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4 篇）
置身事外 优哉游哉
【美国《波士顿环球报》４月２４日文章】题：布什退出政坛（记者约翰·马谢克）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二十多年之后隐退，如今他说，他只想“不受打扰，作一个好公民，干些该干的事”。
布什自从３个月前离开白宫以来，一直拒绝接受记者采访。昨天，他在他的有现代气息的、最高层的办公室里休息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布什说，他准备避开政治，更无意于对克林顿总统品头论足。他微笑着驳斥了有关他在竞选失败后一直意志消沉的报道：“我根本不痛苦，我在干我想干的事。”他说着愉快地放声大笑起来。
记者问布什如何适应新生活，布什回答说，他最近读完了一本书，书名叫《再见吧１总统》，这是一部描写离职总统生活的文集。他说，这部书帮助他了解其他总统是如何处理在解甲归田后落得一身轻的生活的。
记者问布什，他是否准备效仿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５３年卸任后悄然重返在密苏里州独立城老家的作法？布什说：“不会。因为他在此后的两次竞选中都试图影响总统政治，而我根本不打算那么做。”
布什准备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他的总统图书馆上。这所图书馆将于１９９６在得克萨斯农机大学正式接待读者。本周，他参加了把柏林墙的一些砖捐献给这家图书馆的仪式，还对一个班的学生发表了讲话。
布什说，他将帮助图书馆募捐，并且在休斯敦一家医院的董事会里供职。他不打算参加公司董事会，但是，他将来可能会为募捐而发表些演说。他还打算至少写两本回忆录，不过他好像并不急于动笔。
布什仍然非常热爱外交事务，珍惜他同世界领导人建立的个人关系。昨天下午，他花了大半天时间为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写唁电。
他不愿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和共和党的政治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他一直同以前的政界老朋友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二十多年之后隐退，如今他说，他只想“不受打扰，作一个好公民，干些该干的事”。
布什自从３个月前离开白宫以来，一直拒绝接受记者采访。昨天，他在他的有现代气息的、最高层的办公室里休息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布什说，他准备避开政治，更无意于对克林顿总统品头论足。他微笑着驳斥了有关他在竞选失败后一直意志消沉的报道：“我根本不痛苦，我在干我想干的事。”他说着愉快地放声大笑起来。
记者问布什如何适应新生活，布什回答说，他最近读完了一本书，书名叫《再见吧１总统》，这是一部描写离职总统生活的文集。他说，这部书帮助他了解其他总统是如何处理在解甲归田后落得一身轻的生活的。
记者问布什，他是否准备效仿杜鲁门总统在１９５３年卸任后悄然重返在密苏里州独立城老家的作法？布什说：“不会。因为他在此后的两次竞选中都试图影响总统政治，而我根本不打算那么做。”
布什准备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他的总统图书馆上。这所图书馆将于１９９６在得克萨斯农机大学正式接待读者。本周，他参加了把柏林墙的一些砖捐献给这家图书馆的仪式，还对一个班的学生发表了讲话。
布什说，他将帮助图书馆募捐，并且在休斯敦一家医院的董事会里供职。他不打算参加公司董事会，但是，他将来可能会为募捐而发表些演说。他还打算至少写两本回忆录，不过他好像并不急于动笔。
布什仍然非常热爱外交事务，珍惜他同世界领导人建立的个人关系。昨天下午，他花了大半天时间为土耳其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写唁电。
他不愿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和共和党的政治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他一直同以前的政界老朋友保持着友好的联系。
非洲的铁女人
【埃及《金字塔报》周报４月７日一期文章】题：利拉·塔克拉博士打开封闭之门
有人告诉我，利拉·塔克拉博士是“埃及著名的女政治家”。然而，她的权力并非来自她的职务或职业。
诚然，她当选过好几个委员会的主席，创立了几个组织。但是，她的影响实际上来自她本人，来自她对自身价值和自己的祖国的信念，来自人们对她的信赖。
可以这样说，塔克拉生得适时适地。她出生于一个殷实的科普特基督徒家庭，父辈是律师和政治家。她的豆蔻年华是在埃及充满希望的岁月里度过的。
塔克拉早年就对为社会服务有浓厚兴趣。还在读高中时，她曾利用假期发起过一项活动，帮助每一个流浪儿做一桩小“生意”，从而使之成为有责任心的公民。这当然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塔克拉那种急于改良的思想也日益成熟起来。她的政治天赋和公民意识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也有失望。
她步祖父和父亲的后尘，进开罗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她又赴美留学，获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后来又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给识了同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埃及青年，并结为夫妇。为埃及做一点贡献的共同愿望把这对年轻夫妇带回了祖国。
