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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沉浮录（上）
【苏联《共青团真理报》２月２１日文章】题：仆从（作者历史学博士Ｃ·米高扬）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就是在５０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二十大上披露了关于“个人崇拜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笑话的头一句是慷慨激昂说的，就象站在讲台上向大厅里讲话那样，而第二句却是低声说的，就象对身边的人讲话那样。
确实，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这位拉夫连季总是在人的左右。从３０年代初开始一直是这样。那时他善于表现个人的忠心和执行交给他的任何事情的愿望，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微妙。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当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在１９３１年来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跟去了。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安全工作，实际上却是为了骗取信任，从而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尽管过去从没见过面，但是彼此之间已十分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在一切计划之外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疆区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报告。
谁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各种情况来看，除了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那份简短电文以外，就连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也不了解。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被召到莫斯科的有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第二书记雅科夫列夫、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奥拉赫拉什维利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据出席过那次会议，当时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斯涅戈夫回忆：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瞅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来？’。米高扬在我耳边低声答道：‘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他的为人。’噢，原来如此！就这样，我在出席会议的人当中第一个得知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会议本身平平常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当时他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说：“我们这样来安排边疆区党委新领导班子：第一书记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担任，第二书记由贝利亚担任，你们看怎么样？”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会有不同意见。卡尔特韦利什维利马上情绪激动地作出了反应：“我可不会同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家伙一起工作！”奥拉赫拉什维利问道：“科巴，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我听错了？”捷尔—加布里埃良说，“我们不能给党组织带回去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支持斯大林的提议。因此，“民主讨论”瞬息之间就夭折了。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说：“好吧，那我们就按照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在几个月时间内重新安排了边疆区的整个领导班子。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派到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埃哈；让雅科夫列夫当了东部地区黄金开采联合公司领导人；多加多夫被发配到乌拉尔。奥拉赫拉什维利当上了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自然是贝利亚了。但是这种安排的寿命并不长。奥拉赫拉什维利很快被召到莫斯科，并被任命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这样，贝利亚就当上了第一书记。在外高加索联邦改组以后，他又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接着发生了更急剧和明确的转变。斯涅戈夫说，“在贝利亚当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两个月以后，在格鲁吉亚的３２个区产生了新的区委第一书记。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部负责人。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事例。这与被召到莫斯科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这个事实同样典型。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度过１８个春秋之后活了下来……”
