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 4 月 27 日 · 第 3 版

什么是文学作品质量的标准，这个问题成为时下美国大学文科教授争论的话题。
    据美国报纸报道，坚持传统的文学作品质量标准的人认为，学者们应主要研究那些久孚盛名的作家及其不朽之作。而大学中一些“少壮派”教授则坚持，应主要依据作家及作品在历史上和社会上的重要性来决定研究课题，而不是单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这些人认为，过去大学里一贯以名人巨著为研读对象，这个框框基本上是由东北部的白人学者和评论家确定的。他们把那些有名气的作家奉为孤立的上流阶层，使其作品可望而不可及。
    无论孰是孰非，当今美国一些大学英文系的课程内容变化之大，仍足以使２０年前在大学里攻读文学的人瞠目结舌。尽管平庸的作家尚未出现在教中，但是，讲授通俗的浪漫传奇小说、侦探小说和西部小说的课程量猛增。在教学大纲中，原先一贯讲授的一些作家正在逐渐让位于二十多年前几乎在大学课堂上听不到的作家，如曾参加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黑人女作家佐拉·Ｎ·赫斯顿，１９世纪新英格兰乡土女作家萨拉·Ｏ·朱厄特和玛丽·Ｗ·弗里曼，黑人人权运动领袖、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等。无怪乎《纽约时报》１月６日感叹道：“文体的优雅、散文的气魄和表达的新颖这些一度为人们所信奉的标准已被逐渐贬低或受到置疑，而作品在历史上的作用、其社会影响及修辞的力量则越来越得到重视。”
    对此，专门研究当代作家的普林斯顿大学文学教授Ａ·沃尔顿·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仅牵涉到选择什么样的作家，而且还关系到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其实，文学标准问题的提出并非始于今日。二十多年前，一些黑人和妇女教授及大学生已开始呼吁文学教材内容的多样化。选择教材的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或伊丽莎白时期的文学作品的选择范围比较有限，因而教材内容比较稳定，但是，近代文学的讲授内容已逐渐起了变化。汤姆斯·沃尔夫和辛克莱·刘易斯这些名作家所占的地位下降了，而过去为“主流文学”所不屑一顾的妇女文学和黑人文学在这块领地上站住了脚。
    主张更新文学标准的新派教授大多是６０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美国一些重要的大学的文学系中日益得势。他们认为，有些人把１９世纪的霍桑和梅尔维尔以及当代的索尔·贝娄和约翰·厄普代克等作家作为美国文学的代表，而这些人主要来自东北部的大学、出版公司和文学杂志。他们挖苦地问道，如果明天出版商决定不再出版狄更斯的作品，难道狄更斯就不再是文学典范的一部分吗？他们中有的人干脆鼓吹放弃以名家作品作为教学范例的作法。
    针对这些新派的论点，坚持传统标准的许多知名学者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英国《卫报》１月２４日发表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文学评论家乔纳森·亚德利的文章《文学水平的下降》。亚德利在文中严厉斥责了主张更新文学标准的人。他称这些６０年代大学毕业的年轻教授是平庸之辈，他们的论点听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掩盖着他们不大光彩的动机。他说，这些人之所以要给文学标准注入新的因素，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保住他们的教授地位，为此，他们必须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陆伟红编译）

【日本《周刊时事》１月９日系列文章】题：中国：“开放”后杂志充斥社会（记者斋藤良和）
    《八小时以外》于１９８０年２月在天津创刊。这份杂志刊登工作之外的各种趣事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内容，曾博得读者的好评。它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达到同类杂志无可比拟的程度。创刊号的发行量为２７万份，而到１９８３年就超过了１５０万份。可是１９８４年开始下降，１９８５年下降到８０万份，到１９８７年，发行量只有４０万份了。
    笔者采访了《八小时以外》的编辑部，听主人谈了发行量下降原因等有关问题。
    总编辑张小农讲了如下一段话：《八小时以外》贯彻了不随波逐流的编辑方针。是降低格调，还是宁肯使发行量下降，这曾经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杂志泛滥的时代，新的趣味能马上赚钱，因而竞争十分激烈。读者的好恶、社会的变化瞬息万变。为了争取读者，就必须经常有新内容，努力提高质量。
    那么，中国的杂志已增加到何种程度呢？让我们把开始实行对外开放的１９７８年的情况同去年的情况比较一下吧。
    １９７８年，中国的杂志总数为９３０种，一年的总发行量为７．６亿份。可是，到了１９８７年实际上杂志总数已有５２４８种，总发行量达到２４亿份。
    这只是那些正式登记注册的“没有问题的杂志”。而实际上还有许多非法出版的杂志，其中大部分的内容是描写暴力、凶杀和色情。
    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广州，从１９８５年１月到１９８７年６月没收了７０万份非法出版的黄色杂志。
    清查非法出版物的工作已近尾声。今后，又该是《八小时以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据说，这份杂志过去每期只向国外发行５００份，今后将进一步为扩大发行而努力。
    中国的出版界目前出现了一种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那就是自费出版与建立自己的销售及发行途径，脱离依靠邮局的状态。再就是订阅定期刊物的读者增加。这一切，都表明了新闻改革的必要性。今年，如何把杂志办成富有个性的杂志，将在这方面展开激烈的竞争。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三月三十一日报道，由美国、中国、瑞士和英国科学家用中国草药「黄花蒿」研制的新药「ＡＲＴＥＥＴＨＥＲ」，是治疗疟疾的有效药物。

据墨西哥《进步》杂志报道，非法堕胎、分娩、两次怀孕间隔时间过短、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劳动过重以及营养不良，造成拉美妇女死亡率很高。