塔克拉的从政之路是直截了当的。她是很多组织机构的成员，并且参予起草了埃及宪法。已故总统萨达特很欣赏她那种强烈的民主信念，因而任命她为第一位女议员。后来。她又力战群雄，当选为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塔克拉说：“毕竟，埃及的男性并不总是摆大男子主义的。”
她还当选为世界议会联盟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主席。此后，她又给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一项内容：环境。作为一个世界议员，她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代表团投票支持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最后美国投了弃权票。结果以色列是那次表决中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此事发生在世界议会联盟于１９７４年召开的索非亚大会上。
８０年代，塔克拉重返议会，并立即被选入联盟执行委员会——１０２年以来，这个１２人委员会一直是男人的天下。
塞内加尔议长称她是“非洲的铁女人”。１９８７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宣布不准利比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塔克拉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驳斥了这种论调。她说，这不应当由撒切尔来决定，而应该由世界议会决定。经过执行委员会３次激烈的讨论，利比亚终于获准加入了各国议会联盟。
塔克拉博士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她还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她曾担任过一些法律组织的负责人，并且是埃及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之一。
塔克拉认为，妇女有责任去赢得自己的位置。“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们不仅要解放妇女，而且要解放男性，使他们摒弃陈旧、狭隘、传统的对妇女的观念。”
谈到自己的职业，塔克拉常常把成绩归功于她的导师以及帮助过她的人。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伴随着朗朗的笑声和令人愉快的的幽默，逻辑严谨，充满魅力。她发言时很少看稿子，而听众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她娓娓叙述。
塔克拉还起草了一项法律，允许妇女把国籍传给孩子；领导讨论了新闻自由；起草了一项修正案，取消农民和工人的５０％定额；提出了人权问题、行政改革问题、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等。
但是，塔克拉也有困惑：“我在议会中看到的情形是：人们都仅限于关心自己的选区。当然，他们应该为选民服务。可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应当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同时着眼于未来的问题和当今的问题。”
一位昔日的议长曾经对塔克拉说，她最大的问题也是她最大的优点：思维敏捷过人。她不断地提出新思想。
塔克拉也遇到过挫折。戴维营会谈之后，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此刻，她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她需要以耐心和智慧度过这个关头。她不相信萨达特会去耶路撒冷。为此，她与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打赌，结果输掉了。“我不能反对和平。但是，我认为此事原本可以处理得好一些。我们做了太多的让步。”她反对萨达特与以色列的交易。
塔克拉透露，至今为止，她一直拒绝与以色列人同时出席会议。但是，最近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她与前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女儿相遇在会议桌旁。对她而言，这当然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
塔克拉目前兼任６个联合会的主席。她最近正在着手组织一个妇女选民团，同时还忙着在华盛顿举办一次阿拉伯女艺术家作品展。
她的日常生活以夫君和两个儿子为中心，当然她还有一大群朋友。她无疑非常喜欢开罗的生活圈子。
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塔克拉似乎并不在意。她认为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对于赞扬，她不以为然。塔克拉最为闪光的一点就是：积极向上，乐观热情，不被任何痛苦和挫折吓倒。
有人告诉我，利拉·塔克拉博士是“埃及著名的女政治家”。然而，她的权力并非来自她的职务或职业。
