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 4 月 11 日 · 第 2 版

这项招标是德黑兰市政府提出的。截标日期没有公布。

这项招标是伊朗电信公司提出的。详细情况见标书，标书售价为二千五百伊朗里亚尔。截标日期未公布。

投资总额为十七亿日元（约一千○九十万美元），这座建在布达佩斯以南一百三十公里处的化工厂将于一九九二年竣工。

今年三月南朝鲜接到造船订货十艘，共一百三十万总吨位，价值七亿八千一百万美元。

总额达六十八亿四千万美元，其中从欧洲购买三十四家，相当于去年全年从欧洲购买的公司数目。

据美国人士说，这种计算机可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弹道导弹，但印度必须保证用于和平目的。

【《台湾时报》４月９日特稿】题：我卫星计划何时解开裹脚布？（记者卢美杏）
    正当国内科技界为了是否自行制造人造卫星争论不休之际，中共却于前日为香港亚洲卫星公司发射了亚洲地区首枚商用通信卫星。如今中共的商用卫星受到举世瞩目，我方岂非是被彼岸重重
    一掴了！？
    事实上，此次中共“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其值得注意的并非卫星本体，而是中共发射技术之精良。中共所发射之通信卫星，是使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长征三号自１９８４年成功地发射中共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以来，至今已６次发射通信卫星，次次奏捷，使得科技水准迈向国际之列，甚至有超越欧、美的趋势。
    反观我国的五年卫星计划，不仅在执行程序上受到民间莫大的质疑，而徘徊于自制与自行发射的激辩，更消耗了科技官员的大半精力，仍是遥遥无期。由于中共发射的卫星是美国制造的，中共占有股份，所以特别受到世界瞩目，更因商用卫星的制造成本高，盈余低，已鲜有国家参与其中，中共此次发射的亚洲首枚商用卫星，反而大发利市，包括已签订的合同、预订协议和意向书便已超过了该卫星２４个转发器的容量，所以在台湾口口声声要“科学用”时，不仅是技术落后了多年，更是商用价值眼光的一大考验。
    海峡两岸的政治较量从海上到天空，从无形到有形，明显的是在科学方面台湾确实是紧追在后，尽管教育部官员始终不以为大陆人才济济系因大学专精科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陆人多菁英多，自然带动科技的精进。
    中共能，台湾为什么不能？眼看中共成功发射了首枚商用卫星，台湾的科学界在跳脚之余，怎能不反思自己呢？

【日本《朝日新闻》４月４日报道】题：中国也搞“马上就办”
    “明天再说”、“慢慢来”、“马马虎虎”——这是反映中国官僚主义的代表性语言。如今，在中国东北部的钢城——辽宁省鞍山市，却展开了一场旨在提高效率的“马上就办”运动。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已经１０年多了，但是，有的地方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吃喝送礼的不良风气越来越严重。鞍山市年轻的市长马延利心想：“照这样下去，外资是不会来的。”于是，他在去年年底发出了开展“马上就办”运动的号召。
    在工作单位的墙上张贴着一看就能明白的表格，上面记载着对团体和市民所提出的困难与要求进行处理的情况。据说，去年的处理率达９０％。另外，还制订了相当具体的服务规则，例如要求驾驶员“电话铃响后８分钟之内把车开到大门口”，要求打字员“一页的错别字不得超过５个”。
    鞍山市办公室副主任张洪林说：
    “我们在接到因资金困难而面临停产危机的自行车厂要求提供流动资金的报告后，马上着手办理，在第１３天就从银行拨出６００万元贷款。要是在过去，恐怕得花上好多年。”
    这个“马上就办”运动受到了国务院的关注。河北省已经发出通知，开展了向鞍山市学习的运动。

【《台湾时报》４月９日报道】题：海峡两岸发展通讯卫星能力差距大，台湾落后中共十五年
    针对中共发射首枚商用卫星，国科会工程处处长胡锦标表示，要赶上中共发射通信卫星的脚步，台湾至少要１５年的时间。
    胡锦标指出，我国未来发射的科学用卫星与中共发射的通信卫星最大的不同在于，除卫星本体载负功能相异外，火箭推动的技术是主要症结，由于中共已发展出推力强劲的液态燃料，而我方使用的燃料则属固定态燃料，推进力较弱。
    据了解，中共研发卫星已有２０年的时间，共有西昌、海南岛、太原、酒泉４个卫星发射站，而我国甫起步的“五年１００亿元卫星计划”，正准备从民国８０年开始进行，两方已有一段长时间的距离。

【法新社台北４月８日电】苏联新闻记者鲍里斯·皮利斯茨凯因今天到达台北，开始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从而成为访问国民党台湾的第一位苏联记者。
    台湾政府新闻部门的官员说，这位记者是从台北驻南非大使馆获得访台签证的。
    皮利斯茨凯因是苏联《消息报》驻莫桑比克记者，来台湾是为了参观农业和经济体制和管理情况。台湾今年早些时候同苏联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和电信联系，并允许去那里旅游。台湾当局还允许经过挑选的苏联公民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活动，包括选美活动和经济会议在内。
    这些官员说，皮利斯茨凯因将于４月２２日离开台湾。