塔斯社四月二十一日报道，这种自然变色的人造晶状体已开始在眼科治疗中进行临床试验。

英国《自然》周刊四月六日报道，这是美国研究人员发明的一种新技术。

路透社四月二十日电，英国的科学家们报告说，他们利用放射性碘治疗大脑肿瘤首次获得成功。

一架直升机悬停在柴柯维兹夫妇乘坐的４号艇上空。营救筐歪歪斜斜地降到救生艇旁，随风一晃，荡过来打在了玛乔里头上。玛乔里失去了知觉。“她会好的，”一个营救员安慰着她差点歇斯底里的丈夫，“你先爬进筐去，把下面的情况告诉上面的人。”
    玛乔里被救到“威廉普”号上，一个医生在那里等着她。他让玛乔里躺在小床上，而他则一整夜都睡在甲板上。
    除了柴柯维兹夫妇，４号艇上还有近８０名旅客，其中包括小学教师珍妮·吉摩。整整一夜，她周围的人都在呕吐。太阳出来了，吉摩开始歌唱：“啊，多么美丽的早晨。”她同样坚信自己会得救。“我决不会死在阿拉斯加湾里。”她想。
    这就叫做勇敢。
    中午时分，一架直升机飞来营救留在“普林斯坦”号上的人。事实证明，这甚至比营救救生艇里的人还困难。这艘船的船尾前后晃动的幅度达到５０英尺，营救直升机第三次才将营救筐放到“普林斯坦”号上。
    最后一位离船的是船长瓦贝克。那是他整个船长生涯中最黯淡的一刻。直升机机长觉得他既冷漠又疲乏：“虽然他经历了如此可怕的灾难，他依然穿着全套西装和洁白的衬衣，他与我们握手表示感谢时充满了尊严。”
    主治医师唐·哈德森乘飞机从艾尔多夫飞去。使他十分伤脑筋的问题是那些老年人身上必将出现的体温过低的问题。“体温逐渐下降，”他后来解释道，“所有维持生命的组织都渐渐死亡，而沮丧则是首要敌人。只要我们救活了一个心脏病人，其它人就会立刻受到鼓励，打起精神来配合我们。”上了油船后，他叫所有的获救者裹上毛毯保暖，尽量喝一些热饮料，并让每个受过检查的人照看一个还未受检查的人，以便在后者出现危急症状时及时通知他。
    有些获救者已经冻得身体失去知觉而且精神恍惚，走着走着就往墙上撞。一位冻得说胡话的获救者告诉医生：“给我来点鱼子酱，一块小牛排，烧得嫩点儿。”
    虽然如此，哈德森博士依然为旅客们的镇静和自我控制能力感到震惊。“别担心，这样的疟疾我每年都得发作一次，”一位瘦弱的老人说，虽然他的体温已经十分危险地降到了华氏１０４度。“您还是先去照看别的人吧，”他说。
    有一位妇女丢失了她用大半生积蓄所购的钻石戒指，但她并不沮丧。“至少我还活着，我可以再存钱。”（七）

【合众国际社西雅图４月９日电】波音飞机公司的一个主要客户批评该公司飞机制造厂生产的７４７和７６７喷气式飞机存在缺陷。这是一周内波音公司的客户第二次提出这样的批评。英国航空公司在４月８日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抱怨说，波音飞机公司设在华盛顿州埃弗里特的飞机制造厂存在着生产技术不完善以及质量控制不严格的问题。
    本周早些时候，日本航空公司曾向波音公司抱怨上述型号的喷气式飞机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波音７６７飞机的灭火器管道系统安装有误，波音７４７飞机发动机的温度传感器装倒了。
    英国航空公司负责技术和质量的总工程师克雷格向波音飞机公司抱怨说，他的检查员本不应该看到“飞机上有钩扣和零件短缺、出现裂缝，铆钉损坏以及钩扣装反的情形。可是，我们在每一架波音飞机上都会发现一些这样的情况”。

【合众国际社巴黎３月２８日电】今天，一架新一代空中客车Ａ３２０带着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在爱丽舍宫的上空作了一次低空飞行，以此标志它第一天正式加入了法国航空公司机群。
    这种飞机有１５３个座位，其中头等舱２７个座位，经济舱１２６个座位。生产空中客车的工业部门发表的一项声明说，Ａ３２０空中客车（它的引擎和控制系统大部分是由电子计算机操纵的）载乘每一位旅客所耗的燃料比波音７２７飞机少大约４０％。广泛使用轻型材料是实现降低燃料消耗的一个主要因素。Ａ３２０飞机重６２吨，而波音７２７重８２吨。

【美国《华尔街日报》】４月２２日报道，美国自适应系统网络公司和塞康通用公司新研制了两种系统，它们具有相当强的误差纠正能力，可以使用输电线传输计算机数据，这样就不用架设专用电缆。塞康公司的系统可供３２个用户使用，自适应系统公司的系统可供１００个用户使用。

【英国《泰晤士报》３月３０日文章】大学的顾问们说，大学生现在所受的压力太大，这主要是由于对整个大学经费的财政压力造成的。
    学生咨询协会的顾问们说，在过去一年半里，到他们那里去寻求帮助解决个人、感情和工作方面的问题的学生人数惊人地增多了。
    据这个协会说，还有许多要求帮助的学生情绪极其不稳，不得不让他们去看精神病科的医生。
    学生咨询协会会长伊莱扎·贝尔小姐对于她的同事提交的有关学生情况的报告深感不安，已要求对她所谓的“学生所受之苦的大量增加”进行进一步调查。
    据贝尔小姐说，整天愁眉苦脸的学生人数增加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对自己系里今后的经费感到担忧的教师花在教学上的时间少了，给予学生精神生活方面的关怀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