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3 月 27 日 · 第 2 版

【台湾《天下》杂志文章】题：高效率而廉洁的文官
    ——政府建树之根（作者杨艾俐）
    新加坡文官以高效率、不贪污闻名于世。他们是散布在政府各部门的１５万公务员。２０多年来，他们结合２００多万一般教育程度不高、种族和宗教迥异的人，在一块小小的土地上，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工业国。效率极高
    新加坡政府重效率有其历史背景。１６０年来，它一直是欧亚货物的集散地，他们早就了解到，要带进更多收入，必须让船只快速通关。该国一位经济发展局的高级官员说，“我们没有富饶的土地，没有金矿，不产石油，付不起慢条斯理的代价”。
    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可见诸下面具体事实。穿整齐制服的海关关员每２０分钟让一条船通关；建屋发展局与建筑师、工人相结合，平均每４０分钟建成一所四房式公寓；人民协会派５个职员就能照管４万个居民的社区活动中心。
    此外，外国人去移民局，８个钟头就可以办好延长签证。
    在经济行政方面，货物输入只需要填一、两种表单，平均两天一定可以出关；外人投资，有时当天就可知道是否核准；计程车司机每年可在遍布全岛的邮局换牌照，不必因排长龙等候而影响收入。
    于是２０年来，每年平均９％的经济发展率、２％的低失业率、５％的物价低上涨率，都从手续简单的自由市场上走出来，足以炫耀世人。廉洁肃贪
    是什么使得新加坡政府权力虽大，却仍有令人称羡的建树？很多人都回答：“廉能的文官”——因为廉洁锁住了权力的滥用，效率开启了建设之门。
    李光耀认为贪污离间政府与民间的感情，骚扰社会运作。很多人把新加坡官员的廉洁，归于作风雷厉、直属于李光耀的贪污调查局。但是这个调查局只有３４个探员（政府效率的又一证明），他们不仅负责１５万公务员的廉洁，更侦办过部长级的贪污事件。
    而且还接受私人机关委托，调查舞弊事件。
    贪污调查局一工作人员说，肃清贪污所以奏效，不是因为投下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或是侦探技术特别进步，而是李光耀有决心证明给群众看，纵使他亲手栽培的同行贪污了，也照样会被侦办，“没有特权，没有侥幸”。
    很多人仍然记得，７０年代，几位部长、次长级人物鎯铛入狱的情景。
    而且贪污调查局对每一封匿名信，都仔细侦察，就等于在各地布置了很多“免费线民”。
    除了发生贪污严厉惩戒外，新加坡也设计了一套制度，使得公务员事前不致失足。例如他们假使接受礼品馈赠，要赶紧交到部会里负责处理礼品的专人，如果受礼人想保有礼物，由专人估价后，照价收买。
    每年年终，公务员要填表申报自己及家属的财产，包括拥有的证券、房屋、银行存款，以及负债。如果负债额超过３个月薪水时，就会受到上级的询问。每个部的常务次长，必须每年一次负责审核这些表格。

巴基斯坦官方人士二十五日说，将耗资一百五十万美元，计划建在旁遮普省，年产摩托车一万五千辆。

马来西亚农业部负责官员二十四日说，今年马来西亚要向非传统市场出口水果。去年头十个月马向西德、荷兰、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和日本等非传统市场出口了六千七百吨热带水果。

该公司董事长马克说，今后五年内投下的这笔巨额投资比前五年增加一倍。

南朝鲜官员说，期限为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三年，目的是为了缓和同美国等日益尖锐的贸易摩擦。

据南朝鲜一家银行一一十五日初步估计，比前年增长百分之十一一点二。去年工农业增长百分之十一点三，渔业增长百分之九，制造业增长百分之十三。

据
    台报东京消息，日本酚厂家决定涨价，自三月一日起，每公斤上涨二十日元，涨幅为百分之八。

中国政府决定立刻采取措施，解决迄今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领域实行财政合理化
    【南斯拉夫《战斗报》３月９日文章】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效率高于一切（记者亚·波波维奇）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国政府决定立刻采取措施，解决迄今为止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所有领域实行财政合理化。
    国家机构决定对一切没有经济效益的项目停止投资和拨款，清理整顿经营亏损的企业，同时为促进经济活动而大量吸引公民的资金。
    与此同时还努力实现管理工作现代化，其目的在于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党参与了全部行动，并发表了一份关于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文件。文件强调，这项工作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化发展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加强党对中国经济工作作用的一部分。
    当然，被作为中国经济生活的头等原则的经济效益，在这样一个大国里能得以提高，并非轻而易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扩大所有制形式，除国营和公有制企业以外，还应该有协作、合作和私人企业。
    一体化、合并、破产——已经成为使那些年收支平衡不景气的企业界人士感到害怕的字眼。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宣布，迄今为止已合并了大约２０００家企业。经济学家和专家们认为，这种合并的作法避免了破产，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破产可能会引起广泛的社会震动。因此，合并已被看成经济改革现阶段的一种幸运的出路。
    但是，一项严厉的法律——企业破产法从今年年初开始生效。这样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国家掏腰包补贴亏损企业，使这种企业赘疣般增加，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潜力。
    当然也听到一些警告，说破产会引起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这些企业职工的生存问题。
    所有这些措施也同样适用于合资企业或外资独资企业。政府认为，多次重申将始终不渝地遵循同外国投资者签订的合同是必要的，但是它警告说，它还将注意到这些设施的赢利性，以及这些赢利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利益。
    实际上，事实表明，许多项目并不那么赢利。例如兴建饭店，所签订的合同使外国投资者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收回所投入的资金。在这以后，他们便对经营成果不再感兴趣，也不太努力去吸引支付外汇特别是支付美元的大批外国旅游者了。然而国家却为鼓励合资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国家预算的负担。
    批准建立新的合资企业的速度并未放慢。
    去年的外资额已超过１６．３亿美元。外商中居前几位的是美国人、日本人和‘‘台湾同胞”。
    但是显然，国家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实行经济改革。因此，除外资积累外，越来越注意中国人自己提供的资金。这里首先涉及的是私人企业家，特别是农民企业家和食品与日用品的经营者。
    于是政府宣布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即征收公民所得税。
    重要的资金来源还有国库券。