诚然，她当选过好几个委员会的主席，创立了几个组织。但是，她的影响实际上来自她本人，来自她对自身价值和自己的祖国的信念，来自人们对她的信赖。
可以这样说，塔克拉生得适时适地。她出生于一个殷实的科普特基督徒家庭，父辈是律师和政治家。她的豆蔻年华是在埃及充满希望的岁月里度过的。
塔克拉早年就对为社会服务有浓厚兴趣。还在读高中时，她曾利用假期发起过一项活动，帮助每一个流浪儿做一桩小“生意”，从而使之成为有责任心的公民。这当然是很天真的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塔克拉那种急于改良的思想也日益成熟起来。她的政治天赋和公民意识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也有失望。
她步祖父和父亲的后尘，进开罗大学学习法律。毕业后，她又赴美留学，获得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后来又获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给识了同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埃及青年，并结为夫妇。为埃及做一点贡献的共同愿望把这对年轻夫妇带回了祖国。
塔克拉的从政之路是直截了当的。她是很多组织机构的成员，并且参予起草了埃及宪法。已故总统萨达特很欣赏她那种强烈的民主信念，因而任命她为第一位女议员。后来。她又力战群雄，当选为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第一位女主席。塔克拉说：“毕竟，埃及的男性并不总是摆大男子主义的。”
她还当选为世界议会联盟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委员会主席。此后，她又给这个委员会增加了一项内容：环境。作为一个世界议员，她成功地说服了美国代表团投票支持谴责以色列的决议。最后美国投了弃权票。结果以色列是那次表决中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此事发生在世界议会联盟于１９７４年召开的索非亚大会上。
８０年代，塔克拉重返议会，并立即被选入联盟执行委员会——１０２年以来，这个１２人委员会一直是男人的天下。
塞内加尔议长称她是“非洲的铁女人”。１９８７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宣布不准利比亚加入各国议会联盟。塔克拉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驳斥了这种论调。她说，这不应当由撒切尔来决定，而应该由世界议会决定。经过执行委员会３次激烈的讨论，利比亚终于获准加入了各国议会联盟。
塔克拉博士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她还是一位法律工作者。她曾担任过一些法律组织的负责人，并且是埃及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之一。
塔克拉认为，妇女有责任去赢得自己的位置。“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证明自己的能力。我们不仅要解放妇女，而且要解放男性，使他们摒弃陈旧、狭隘、传统的对妇女的观念。”
谈到自己的职业，塔克拉常常把成绩归功于她的导师以及帮助过她的人。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并且伴随着朗朗的笑声和令人愉快的的幽默，逻辑严谨，充满魅力。她发言时很少看稿子，而听众总是全神贯注地听她娓娓叙述。
塔克拉还起草了一项法律，允许妇女把国籍传给孩子；领导讨论了新闻自由；起草了一项修正案，取消农民和工人的５０％定额；提出了人权问题、行政改革问题、公共部门管理问题等。
但是，塔克拉也有困惑：“我在议会中看到的情形是：人们都仅限于关心自己的选区。当然，他们应该为选民服务。可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应当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同时着眼于未来的问题和当今的问题。”
一位昔日的议长曾经对塔克拉说，她最大的问题也是她最大的优点：思维敏捷过人。她不断地提出新思想。
塔克拉也遇到过挫折。戴维营会谈之后，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此刻，她政治生涯中最关键的时刻到来了。她需要以耐心和智慧度过这个关头。她不相信萨达特会去耶路撒冷。为此，她与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打赌，结果输掉了。“我不能反对和平。但是，我认为此事原本可以处理得好一些。我们做了太多的让步。”她反对萨达特与以色列的交易。
塔克拉透露，至今为止，她一直拒绝与以色列人同时出席会议。但是，最近在马德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她与前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女儿相遇在会议桌旁。对她而言，这当然是一件颇为痛苦的事。
塔克拉目前兼任６个联合会的主席。她最近正在着手组织一个妇女选民团，同时还忙着在华盛顿举办一次阿拉伯女艺术家作品展。
她的日常生活以夫君和两个儿子为中心，当然她还有一大群朋友。她无疑非常喜欢开罗的生活圈子。
对于自己的能力和已经取得的成就，塔克拉似乎并不在意。她认为每个人都能做到这些。对于赞扬，她不以为然。塔克拉最为闪光的一点就是：积极向上，乐观热情，不被任何痛苦和挫折吓倒。
流通中的美元有多少
【美国《华人月刊》３月号文章】题：日常生活中的美元
