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3 月 31 日 · 第 2 版

据台报报道，台湾陶瓷业去年快速窑已达一百二十多条，急需矽酸锆、长石、黑粘土、高岭土等陶瓷原料。

据
    台报报道，因气候适宜，美国今年黄豆产量将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以上。一些分析家预计未来黄豆价格看跌。

据美国农业部宣布，这批五十五万吨的玉米将于今年九月以后交货。在今年九月开始的下财政年度中，苏已订货一千零七十万吨玉米。

据法新社报道，黄金价格每盎斯下跌五美元，降至三百八十二点七五美元，铂下降到五百二十三点五美元，也下降五美元。

菲贸易部说：菲一九八八年食品出口达十亿五千七百万美元，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十八，主要出口品有海产、蔬菜、咖啡、可可等。

据美
    联社报道，日将向巴西提供贷款四亿七千八百万美元，这是四年来日本首次向债台高筑的拉美国家贷款。

【香港《大公报》３月２８日文章】题：就“过紧日子”提三点建议（作者吴康民）
    李鹏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在治理整顿期间，政府和人民都要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要人民有思想准备，就必须有思想动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动员人民群众准备过几年紧日子？
    其实，近百年来，中国人民都是过惯紧日子的。解放前不用说，解放后的“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的１０年，人民过的日子紧得很。改革开放的１０年，人民的生活好多了。但为什么去年的“通货膨胀”，就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群众的严重不安”呢？
    问题在于：过去干部群众一条心，同甘共苦，有一大批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各级干部。人民有很大的凝聚力。即使政府有不少失误，但人民也予以曲谅，生活困难也就挨过去了。
    现在情况的确有所不同，甚且可以说问题颇为严重。问题在于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不能那么“以身作则”了，没有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相当严重，贪污受贿也不是个别的。我们的干部和群众相对地疏远了，人民的凝聚力没有过去那么强。这正是问题关键所在。
    我完全赞成李鹏总理的提法：“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坚决克服铺张浪费现象。只要我们以身作则，并把要过紧日子的客观要求向群众说清楚，相信广大人民是会理解和支持的。”
    “以身作则”，非常重要。一方面要群众过紧日子，一方面干部铺张浪费、大吃大喝，这说得过去吗？
    就以香港来说，内地派去的干部，当然有不少是好的，但也有不少是官气十足、铺张浪费的。摆阔气、摆架子、直令人摇头的。而且还有贪污受贿的。这也影响香港同胞对国内的信心。
    为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要订立廉政法规，立法推行廉政。为此我已写了一个提案，得到３０位代表签名，已送交大会。
    第二、把今年定为反对铺张浪费年。虽然不搞运动，但也应大张旗鼓地宣传一下。要做成社会压力，使惯于铺张浪费的干部有所收敛，干部特别是高级千部带头来过一过紧日子，这才是以身作则。
    第三、加强与群众的民主对话。应把对话的工作做到广大群众里去。决策要民主，首先要让群众有反映意见、发表批评的渠道。社会上的牢骚多、怪话多、顺口溜多，就是渠道不畅的表现。各级人大要充当这个渠道、桥梁。

【美联社烟台３月２０日电】由于权威官员们的埋怨和北京的紧缩政策，海滨城市烟台实行的允许私人买房的雄心勃勃的试验暂时停止。
    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种种住房改革试验也因为房价昂贵、政府缺乏信心而出台缓慢。
    烟台市负责住房改革的一名官员说，“政出多门，我们不知道将来该怎么办。”
    北京的住房每平方米售价为１８５０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必须积攒下他７０年的全部收入才能买到一套三居室住房。
    在人口拥挤的上海，房价可能更高。
    烟台的房屋售价比较合理。近两年内出售了１６００套，但仍有１．６万户家庭等着买房。
    中国是在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住房改革的，以便克服住房严重短缺、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无处栖身的现象。
    作为改革由国家大量补贴的住房制度而进行努力的组成部分，中国在过去几年里紧急制订了个人买房的计划。
    中国把允许私人买房看作是把人民的钱投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和暂时制止消费开支的一种方式，理由是减少消费开支可以限制通货膨胀。
    改革者还想以此同那些利用权势为自己和亲朋好友搞到面积大、条件好的住房的腐败官员作斗争。
    烟台是著名休养区。房租提高，某些干部便大吵大闹，有人拒缴房租，另外一些人则利用“关系”免交房租。
    烟台住房改革的影响趋于消失，各工作单位已停止出售住房。
    象北京、上海等也开始进行住房改革的城市，只是把少量住房投放市场，其收效不及烟台显著。因为房屋售价很高，而且尚未进行改革租金制度的努力。

