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 3 月 24 日 · 第 2 版

汉堡的一家经济研究所说，又将出现巨额贸易顺差。一九八八年已有六百一一十六亿美元的顺差。

据肯尼亚种茶者协会负责人说，产量增至一亿六千四百万公斤，而一九八七年为一亿五千五百万公斤。

南朝鲜工商业部二十二日说，其目的是为了预防跨国公司对汽车工业的控制。

据台报
    报道，自去年九月以来，原棉一直维持小幅上扬的趋势，估计今年六月底，棉价可能由目前每磅六十二点五美分上升到六十六美分左右。

这是目前正在访印的古巴高级经济官员二十二日透露的。目前印同古的贸易额只有两千四百七十万美元。印主要向古出口轮胎、电缆和消费品等。古主要向印出口镍。

【香港《大公报》３月２２日文章】题：陈军发起签名信前后（作者叶仰根）
    周日读报，得悉本港一些记者日前在北京访问著名女作家冰心，谈及她在陈军等人发起的签名信上签字之事。冰心表示，她当初之所以联署，是因为“不太了解魏京生案的真正原委”，“也不知道曾为《中国之春》撰稿的陈军签名”（据３月１９日《快报》）。
    读到这样的报道，笔者倒想起前些时候驻足京华之际，从一些人士中打听到的有关陈军等人发起签名信前后经过的情形。陈军在沪倒卖外汇被罚据海外报纸和一些西方通讯社报道，陈军是１９８３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一个青年。几年来他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又回中国。自称是自由撰稿人，曾为设在美国的“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中国之春》撰写过大量稿件。据法国《十字架报》的报道和有关方面提供的情况。１９８８年陈军在上海因倒卖外汇和外国香烟为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所传讯，并被罚款两万元。《十字架报》还报道说，陈军从去年１０月起“交保释放并等待审讯”，但他一直滞留在北京未回上海。据陈军对纽约《世界日报》发表的谈话，他在今年春节前，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名人名家座谈会”上，遇见了方励之。方励之在座谈会上首先作演讲，希望能形成“知识分子的压力集团”。过后他同方励之商量，给中共中央写信，征集签名，“要求释放魏京生和尊重人权。”２月１３日起草出信件，由陈军和另外两个人分别坐计程车登门征集签名，在３天内完成。陈军等几个人四出征集签名（冰心老人说拿信到她家去让她签名的是诗人某某），只要有一个名人签了名，他们就拿着这个签名去找别人签。而真正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陈军自己，却一直等到一些人签完了名以后，才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人分析，可能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他的名字先露出来，别人一问他是什么人，是怎样一个人，有些人就不肯和他一起签名了。现在从本文开头所引冰心老人披露的情况来看，人们的这种分析不是没有道理的。许多签名者表示遗憾使许多签名者感到出乎意料的是，到了２月１６日，在这封名义上致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的信件尚未送递到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之前，陈军等人就在外界所称的“北京一家灯光暗淡的小酒吧间里”，向一批外国记者宣读这封信。第二天，美国、香港、台湾的新闻媒介就报道了北京有多少著名知识分子签名发表公开信，呼吁释放魏京生和政治犯的消息，陈军也成了“著名知识分子”了。
    无独有偶，也在２月下旬，另外一封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也在科技界一些人士中征集签名，许多签名者得到许诺，这只是向中央提建议，不向外界发表的；但过不了几天，信的全文和签名者的名字又全都被发表在海外的报纸上。台湾的《中央日报》说这是个“新民主运动”，台湾的《中国时报》则说是“大陆学术界已进一步否定了社会主义”。据悉，不少签名者已就这种作法向发起人表示遗憾。陈军方励之等人目的笔者接触到的许多人士都认为，联名上书作为表达意见的一种正常方式，并无不可；冰心老人这次对香港记者谈了她签名的目的，拳拳之心，令人感动。但考察陈军、方励之等人的目的，那恐怕就不一样了。据美联社报道，方励之２月１７日在他家中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抱怨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只公开批评苏联，没有公开批评中国，“希望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单一标准，不要采取双重标准”。陈军则长期和《中国之春》搞在一起，又涉及经济案件，陷入困境。他们策动签名，并选择在美国总统访华前夕向外国新闻界发表其签名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这种企图依靠外国政府来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做法，正引起人们的警悟。许多签名者在听到“美国之音”广播和一些海外报刊登载了他们签了名的信件之后，表示十分吃惊。有些人说，他们签名的真实意愿已经被扭曲了。一些教授、专家们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坚持改革、开放，保持政治上的安定是十分重要的；中国不能乱，乱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也正如冰心老人这次对香港记者所说的，她对于有些人拿她的名字到外头招摇感到不高兴至于把信拿到外面公开，她认为作为中：国人民不应借助外国人的力量强迫我自己己的国家（据３月１９日《大公报》）。、岂可借助外人求民主中国人是爱国的，不论是在内地还是在香港、台湾以至世界其他地方，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起近日从香港报章上读到的廖瑶珠律师和台湾夏潮联谊会就内地这次签名运动所发表的谈话和声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廖瑶珠律师说：“当任何人趋向于借助外国力量时，我都认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什么叫渗透。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因为国内政府的不民主作风固然造成很多损失，但是相比之下，我们受到列强的压迫更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还要向一个外国总统求助呢？”台湾夏潮联谊会则郑重声明：“我们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利用这次‘民主签名’运动做为它恶名昭彰的‘人权外交’手段的任何企图。………两岸人民，要以自己的主体性真诚爱护、团结、教育和改造自己宝贵的民族知识分子，才能根本消除少数知识分子自愿或被迫恃洋媚外，挟洋改革的不当之风，粉碎霸权国家以人权民主做干涉内政的罪恶借口”。从陈军等人发起签名信前后经过的情形来看，他们几个人的做法是有违于许多签名者的心愿，也是有悖于中国人民族自尊心的。