认为现在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和记者在中国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孤立中国不符合美的利益
    【本报华盛顿４月８日电】（记者魏国强）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密歇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奥克森伯格，最近在华盛顿西德韦尔学校发表演说指出：“保持安定团结是人口众多的中国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奥克森伯格说，中国幅员辽阔，大于欧洲。中国有１１亿人口，是美国的４倍，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只有美国的６０％。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美国的土地上应能容纳２０—３０亿人。他说，如果美国果真有这么多人，“我们还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吗？还能谈论什么个人秘密问题吗？还能对环境问题提出高要求吗？”
    他认为，中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因此美国的价值观念，美国的体制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于中国。此外，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对中国也不应象对工业国家那样提出相同的要求。
    他说，在过去的１００多年里，中国遭受过多次内战和外国的入侵，国内四分五裂，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态中。１９４９年以后，没有了内战，但文化大革命又使中国出现了混乱，只是在过去的１０年里，中国才出现了比较安定的局面。中国过去一直担心外国的武装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减少它的易受攻击性”。直到１９８９年５月，中苏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中国才第一次真正地感到没有外国武装入侵的威胁。但是，去年５月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使得亚行年会和中苏首脑会晤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变得黯然失色了。
    奥克森伯格认为，由于中国有长期遭受侵略的历史，因此许多中国人至今仍然担心他们会受到外国人的剥削，外国人卷入中国名事务也不会受到欢迎。
    奥克森伯格认为，东欧国家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不同，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在东欧发生的一切都肯定会在中国发生。”
    关于中美关系问题，他说，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中国在稳定亚洲局势中起着“中心作用”，今后人类要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等，都需要有中国的合作。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他认为，现在美国有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在中国问题上“过于感情用事。”他说，随着形势的变化，过去尼克松、福特、卡特时代制定的对华政策需要作修改，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不能把中美关系在过去２０年里取得的进展全部推翻。

【法新社日内瓦８月０日电】据世界卫生组织人士说，中国当局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制订一项在中国消灭艾滋病的三年计划
    这项计划将包括的内容是：开展向公众提供有关艾滋病的信息的宣传活动、查明并确定有可能得艾滋病的危险的人、建立艾滋病医疗检验中心、对医生和护士在治疗和护理艾滋病人方面进行培训。
    【美国《纽约时报》３月３０日文章】题：艾滋病的出现迫使中国设法对付毒病和控制使用毒品（记者谢里尔·伍顿发自昆明）
    一则关于中国西南边境云南省的１４６位农民因使用被污染的针头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报道使整个中国不寒而栗。
    这是中国出现大范围发病情形的第一个迹象。中国官员原先曾断言，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涉及的都是外国人。此间一些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除了今年２月公布的这一发现之外，还从云南的另外１００多名农民身上摄取了试样，送往北京进行补充化验，看看他们是否也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
    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艾滋病病例与西方相比是非常少的。中国以前报道说，在中国境内总共发现了４１名外国人和３名中国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实际发病的仅有３人。新的发现使中国感到严重不安，同时也表明云南边境走私贩毒问题越来越严重。
    静脉注射毒品在传染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唤起了中国对上个世纪和本世纪头５０年这个国家因普遍存在吸鸦片成瘾而遭受苦难的回忆。
    据云南省公安厅缉毒处副处长陈春毅（音）说，当时大约有２０００万人（几乎等于当时中国人口的５％）抽鸦片。
    中国共产党１９４９年掌权以后，他们终于根除了吸食鸦片的恶习，而且从那以后几十年，中国一直被当作一个无毒品国家。但陈春毅说，现在不仅重新出现吸鸦片的现象，而且出现了毒品走私和用海洛因进行静脉注射的现象。
    中国官员深知艾滋病的危险。迄今为止，他们一直把工作重点放在甄别外国人上。在中国居住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外国人都必须接受艾滋病检查，有时一些到中国进行短期旅行的外国人也要受到意在断定他们是否患有艾滋病的询问。
    对中国来说，边界毒品贸易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它影响到中国同邻国的关系。陈春毅坚持认为，这些毒品来自中国的某些邻国，中国只是一个过境渠道，因为中国的地理位置正好在毒品产地和象香港这样的贩运港口之间。
    中国当局已加紧了他们的工作，拨给云南省１００万美元用于进行毒品控制。但他们承认，这笔钱是不够用的。
    此外，公安部门也已增加了警力以缉查毒品。

【香港《快报》４月
    ５日报道】台北消息：台湾和大陆的两个经济组织计划今年中在北京举办两岸千人大会，推动两岸经济合作。
    据《联合报》报道，台湾“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副秘书长郑文导说，该会将与大陆的“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下周在香港商讨这项大会的细节。
    他透露，大陆方面已确定有６００到７００名经贸界人士参加这次大会，台湾方面则初定有５００人左右。
    郑文导说，这项由大陆“海峡两岸经贸协调会”及台湾“海峡两岸商务协调会”发起、大陆主办的会议，目前考虑使用之名称有下列三个：（１）海峡两岸经贸会议，（２）海峡两岸经贸商务会议，（８）海峡两岸华商经贸会议。
    会议地点方面，郑文导称台湾方面原属意在香港，但大陆方面则提议在北京举行，其理由亦甚有说服力，因此到北京开的可能性较高。
    至于开会时间，原本定在６月下旬，但台方认为如果在台湾召开国是会议后再成行，可能可以带去国是会议中的大陆政策方针，与大陆方面代表好面对面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