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提供的资料，１９９２年全世界美元的运转总金额是３５０００亿。但绝大部分表现为银行账目和支票款项，纸币和硬币形式的美元大约只占美元运输总额的８％。
其中纸币的总供应量，１９９２年为１０８０亿美元。其中，一元券占了将近半数。也就是说，流通中的一美元纸币数量达到５００多亿张。若单以美国人口计，平均每人拥有２００张。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美元纸币的机会确实很多。比如：地铁票，一美元２５美分；热狗、汉堡包，一美元上下；苹果、香蕉、橙等水果，一美元几个；生菜、菜花、黄瓜等蔬菜，一美元几磅或几个；自动售货机中的商品，通常一美元左右一件，这些售货机大多均能接受一美元纸币。此外还有专门的“一美元商店”，更是一元纸币的天下。
美元中的硬币，以２５分和一分两种最有特点。２５分的“夸脱”是打公用电话，街边泊车，从自动装置中买车票、买饮料、买小吃等等所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
可以说，凡有投币口的地方，就有“夸脱”的用武之地。许多美国人热衷于坐在“老虎机”前，大把大把地喂进“夸脱”。它还有一个动人心魄的使用场所——赌场。从拉斯维加斯到大西洋城，美国所有赌场大量设置老虎机，它是专吃“夸脱”的能手。如果中彩１００美元，就会一下子泻出４００个“夸脱”。
相对于用途广泛的“夸脱”来说，一美分的硬币简直无所作为，也最不受欢迎。交通高峰期间，有的地铁售票窗口会贴出告示：请勿使用一分钱硬币。
曾有人投书报社，建议取消一分钱硬币。但此议看来不易实现。一分钱硬币的存在同商品的定价方式大有关系，美国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带有８９．９９之类的尾数，邮资也不例外，国内平信２９美分，国际平信５９美分。零星尾数和分钱硬币给买卖双方都带来不便，但有关的造币厂却是获利者。一分钱硬币中含锌９７．５％，其余是铜。铸造一枚分币，１９９２年的成本是０．９２美分，即每千枚成本９美元２０美分，可从差价中获利８０美分。
１９９１年美国通过铸造包括一分钱硬币在内的各类硬币，从成本与面值的差价中获利达４２８００万美元。
尽管美国的大面额钞票不多见，商品售价又都带有零星尾数，但人们上街购物、外出旅行，并不感到有多大不便。这是因为借助了两种主要的支付手段：支票和信用卡。
支票和信用卡的大量使用，有赖于银行的普及、银行业务的发达、以及先进电脑系统的配合。目前在美国，仅万事达卡和签证卡就已发行２５０００万张；银行的自动柜员机网络日益稠密，其用户卡的发行量超过了１５０００万张。
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提供的资料，１９９２年全世界美元的运转总金额是３５０００亿。但绝大部分表现为银行账目和支票款项，纸币和硬币形式的美元大约只占美元运输总额的８％。
其中纸币的总供应量，１９９２年为１０８０亿美元。其中，一元券占了将近半数。也就是说，流通中的一美元纸币数量达到５００多亿张。若单以美国人口计，平均每人拥有２００张。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美元纸币的机会确实很多。比如：地铁票，一美元２５美分；热狗、汉堡包，一美元上下；苹果、香蕉、橙等水果，一美元几个；生菜、菜花、黄瓜等蔬菜，一美元几磅或几个；自动售货机中的商品，通常一美元左右一件，这些售货机大多均能接受一美元纸币。此外还有专门的“一美元商店”，更是一元纸币的天下。
美元中的硬币，以２５分和一分两种最有特点。２５分的“夸脱”是打公用电话，街边泊车，从自动装置中买车票、买饮料、买小吃等等所不可或缺的支付手段。
可以说，凡有投币口的地方，就有“夸脱”的用武之地。许多美国人热衷于坐在“老虎机”前，大把大把地喂进“夸脱”。它还有一个动人心魄的使用场所——赌场。从拉斯维加斯到大西洋城，美国所有赌场大量设置老虎机，它是专吃“夸脱”的能手。如果中彩１００美元，就会一下子泻出４００个“夸脱”。
相对于用途广泛的“夸脱”来说，一美分的硬币简直无所作为，也最不受欢迎。交通高峰期间，有的地铁售票窗口会贴出告示：请勿使用一分钱硬币。
曾有人投书报社，建议取消一分钱硬币。但此议看来不易实现。一分钱硬币的存在同商品的定价方式大有关系，美国几乎所有商品价格都带有８９．９９之类的尾数，邮资也不例外，国内平信２９美分，国际平信５９美分。零星尾数和分钱硬币给买卖双方都带来不便，但有关的造币厂却是获利者。一分钱硬币中含锌９７．５％，其余是铜。铸造一枚分币，１９９２年的成本是０．９２美分，即每千枚成本９美元２０美分，可从差价中获利８０美分。
１９９１年美国通过铸造包括一分钱硬币在内的各类硬币，从成本与面值的差价中获利达４２８００万美元。
尽管美国的大面额钞票不多见，商品售价又都带有零星尾数，但人们上街购物、外出旅行，并不感到有多大不便。这是因为借助了两种主要的支付手段：支票和信用卡。
支票和信用卡的大量使用，有赖于银行的普及、银行业务的发达、以及先进电脑系统的配合。目前在美国，仅万事达卡和签证卡就已发行２５０００万张；银行的自动柜员机网络日益稠密，其用户卡的发行量超过了１５０００万张。
一个间谍的经历（一）
【美国《华盛顿邮报》杂志文章】题：忠诚之疑秘密聚会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５日傍晚，华盛顿郊外一座普普通通的别墅内灯火通明，一楼大厅内回荡着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曲调悠扬。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时结伴而至，热情而恭谨。从外面看，里面无非是在举办鸡尾酒会，华盛顿知识界的年轻人利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聚一聚。