【台湾《世界论坛报》２月２３日文章】题：李敖：如此支援声明（作者台湾作家李敖）
    昨天早上刚写完“如此敦促宣言”，拆穿所谓“中华民国、香港、大陆和海外各界知识分子６０多人在纽约共同发表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宣言”的事，指出宣言中人头脑不清、身份暧昧。如陶百川，是国民党蹂躏人权的军法处长出身：如胡佛，是国民党明察暗访的安全主任出身，如李怡，是国民党情报单位海外的同路人；如余英时、许倬云、丘宏达等，是国民党的应声虫与马庇精。……这些知识分子的公正性，岂能可信？所谓这种货色的宣言，也就是伪君子们的片面陈词而已，必须予以拆穿的。不料今早看报又来了所谓“３２名国内具批判及自由色彩学者发起的‘支持大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与人权’联署活动”。联署人除了仍有纽约、台北之间两头飞的陶百川，胡佛之流外，还有王文兴、王作荣、文崇一、江春男、江炳伦、朱云鹏、吕亚力、李亦园、李鸿禧、何怀硕、林玉体、林俊义、章政通、夏道平、柴松林、尉天骢陈忠信、黄光国、张存武、张忠栋、张朋园、张春兴、张国龙、张晓春、叶启政、杨国枢、蔡墩铭、瞿海源、萧新煌和刘源俊。这些人大体上说，都是知识分子中的花蝴蝶，除了８０多岁的夏道平在３０年前有过参与《自由中国》杂志的“前科”且早已“从良”外，其他３１位，都是国民党框框中的乖宝宝或淘气宝宝，以这类人物在台湾地区联名发表甚么宣言，内容若不窝囊偏袒，其可得乎？
    试看这一支援声明，随处都可发现它的“只看共产党，不看国民党”的离奇。声明中口口声声反对“特权统治阶层”，但是台湾的‘“特权统治阶层”怎么视而不见？台湾的“特权统治阶层”其实比大陆婉约而细腻，并且密闭得更紧，互保得更严。
    试看大陆的“特权”中，父为显贵，而子在坐牢；夫为主席，而妻竟下狱，其权纵特，仍有其限度，但是台湾呢？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坚决反对因为政治意见与执政当局不同，而受到歧视与迫害”，其实台湾被“歧视与迫害”者，４０年来，又何日无之？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人人皆可成为堂堂皇皇的异议分子”，其实说这话的每一个人，都未见其敢“堂堂皇皇”勇于为之，足见他们反倒成了台湾“自由民主”之不过乃尔的人证；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认为大陆的大众传播媒体不应由政治当局所垄断”，其实不垄断的，只是他们这些花蝴蝶而已；又如声明中口口声声说“我们反对大陆的政党政治永远以中共作为领导”，其实大陆的知识分子一定好奇地问：台湾的政党政治，早给国民党“领导”了４０年了，你们的反对又在哪里？你们的勇敢又在哪里？你们的公道又在哪里？
    整个支援声明中，最画龙点睛的伏笔，端在自道所谓“台湾地区近年来自由化民主化的某些进展”，其实这是一种可耻的描绘。支援别人，却溢美自己，文学侍从的心态，可谓呼之欲出。整体说来，这种支援是一幕笑剧。

【台湾《中国时报》３月１６日报道】执政党青年工作会主任庄怀义１５日在中央常会报告指出，根据该会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只有１０％的大学生愿意加入政党，比往年５０％的比率，大幅降低了４０％。
    一位中常委对此分析说，执政党对此应有警惕，相对之下，大学生愿意加入执政党的比率也大幅降低，执政党应努力争取知识分子的向心。
    调查中发现，今日大专学生热中追求的三项目标为“了解自己，面对自我”，婚姻成功，家庭美满”，“安全自足，生活稳定”。
    在“大专学生对政府维护公权力的看法”方面，主张“立法从宽、执法从严”有４６％，主张“立法从严、执法从严”有３６．７％，二者合计占８３％。庄怀义认为，这项结果显示，大专学生大多数赞成维护公权力。

【台湾《中央日报》３月２２日文章】题：中共“经济改革”的新方向（作者陈文鸿）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共今后经济发展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方向。
    李鹏的报告一贯地强调坚持从去年９月以来推行的治理整顿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和重申治理整顿政策并不与深化改革矛盾，这主要是指眼前的短期政策。但报告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在短期政策背后开始提出一个较为长期，并且主宰着短期政策的长期经济发展原则。
    李鹏的报告提出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绝不会回到过度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经济模式上去，更不会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私有化道路。”他所提倡走的道路是两者中间的一条新的道路，或第三条路。李鹏没有具体解释怎样可以进行公有制下的改革，或许中共“国务院”还没能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但从比较具体的政策提议，特别是有关经济长期发展的政策，却可窥见其趋向。
    李鹏说：“只有在治理整顿中切实抓好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防止出现经济滞胀现象，在优化结构的基础上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和效益，保证和促进经济的长期隐定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的措施，包括三个方面：
    一、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二、加强能源、交通、通讯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三、控制加工工业的规模和速度。
    “围绕着上述产业结构的调整，还要相应地合理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地区经济布局和消费结构，在投资、信贷、财政、税收、价格等方面实行重点倾斜和扶优限劣的政策，对那些需要加强和鼓励的方面，真正加以支持，对那些需要控制和禁止的方面，切实加以限制，大力促进整个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这样的政策便绝对不是单纯“放权让利”、盲目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活动，而是代表了一个全面的结构调整、经济改革的政策方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