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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News

1991 年 11 月 27 日 · 第 4 版

本页目录(7 篇)

繁荣与东欧无缘(八)

南斯拉夫经济面临崩溃
    【英国《金融时报》11月9日文章】奥地利经济学家和西方银行家们说,欧共体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之后,如果联合国对它实行石油禁运,南斯拉夫经济将迅速面临崩溃局面。
    奥地利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一位东欧专家斯坦科夫斯基说:“迅速恶化的南斯拉夫经济将很快崩溃,如果联合国实行石油禁运,崩溃将在圣诞节之前。”
    南斯拉夫经济受到制裁打击的关键性方面包括:
    欧共体经济援助:延长到6月份开始的价值7.3亿欧洲货币单位(5.13亿英镑)的为期5年的第二个经济援助议定书,以及一笔由贷款转为内部补贴的7700万欧洲货币单位的款项,已分别被停止实行和停止付款。
    欧共体的制裁影响到它向东欧农业基础提供特别援助的计划和欧洲投资银行提供的6100万欧洲货币单位。
    南斯拉夫的债务:共148亿美元。1月份,南斯拉夫国家银行的储备为80亿美元。由于克罗地亚战争,南斯拉夫的储备已降到15亿美元。一位西方银行家说,南斯拉夫难以偿付本月底到期的6.4亿美元的利息。这位银行家解释说:“南斯拉夫国家银行在西方银行中约有40亿美元存款。为了进行严格的制裁,欧共体已冻结了这笔存款。”
    工业:今年头9个月,南斯拉夫全国工业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23%。原因是,1990年投资下降了17%,6个共和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遭到破坏。
    此外,克罗地亚战争的费用相当于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150亿美元。西方银行家相信,战争使塞尔维亚每天耗费5亿美元。
    运输:克罗地亚战争已使整个运输体系遭到破坏。维也纳经济预测研究所的一位南斯拉夫经济专家说:“制裁意味着企业无法进口零部件、食品和原材料。”
    贸易:自从苏联和东欧国家1月份同意转为以美元结算的体制以来,南斯拉夫同欧洲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贸易从1989年的占28%增至今年上半年的58.4%,而南斯拉夫同苏联的贸易由30%下降到18%。
    失业:1989年失业人数达120多万人,占整个劳动力的11%。失业人数在过去9个月内已上升到150万人,还有150多万人只拿到最低保证工资的一半。
    能源:1990年8月海湾战争后,南斯拉夫缺少石油,国产油只有340万吨,不能满足需要。而且克罗地亚(供应230万吨)8月份切断了向塞尔维亚的全部石油供应,这就使塞尔维亚石油奇缺。
    (八)