贝利亚很快又成了“历史学家”。出了一本叫作《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书。这本书是由一些格鲁吉亚历史学家撰写的，作为贝利亚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报告。可是，作者们很快都被枪毙了。而书却签上贝利亚的名字顺利出版了。当然，他竭尽全力夸耀了斯大林的作用。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本报编者注）在自己于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企图编造一个美妙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贝利亚这个“凶恶的天才”欺骗了斯大林，把他搞糊涂了，利用了他的轻信态度。其实，这种传说早在贝利亚以前就曾经因叶若夫这个不祥人物而流行过。直到自己被捕前还担任党内要职的斯涅戈夫写道：“当政治局委员们无权保护自己的副手、战友、妻子，甚至子女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当时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程度；只有不了解斯大林，才会把消灭许多中央委员、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归咎于叶若夫。”
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在贝利亚以前，亚戈达和叶若夫就已经先后起过他的作用。不过，操纵这些傀儡的一直只是一个人。与贝利亚同时和在贝利亚以后兴风作浪的有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和其他许多级别低一些的帮手。（上）
“我们最宝贵的资本就是干部！你可要当心啊，拉夫连季……”这就是在５０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个令人伤心的笑话。当时在党的二十大上披露了关于“个人崇拜时期”违法行为的严酷真相。笑话的头一句是慷慨激昂说的，就象站在讲台上向大厅里讲话那样，而第二句却是低声说的，就象对身边的人讲话那样。
确实，身材不高、头顶微秃、戴着夹鼻眼镜的这位拉夫连季总是在人的左右。从３０年代初开始一直是这样。那时他善于表现个人的忠心和执行交给他的任何事情的愿望，不管这些事情有多么微妙。
拉夫连季·帕夫洛维奇·贝利亚领导过格鲁吉亚国家政治保安局。当时格鲁吉亚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一起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斯大林在１９３１年来到茨哈尔图博休养。贝利亚也跟去了。表面上是为了保障安全工作，实际上却是为了骗取信任，从而达到升迁的目的。贝利亚在茨哈尔图博一直呆到斯大林离开。他们尽管过去从没见过面，但是彼此之间已十分了解了。甚至好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斯大林直接从茨哈尔图博向莫斯科发去了一道命令，让中央在一切计划之外准备听取外高加索边疆区和三个共和国的党和苏维埃领导人的报告。
谁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各种情况来看，除了从茨哈尔图博发来的那份简短电文以外，就连中央书记卡冈诺维奇也不了解。会议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召开的，主持会议的是卡冈诺维奇。被召到莫斯科的有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第二书记雅科夫列夫、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奥拉赫拉什维利以及其他一些领导人。他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据出席过那次会议，当时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组织部长的斯涅戈夫回忆：大家都注意到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没有出席会议。斯涅戈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瞅准一个合适的机会问坐在身旁的米高扬：‘谢尔戈怎么没来？’。米高扬在我耳边低声答道：‘谢尔戈何必要出席贝利亚的加冕礼呢？他很了解他的为人。’噢，原来如此！就这样，我在出席会议的人当中第一个得知了将要发生的事情。”
会议本身平平常常，讨论了各种问题。主要内容是斯大林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提出来的。当时他一边往烟斗里装烟丝一边说：“我们这样来安排边疆区党委新领导班子：第一书记由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担任，第二书记由贝利亚担任，你们看怎么样？”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个时候竟然还会有不同意见。卡尔特韦利什维利马上情绪激动地作出了反应：“我可不会同这个善于招摇撞骗的家伙一起工作！”奥拉赫拉什维利问道：“科巴，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我听错了？”捷尔—加布里埃良说，“我们不能给党组织带回去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没有一个人支持斯大林的提议。