然而，气氛又有些特别：客人们不把车停在门前，而是停在附近僻静的马路上；当天晚上的气温很高，而客人们却闭门不出，宽阔的庭院显得空空荡荡；来宾和房子的主人谨言慎行，以免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原来，今天的来宾全部是美国情报界的官员及其夫人，里面举行的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秘密聚会。
房子的主人已年过半百，满头银发。他恭候在门旁，同每一位来宾热烈地握手、拥抱，互致问候。他的邻居所知道的他的姓名和身份其实是假的，那是他在１９８１年逃离他的祖国之后不久编造的。然而，今天的来宾却无一不知他的真名实姓：理查德·库克林斯基，５６岁，波兰人，叛逃前是上校。
在来美国前的１０年中，他同中央情报局秘密合作，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向美国提供了大量有关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内部的绝密情报。来宾中有的是初次见面，有的则是他的老相识。当年在华沙街头同他秘密接头的谍报人员，暗中帮助他逃到美国的特工，到美国后负责安置他的衣食住行的官员，今天都来了。旧友重逢，新朋初聚，别有一番滋味。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当地一家法院曾举行秘密仪式，给了库克林斯基以美国公民的新身份。客人们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有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斟给客人。库克林斯基的一位密友举起酒杯，祝贺他获得新生。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假名丹尼尔。
库克林斯基默默地听完来宾的祝贺，现在轮到他讲话了。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人生中有些时刻，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令你找不到合适的措词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一个人改变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谈到他当年在华沙遥望飘扬在美国大使馆上空的美国国旗时的心情，他说他对能成为美国公民感到自豪，然后话锋一转，声音柔和而又沉重地说道：“请原谅，在我的心中，在我的体内，我永远是个波兰人。”
（一）
１９８６年９月１５日傍晚，华盛顿郊外一座普普通通的别墅内灯火通明，一楼大厅内回荡着肖邦的钢琴协奏曲，曲调悠扬。三三两两的客人不时结伴而至，热情而恭谨。从外面看，里面无非是在举办鸡尾酒会，华盛顿知识界的年轻人利用这个星期一的晚上聚一聚。
然而，气氛又有些特别：客人们不把车停在门前，而是停在附近僻静的马路上；当天晚上的气温很高，而客人们却闭门不出，宽阔的庭院显得空空荡荡；来宾和房子的主人谨言慎行，以免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原来，今天的来宾全部是美国情报界的官员及其夫人，里面举行的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秘密聚会。
房子的主人已年过半百，满头银发。他恭候在门旁，同每一位来宾热烈地握手、拥抱，互致问候。他的邻居所知道的他的姓名和身份其实是假的，那是他在１９８１年逃离他的祖国之后不久编造的。然而，今天的来宾却无一不知他的真名实姓：理查德·库克林斯基，５６岁，波兰人，叛逃前是上校。
在来美国前的１０年中，他同中央情报局秘密合作，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向美国提供了大量有关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军队内部的绝密情报。来宾中有的是初次见面，有的则是他的老相识。当年在华沙街头同他秘密接头的谍报人员，暗中帮助他逃到美国的特工，到美国后负责安置他的衣食住行的官员，今天都来了。旧友重逢，新朋初聚，别有一番滋味。
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当地一家法院曾举行秘密仪式，给了库克林斯基以美国公民的新身份。客人们是来向他表示祝贺的。有人打开一瓶香槟酒，斟给客人。库克林斯基的一位密友举起酒杯，祝贺他获得新生。他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假名丹尼尔。
库克林斯基默默地听完来宾的祝贺，现在轮到他讲话了。他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波兰口音，声音小得几乎让人听不见：“人生中有些时刻，心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令你找不到合适的措词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一个人改变国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谈到他当年在华沙遥望飘扬在美国大使馆上空的美国国旗时的心情，他说他对能成为美国公民感到自豪，然后话锋一转，声音柔和而又沉重地说道：“请原谅，在我的心中，在我的体内，我永远是个波兰人。”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