苏联日耳曼人今昔

【德国《时代》周刊10月18日文章】题:未被遗忘的共和国
    1763年7月22日,日耳曼血统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让第一批德意志人移居俄国。
    她允诺在伏尔加河畔给他们农田,以无息贷款形式给予创业援助,免除赋税和兵役,信教自由并实行自治。于是,移民成群结队,纷纷到来。
    1918年10月19日,列宁宣布日耳曼人移民区为自治区,从而推翻了十月革命前作出的解散自治区的决定。他委任德国战俘思·罗伊特在这个面积相当于比利时的地区建立行政管理机构。6年以后,斯大林把它升格为独立的共和国。
    这个伏尔加共和国很快繁荣起来了。当其他地区歉收,陷入粮食危机之际,伏尔加共和国生产的粮食却绰绰有余。到30年代中期,这个“俄罗斯粮仓”已有5所高等学校、一些德文报纸、一个自己的出版社和一家民族剧院。
    希特勒向俄国发起进攻,德国移民被视为敌人。1941年8月30日,斯大林下达了“关于住在伏尔加地区日耳曼人迁移问题”的一纸命令,把这个他曾称为“模范共和国”的榜样除了名。1941至1943年间,100万苏联日耳曼人被迁到乌拉尔以西的地区居住。今天,200万苏联日耳曼人中大约一半生活在中亚哈萨克。他们大多是与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混居,但也有很少一些村庄是“纯日耳曼人村”。
    前不久,叶利钦政府表示了补偿日耳曼人的意愿。6月30日,它准许在阿尔泰建立一个有日耳曼人自治政府的县,由法尔茨人出任县长。这个地区战前曾由日耳曼人掌管,但在1938年被解散。
    约有70万日耳曼人今天仍住在伏尔加河东西两岸。老伏尔加共和国2/3的地区今天已归萨拉托夫市管辖,南部“尖端”地区则属伏尔加格勒。尽管官方再三禁止,经年月积累,还是有3万日耳曼人回到了居民稀少的老区。据记载,战前在这里居住的日耳曼人约为45万。
    但是,自治毕竟来得太晚了。如今的日耳曼人称叶利钦是“红色俄罗斯人”,是把他们毁掉的“党内大官僚”,他们并不信任他。
    俄国少数民族问题部部长普罗科普耶夫知道,要想把苏联日耳曼人留在国内,就必须迅速解决自治问题。但是他也知道,住在伏尔加的俄罗斯人却不愿意这样干。因此,这位部长认为,只有分阶段(逐村、逐地区地)实现自治,才有现实的可能在俄罗斯联邦内建立一个日耳曼人自治共和国。不能赶走任何人。
    或许是因为创业比重建显得容易些,因而人们不愿迁往伏尔加,而是迁往易北河或莱茵河。自从简化出境手续以来,日耳曼人外流已势不可挡。1989年,有近10万人去了联邦共和国,去年已增至15万人。
    这种“移民回归”之势,使苏联和德国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计算,现在日耳曼人外流已使联盟的经济每年花费两亿卢布。与此同时,德国联邦政府每年也必须为这些移民在语言培训、适应新环境、就业援助等方面花费数十亿马克。

南朝鲜《中央经济新闻》报道:现代集团因纳税与政府发生对抗

【南朝鲜《中央经济新闻》11月19日报道】题:现代集团宣布同国税厅正面对抗
    由于现代集团名誉董事长郑周永的家族和他们的14家系列公司拒绝增加税金,国税厅同现代集团将在法庭上见面。
    郑周永在11月1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正式拒绝国税厅增加1361亿元税金的要求。国税厅则坚持认为:“我们根据税收法征税没有错误。”
    现代集团方面说,它已根据税收法交了260多亿元继承税和赠与税。但是,国税厅方面说:“这260多亿元中包括它的系列公司合并前非法转让的法人税等220多亿元。而且,这也不是他们主动交的,而是根据税务调查补交的。令人怀疑的是,如果没有税务调查,他们是否会补交这些税金。”
    国税厅还说:“最近几年来由于资本市场急剧发展,许多大企业通过股票变相漏税。”它还明确指出,郑周永一家也有漏税。郑周永对记者说:“很遗憾,我因为没有钱而不能纳税。由于不能勉强纳税,今后要听从法院的判决。”当总统秘书室长丁海昌和经济首席秘书金钟仁把郑周永拒绝补税的情况报告给卢泰愚总统后,卢总统当场训斥了有关人员。青瓦台(南朝鲜总统府所在地——编注)有关人员立即召开了会议之后宣布:“不管有什么情况也要根据法律征收现代集团应补交的税金。郑周永的批评是对政府权威的严重挑战,要采取切实的措施。”

美前奥委会主席有违法行为

【路透社达拉斯11月24日电】一个专门小组在对美国奥委会前主席赫尔米克进行独立调查之后,于24日作出了结论:他不止一次地违反了美国奥委会关于禁止其成员从同该组织有商业关系的机构收取费用的规定。
    由美国前副检察长伯恩斯提出的这项长达59页的调查报告,经美国奥委会执委会于本周末近8个小时的审议之后于今天发表。赫尔米克是在9月18日辞去美奥委会主席职务的。在这之前,一家报纸披露了他从一些同美奥委会有商业关系的机构收取了27万美元的法律和咨询费的行为。
    伯恩斯的报告详细揭露了赫尔米克参与6家商业机构的活动的情况,其中包括特纳广播公司。美国高尔夫球联合会以及保龄球设备制造公司等等。
    伯恩斯在他的报告中说,赫尔米克低估了他的行为的严重性,他是在利用他的地位为他私人机构的利益作交易。赫尔米克的继承入、现任美奥委会主席海贝尔说,他希望伯恩斯的这个报告将结束对赫尔米克的争论。