因此，“民主讨论”瞬息之间就夭折了。斯大林怒气冲冲地说：“好吧，那我们就按照工作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在几个月时间内重新安排了边疆区的整个领导班子。卡尔特韦利什维利被派到西西伯利亚边疆区的埃哈；让雅科夫列夫当了东部地区黄金开采联合公司领导人；多加多夫被发配到乌拉尔。奥拉赫拉什维利当上了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自然是贝利亚了。但是这种安排的寿命并不长。奥拉赫拉什维利很快被召到莫斯科，并被任命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副所长。这样，贝利亚就当上了第一书记。在外高加索联邦改组以后，他又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接着发生了更急剧和明确的转变。斯涅戈夫说，“在贝利亚当了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两个月以后，在格鲁吉亚的３２个区产生了新的区委第一书记。这些人在此之前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区分部负责人。
“我觉得，这是很典型的事例。这与被召到莫斯科的人没有一个是自然死亡这个事实同样典型。我一个人在劳改营里度过１８个春秋之后活了下来……”
贝利亚很快又成了“历史学家”。出了一本叫作《论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的书。这本书是由一些格鲁吉亚历史学家撰写的，作为贝利亚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读的报告。可是，作者们很快都被枪毙了。而书却签上贝利亚的名字顺利出版了。当然，他竭尽全力夸耀了斯大林的作用。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女儿——本报编者注）在自己于国外出版的第一本书中企图编造一个美妙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贝利亚这个“凶恶的天才”欺骗了斯大林，把他搞糊涂了，利用了他的轻信态度。其实，这种传说早在贝利亚以前就曾经因叶若夫这个不祥人物而流行过。直到自己被捕前还担任党内要职的斯涅戈夫写道：“当政治局委员们无权保护自己的副手、战友、妻子，甚至子女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当时中央内部的情况和权力集中在斯大林手中的程度；只有不了解斯大林，才会把消灭许多中央委员、党的十七大代表、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责任归咎于叶若夫。”
而真相是极其简单的：在贝利亚以前，亚戈达和叶若夫就已经先后起过他的作用。不过，操纵这些傀儡的一直只是一个人。与贝利亚同时和在贝利亚以后兴风作浪的有梅尔库洛夫、阿巴库莫夫和其他许多级别低一些的帮手。（上）
美报分析：保加利亚改革动作为何缓慢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２月２５日报道】题：保加利亚的改革为什么动作缓慢
按照大多数尺度衡量，保加利亚应该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东欧的理想试验场。
当保加利亚人试图实行改革和公开性原则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先生进行了干涉，使他们的改革放慢了速度。
突然放慢改革速度表明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设法整顿他们的制度时面临的困难。莫斯科最感到担心的是，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的计划可能削弱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戈尔巴乔夫希望他的盟国改善经济状况，但是他不愿意冒引起政治动乱的风险，或者削弱党在决策中的领导作用。
保加利亚原先的改革计划表明，党准备跑步前进。去年夏天，党领导集团突然解散了政府的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将行政区从２８个减少到９个，并要求对地方官员和工厂经理实行差额选举。
公司经理奉命从官僚手里接过领导权。新获得自主权的经理不是得到一个慷慨的中央银行的补贴，而是奉命从９家竞争的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并且以赢利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否则就要破产。
结果是一团混乱，而不是提高了效率。由于保加利亚目前８０％的贸易仍然是在苏联集团之内进行的，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经理，也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来寻求有利可图的西方市场。
感到害怕的经理们不肯采取主动行动，也不理睬另一些主张，其中包括差额选举。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新闻机构也没有澄清这些使人思想混乱的问题。去年底，当局曾鼓励新闻机构多作批评性的报道，但是，保加利亚电视台刚开始报道一些管理不善的事例，就受到党报《工人事业报》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假如真正实行公开性原则，那就会对现领导人构成特别的威胁。党的领袖日夫科夫现年７６岁，已执政３３年。象东欧其他国家年迈的领导人面临的情况一样，如果真正讨论保加利亚的过去，那就会变成讨论日夫科夫长期统治的种种失误。
按照大多数尺度衡量，保加利亚应该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东欧的理想试验场。
当保加利亚人试图实行改革和公开性原则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先生进行了干涉，使他们的改革放慢了速度。