【香港《文汇报》３月２５日报道】题：由“过紧日子”说起（作者李子诵）
    李鹏总理说：“政府和人民都要有过几年紧日子的思想准备。”
    自从改革开放，沿海各省城市人民生活有所改善，稍过宽日子。可是内陆各省，还有不足温饱问题。上千万“流动大军”流向四方，流向沿海城市。
    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安土重迁。如果不是战乱或灾荒，都不愿轻离故土，流徙他乡。当今“盲流”民工的大量增加，相信主要原因是在近年不重视农业，大办乡镇企业，农田减少，农业不振。而收购粮价又低，农民生活困难。于是农民或弃农经商，（商贩）或弃农从工，到处“盲流”，碰运气，望“淘金”。
    现在政府已重新重视农业，增加农业投资，令人稍告宽慰。但如何抚慰“盲流”民工，解决就业问题，政府亟需订出切实而周详的办法。更应倡行农业科学，促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让农民尽早少过紧日子。
    农民弃农，使农业危机加深。学童弃学，亦使教育危机突出。为今之计，中央亟宜责成地方，贯彻《义务教育法》，以办好义务教育，作为地方政府考绩。并且订出奖励儿童读书办法，凡不让学童弃学从工的贫苦家庭，均可获得政府补助。而农村中小学都兼授农业新知，让农民认识到读书有用，将可科学种田，改进生产，过宽日子，好日子。这也是抵制“读书无用论”的一法。

【台湾《联合报》３月１６日社论】题：正视大陆偷渡容对本岛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冲击
    这几天大陆居民结伴在本省西海岸偷渡登陆的情事一再发生，台湾的国防安全与社会治安都将面临严重威胁，因之我们必须审慎提出检讨。
    第一，大陆居民集体偷渡登陆成功，说明了我国的海域与沿岸防卫系统有了严重的疏漏与缺失。
    第二，再从移民的观点来看，当前台湾的人口压力实不具吸收岛外任何地区移民入境的可能。人口的膨胀将构成台湾生存发展的问题。
    第三，大陆居民无限地入境将构成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渗透在一般居民中的间谍将使国家机密外漏；二、走私活动更形猖獗；三、国内劳力市场失调，严重打击本地合法劳工的权益；四、治安问题将愈趋日益恶化。

孔德懋来信：我是孔子七十七代嫡孙女。在读了８月１８日贵报二版转载的台湾《新新闻》周刊的《孔子后裔在台湾》一文后，发现有两处与事实不符，有必要澄清：
    １、我与孔德成是同胞姐第，不仅同父，也是同母王太夫人所生。我母亲共生我和大姐孔德齐及孔德成三人。大姐早在４０年代病逝，目前孔于七十七代嫡裔就剩我和台湾考试院长孔德成二人。文中又提到孔子另一个嫡裔孔令平为大陆“尊孔”的香火，据我所知，大陆根本没有其人，更非孔子嫡裔。
    ２、我从六届政协开始，至今已担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七年之久，从未当过人大代表。

【共同社北京３月２４日电】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黄顺兴等３位台湾省代表，２４日以前向正在北京召开的七届二次会议提出了宪法部分修改草案，要求在宪法中明确写上正式承认生产资料和财产私有制等内容。
    黄的提案要求根据采用个人经营、引进股票制和土地使用权的转让等资本主义手段发展商品经济的现状，对只规定了公有制（国有及集体所有）的宪法进行修改。不过，自去年以来，中国一直认为承认私有制会危及社会主义的基础，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也受到禁止。因此，在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如何对待黄的提案，引人注目。
    关于宪法第九条，黄的提案要求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
    黄等人认为，其理由是，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商品经济，为此需要有多种多样的所有制，而且宪法保障个人所有制也有益于促进改革。
    关于宪法第十二条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黄的提案要求在公共财产的后面插入“社会主义公民的私有财产”这样一段话，把保护私有财产明文规定下来。关于其理由，黄委员等人说，把私有财产和公共财产放在同等地位，这对于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和台湾回归祖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