球星离国去 金钱如潮来

【阿根廷《索莫斯》周刊10月2日一期文章】题:非传统出口产品——球星
    如果阿根廷整个工业具有与“足球运动员工厂”同样的出口能力的话,那么阿根廷经济肯定会更令人感到乐观。近11年的数字无可辩驳地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段时间中,阿根廷共向国外转让了58名国家队队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从1974年至今,由于梅诺蒂、比拉尔多和巴莱西执教的国家队的表现,阿根廷获得了5300万美元的外汇收入。
    在梅诺蒂时代(1974—1982年),向外国出口了24名国家队队员,收入了2100万美元。在比拉尔多执教期间(1982—1990年),有25名球员出口,换取了1920万美元。在巴莱西时代(今年1月起),仅转让了9名球员,就换取了1280万美元。
    除这些冷酷的数字外,还有一些情况应该说明。在梅诺蒂时代,迭戈·马拉多纳做出的贡献使总收入大大地增加了。他从博卡队转会到西班牙巴塞罗那队换取了整整1000万美元,创下了阿根廷足球史上转会费的最高纪录。这迫使阿根廷足球协会采取了补救措施,一度禁止向外国转让国家队球员。
    这些数字使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喜忧参半的事实。
    一方面,出口球星使国家换取了成千上万的美元,同时也表明了阿根廷国家队近15年来赢得的名望,应该说是有益的。但另一方面,球星出口也使国内足球产生了危机。此外,尽管金钱流入了各俱乐部的金库,但它们仍摆脱不了结算的赤字。
    柏林墙倒塌之后,阿根廷向欧洲提供的球星明显增多了。由于罗马尼亚人和南斯拉夫人进入了意大利和西班牙足坛,阿根廷又开辟了一些非传统市场,打入土耳其、澳大利亚、厄瓜多尔、比利时、波兰、哥斯达黎加和日本。

委报文章:南美人处于十字路口

【委内瑞拉《宇宙报》9月22日文章】题:处于十字路口的南美洲人:是选择新自由主义还是选择中央集权(作者卡洛斯·迪亚斯)
    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和南美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改变了现代史的进程。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习惯于缓慢变化的南美洲人陷入了迷惘之中。南锥体国家从中央集权向新自由主义的过渡,是同其公民们不敢明确选择某种立场的心理相矛盾的。
    阿根廷人和智利人在实行市场开放和国营企业私有化方面似乎最坚决。但是,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则不然,这些国家只能断断续续地向新自由主义过渡。
    阿根廷9月22日的选举结果表明,梅内姆总统的计划明显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可以使梅内姆总统“畅通无阻地”深化改革,而反过来,也使得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人数增多了。智利的情况也是这样。艾尔文总统在军政府几乎统治了20年之后加强了民主,但是艾尔文一点也没有改变军政府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但是,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公民们无法马上接受中央集权垮台这一现实,并反对立即加入世界新潮流。巴西人选择费尔南多·科洛尔当总统,其目的是想使巴西逐步走向新自由主义,但是在州一级政府中,却选择了左派候选人担任大部分领导职务。
    巴拉圭和乌拉圭在主张新自由主义的中央政府治理下,它们的首都的市长职务却都由左派候选人担任。不习惯于急剧变革的南美洲人,对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速度之快感到吃惊。他们还不能明确地决定自己的未来。由于世界不会等待那些落伍的人,并将迫使他们为自己的犹豫不决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各国的政治领导人目前的职责,是尽量详细地明确地向本国人民阐述思想,以避免徘徊。

老挝军人经常领不到军饷

【法新社曼谷11月24日电】官方的老挝电台24日在一则广播消息中说,由于经济困难,老挝军人往往好几个月领不到军饷。
    这家电台说:“虽然我国的经济形势似乎令人沮丧,但是我们的军队仍在竭尽全力,以使粮食产量达到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