突然放慢改革速度表明了东欧共产党人在设法整顿他们的制度时面临的困难。莫斯科最感到担心的是，有迹象表明保加利亚的计划可能削弱共产党的统治地位。戈尔巴乔夫希望他的盟国改善经济状况，但是他不愿意冒引起政治动乱的风险，或者削弱党在决策中的领导作用。
保加利亚原先的改革计划表明，党准备跑步前进。去年夏天，党领导集团突然解散了政府的几个主要的经济部门，将行政区从２８个减少到９个，并要求对地方官员和工厂经理实行差额选举。
公司经理奉命从官僚手里接过领导权。新获得自主权的经理不是得到一个慷慨的中央银行的补贴，而是奉命从９家竞争的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并且以赢利来证明他们的价值，否则就要破产。
结果是一团混乱，而不是提高了效率。由于保加利亚目前８０％的贸易仍然是在苏联集团之内进行的，因此即使是最好的经理，也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的余地来寻求有利可图的西方市场。
感到害怕的经理们不肯采取主动行动，也不理睬另一些主张，其中包括差额选举。尽管出现了这些问题，新闻机构也没有澄清这些使人思想混乱的问题。去年底，当局曾鼓励新闻机构多作批评性的报道，但是，保加利亚电视台刚开始报道一些管理不善的事例，就受到党报《工人事业报》的批评。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假如真正实行公开性原则，那就会对现领导人构成特别的威胁。党的领袖日夫科夫现年７６岁，已执政３３年。象东欧其他国家年迈的领导人面临的情况一样，如果真正讨论保加利亚的过去，那就会变成讨论日夫科夫长期统治的种种失误。
波刊谈斯大林三十年代解散波共问题
【本报华沙２月２８日电】波兰《党的生活》双周刊最新一期刊登长篇文章谈斯大林消灭波兰共产党的问题。下面是波通社有关报道的摘要：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开始刊登一系列文章，谈波兰卫人运动现代史中的“空白点”问题。现仍在世的波兰共产党党员埃·希尔（１９５９—１９７２年曾任波兰副总理——本报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叙述３０年代后半期斯大林消灭波兰共产党的有关事实。
现在提交给波苏历史学家委员会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文本签署的日期是１９３８年８月。但是，实际上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大概早在１９３７年底。
这个不寻常的、对于波兰共产党人说来是悲剧性的决议所依据的指责，见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共产国际》上发表的题为《挑衅者在工作》的文章，署名是某个未听说过的斯文奇茨基。文章武断地声称，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已落入了波兰政治警察和总参谋部二部等秘密派遣的挑衅者手中。
波兰共产党党员及其领导人受到判决，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随即将他们开除出党。起诉书中对他们所使用的措词和形容语重复来重复去。波共中央委员们想都没想到在苏维埃国家中可以没有足够的根据就提出控告和作出判决。在１９３７年，揭发波兰共产党内个别间谍和挑衅者的路线实际上已经停止，大概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停止的，而接受了一个总的概念，即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体成员以及参加联共（布）的波兰军人和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与共产国际中工作的波兰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挑衅者、间谍活动，因此应当使他们不能为害。
１９３７年春天，波兰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被从波兰、法国、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召到莫斯科，尔后他们便失踪了。可以认为，消灭波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过程，在１９３７年就结束了，解散波兰共产党只是这种活动的一个自然后果而已。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生活》开始刊登一系列文章，谈波兰卫人运动现代史中的“空白点”问题。现仍在世的波兰共产党党员埃·希尔（１９５９—１９７２年曾任波兰副总理——本报注）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叙述３０年代后半期斯大林消灭波兰共产党的有关事实。
现在提交给波苏历史学家委员会的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议文本签署的日期是１９３８年８月。但是，实际上就这个问题作出决议的时间还要早一些，大概早在１９３７年底。
这个不寻常的、对于波兰共产党人说来是悲剧性的决议所依据的指责，见于１９３８年１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共产国际》上发表的题为《挑衅者在工作》的文章，署名是某个未听说过的斯文奇茨基。文章武断地声称，波兰共产党的领导已落入了波兰政治警察和总参谋部二部等秘密派遣的挑衅者手中。
波兰共产党党员及其领导人受到判决，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会随即将他们开除出党。起诉书中对他们所使用的措词和形容语重复来重复去。波共中央委员们想都没想到在苏维埃国家中可以没有足够的根据就提出控告和作出判决。在１９３７年，揭发波兰共产党内个别间谍和挑衅者的路线实际上已经停止，大概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停止的，而接受了一个总的概念，即波兰共产党中央全体成员以及参加联共（布）的波兰军人和在苏维埃国家机关与共产国际中工作的波兰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挑衅者、间谍活动，因此应当使他们不能为害。