【本报东京３月２３日电】（记者姚力）爱华（ＡＩＷＡ）公司是一家很有特色的日本音响专业公司。它虽然没有索尼、松下那样庞大雄厚，却能在群雄林立的日本电器界独树一帜，靠的是在技术上的不断追求和独特的音响效果。
    中国音响电器爱好者大都熟悉日本的索尼、松下、三洋这些大公司。其实，爱华公司作为音响电器专业厂家，其产品优良的音质在日本享有的盛誉绝不亚于索尼，它在高保真技术、播放机的液晶显示技术方面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说，爱华公司的历史几乎就是日本磁带音响电器的发展史。在爱华公司的发展史中，始终贯穿着不断的技术开发。
    １９５９年成立的爱华公司，在１９６４年生产出日本第一台盒式磁带录音机；３年后又将立体声和磁带到头后按键自动跳起停止的技术赋与盒式磁带录音机；紧接着１年后，首次将收音机与录音机合为一体，生产出收录机，同时又首次将这一新产品应用于汽车，使汽车音响化；１９８２年，世界上首台双卡手提收录机在爱华公司诞生；同年该公司用双磁头技术使播放机能够自动倒向放音或录音：１９８７年，爱华公司向世界推出了几乎要摧垮传统音响产业的数字式磁带录音机。
    日本音响电器界竞争激烈，一种新产品在完成开发时是先进的，但到批量生产投放市场时也许开始过时了。爱华公司独到的技术和不断的攻关，使其在发展节奏超过其他领域的日本音响电器界一枝独秀，时常推陈出新，在新产品和高质量方面都对日本音响电器界起着引导作用。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性能的提高和功能的开发竞争中，爱华公司紧紧抓住提高音质音色这一关键。该公司不惜投入大量技术力量和资金进行开发，使其自１９７１年开始致力于高音质化以来，一直在音响音质方面享有日本最高的声誉。
    爱华公司在提高音色音质上的最新技术，一是ＡＭＴＳ防振动技术，二是ＢＢＥ高保真系统。爱华的Ｆ１音响系统不仅采用了人们已知的杜尔比降噪、ＤＳＬ加强低音、ＤＳＰ剧场效果，还首次应用了ＡＭＴＳ技术和ＢＢＥ系统，因而其音色音质近乎完美，达到目前日本各种音响电器的最高水平。该公司计划在其所有产品中逐步应用ＡＭＴＳ技术和ＢＢＥ系统。
    爱华公司最得意的产品是播放机，它和索尼公司一起占据世界播放机销售市场的７０％。该公司在只有手掌大小的天地里，应用了各种新技术。除以上提到的各种改善音质的技术外，还有重低音技术、超薄技术、遥控装置、定时装置。其专用高效充电电池令人惊讶。一般优质充电电池的充放电为１比１，而爱华的充电电池充１５分钟可使用１０个小时。爱华的播放机上广泛使用了液晶显示装置，这方面在世界上也是领先地位。

【法新社布鲁塞尔３月１９日电】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今天呼吁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超级机构，它将有权对其所有成员国的核电站进行现场检查。
    该联合会在发表的一份长达４０页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想避免发生象切尔诺贝利那样的事故，对世界核工业的规定进行某些重大改变是至关重要的。”
    报告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加强它的权力。
    为此，要修改其章程，为它提供“足够的资助”，使其完全独立地行使职能：一方面考察并协调核工业，另一方面敦促核能的和平利用。
    该机构应有权对核设施进行快速考察，为安全处理放射性废料制订最低限度的标准，监督民用和军用核计划的完全分离，防止进行裂变物质的非法交易。

【埃菲社伦敦３月１０日电】题，英国：上议院揭露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舞弊现象
    上议院的一份报告今天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舞弊现象几乎涉及共同体的所有部门，每年舞弊额高达６０亿英镑（合１０３亿美元）。
    由上议院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制订的报告说，这些舞弊行为是“公开的丑闻”，众所周知的不轨行为仅仅意味着“冰山的尖端”。
    报告说，共同体制度的复杂，过大和无效的官僚机构，再加上缺少防范措施，为舞弊提供了方便条件。
    委员会列举事实说明共同体制度的复杂性，例如，农产品法就有４０００多项，加工食品法多达９３２个。奶制品分４００个等级，牛肉分８０个等级。
    报告列举的舞弊事件有，丹麦四家公司把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干酪出口说成是对加勒比的出口，获纯利５３万英镑（合９１．２万美元）。
    委员会还列举了爱尔兰共和国和北爱尔兰之间的牲畜非法进出口事件，使畜牧业主的每头牲畜获利１７２美元。
    委员会说，虽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消除舞弊现象，但是如果能健康地管理欧洲共同体的财务，是可以大大减少舞弊现象的。
    反对党英国工党的发言人说，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应对这种现象负很大责任，因为它反对制订具体的防范措施。

印商业部说，在去年四月至今年一月的十个月中，印贸易逆差从前一年同期的三十六亿美元增加到四十七亿美元。

【香港《新报》３月５日文章】题：深圳土地拍卖方法值得商榷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文鸿表示，不赞成深圳以拍卖方式进行土地买卖，因为土地拍卖容易将价格抬升得过高，而政府方面亦无法控制，对于参与拍卖的公司，政府亦未能全部了解，而国营企业的经营方式与私人机构不同，因为国营企业并非自负盈亏，因此在土地拍卖时，他们的出价可能会出得过高，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效益的问题。
    他说，如果在拍卖中不分开外资与国内企业进行，因此国内企业要取得土地时，必需出很高的价钱才可压倒外资企业，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土地的价钱容易被过度提高，而出价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未必能对其出价作出详细的考虑。
    而上海虹桥开发区的例子较为可取，因这些土地是以招标的方式出售，投标时并不是价高者得，当局还会综合考虑出标者的土地利用方法与发展计划，并研究这些发展计划及方法对该区的发展是否有利，因此控制土地价格而不致使土地价格过高。
    他解释，由于本港地产商对本地的地产市道熟悉。因此出价则较为审慎，另方面，本港资金并非国营企业，故此情况不同。而中国方面，房地产市场刚正起步，没有了解地产市道的专业人才，例如，测量师则非常缺乏，加上在订定土地的价格时因无先例可援，换句话说，是缺乏地价指标。
    他续称，深圳与香港不同之处，就是香港的经济政策是自由放任，且缺乏考虑长期的发展。深圳则不同，因此房地产的价格不可抬得过高，否则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