这个国家幅员如此辽阔，中央根本不可能管理一切。
这次会谈使我不仅对叶利钦，而且对苏联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后来我在百慕大向布什总统谈起我对叶利钦印象不错时，布什明确表示美国人可不这么看。这是个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