１９３７年春天，波兰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被从波兰、法国、西班牙和捷克斯洛伐克召到莫斯科，尔后他们便失踪了。可以认为，消灭波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过程，在１９３７年就结束了，解散波兰共产党只是这种活动的一个自然后果而已。
缅稻农赞扬奈温实行大米贸易改革
【法新社缅甸莱达丹二月十一日电】稻农东瑞站在他的稻田里，满口称赞缅甸铁腕人物奈温实行的大米贸易改革。
自从九月宣布大米可以自由贸易以来，东瑞和缅甸大约二千二百万其他稻农已能够任意买卖大米。
这位五十三岁的稻农通过一名翻译说，他如今只须缴纳四箩筐稻谷的税，而他的十三英亩的水稻田可以收九十箩筐稻谷。一年前，他必须以固定的价格把他收割的稻谷全部卖给政府合作社，这迫使他在缅甸遍及各地的黑市上购买大米养家。
由于实行了改革，私人恢复了积极性，人们不再囤积大米
缅甸人士说，奈温为他的政权赢得了时间，只要农民心满意足，这个政权就垮不了。
东瑞以及仰光的商人和分析家们的评论表明，奈温已经安抚了难以控制的农民，并且使这个国家避免了粮食短缺。
自从九月宣布大米可以自由贸易以来，东瑞和缅甸大约二千二百万其他稻农已能够任意买卖大米。
这位五十三岁的稻农通过一名翻译说，他如今只须缴纳四箩筐稻谷的税，而他的十三英亩的水稻田可以收九十箩筐稻谷。一年前，他必须以固定的价格把他收割的稻谷全部卖给政府合作社，这迫使他在缅甸遍及各地的黑市上购买大米养家。
由于实行了改革，私人恢复了积极性，人们不再囤积大米
缅甸人士说，奈温为他的政权赢得了时间，只要农民心满意足，这个政权就垮不了。
东瑞以及仰光的商人和分析家们的评论表明，奈温已经安抚了难以控制的农民，并且使这个国家避免了粮食短缺。
李光耀的接班人问题引起议论
【《远东经济评论》２月２５日一期报道】题：年轻的领导人在接班问题上引起辩论
新加坡的第二代领导人最近在发表谈话时，再次集中注意力于谁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的问题。李光耀已公开表示想年满６５岁就退休，而他到今年９月份就年满６５岁了。问题是，李光耀退休后，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是否会接任总理。
今年１月，外交部长达纳巴兰在雅加达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吴作栋同辈的人）认为，到李光耀先生退位时，吴作栋先生将继位。”几天后，李光耀总理的儿子、贸易和工业部长李显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则说：“任何部长都不应猜测总理打算何时退休。”
今年２月初，一批马来西亚记者在访问新加坡时曾问吴作栋，是否会接替李光耀，吴作栋回答说：“我们得先看看下届选举的结果，然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新加坡一向是每个选区只选一位候选人，下次选举时，政府建议各选区成立三人候选组，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即必须是马来族人或印度族人，以竞选７９个议席中一半的席位。
许多观察家认为，吴作栋的政治生涯将取决于这项建议是否能经受选举考验。这项建议是李光耀总理首先提出来的。一些批评者认为，李光耀首次于１９８２年提出的这项建议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观察家们的看法是，尽管李光耀公开宣称他可能在６５岁时退休，但是几乎没有几个观察家相信他准备在今年９月满６５岁时下台。有些人说，他至少将等到他下届任期的中间。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光耀可能放弃他的政府职位，但他将继续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务，从而保留担任这个职务所具有的权力。
一些人士说，吴作栋的领导作风不那么粗暴，这使得他深受该党普通党员的爱戴，而对李光耀的态度却是“畏惧，从而是敬而远之”。据说另一个唯一露面的总理候选人李显龙，也象他的父亲。
新加坡的第二代领导人最近在发表谈话时，再次集中注意力于谁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的问题。李光耀已公开表示想年满６５岁就退休，而他到今年９月份就年满６５岁了。问题是，李光耀退休后，第一副总理吴作栋是否会接任总理。
今年１月，外交部长达纳巴兰在雅加达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吴作栋同辈的人）认为，到李光耀先生退位时，吴作栋先生将继位。”几天后，李光耀总理的儿子、贸易和工业部长李显龙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中则说：“任何部长都不应猜测总理打算何时退休。”
今年２月初，一批马来西亚记者在访问新加坡时曾问吴作栋，是否会接替李光耀，吴作栋回答说：“我们得先看看下届选举的结果，然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新加坡一向是每个选区只选一位候选人，下次选举时，政府建议各选区成立三人候选组，其中一人必须是少数民族，即必须是马来族人或印度族人，以竞选７９个议席中一半的席位。
许多观察家认为，吴作栋的政治生涯将取决于这项建议是否能经受选举考验。这项建议是李光耀总理首先提出来的。一些批评者认为，李光耀首次于１９８２年提出的这项建议是一种手段，目的是削弱反对派的力量。
观察家们的看法是，尽管李光耀公开宣称他可能在６５岁时退休，但是几乎没有几个观察家相信他准备在今年９月满６５岁时下台。有些人说，他至少将等到他下届任期的中间。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李光耀可能放弃他的政府职位，但他将继续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职务，从而保留担任这个职务所具有的权力。
一些人士说，吴作栋的领导作风不那么粗暴，这使得他深受该党普通党员的爱戴，而对李光耀的态度却是“畏惧，从而是敬而远之”。据说另一个唯一露面的总理候选人李显龙，也象他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