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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 11 月 20 日 · 第 2 版

本页目录(8 篇)

美国《非洲报道》月刊文章:关于公营转私营的辩论

【美国《非洲报道》月刊七─八期文章】题:关于公营转私营的辩论(作者欧内斯特·威尔逊第三)
    今年不管人们走到非洲什么地方都会得到这样的深刻印象:就私营化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事例越来越多了。非洲正处在它对公营和私营部门作用的看法发生显著变化的过程之中。
    许多国家已开始采取步骤精简公营部门。同高级政府官员、经理人员和知识分子进行的交谈表明,对各国的公营企业部门过去的表现都深感不满,并且正在谋求新的解决办法。对国有企业采取新的态度,有好几方面的原因。
    不管年景是好是坏,公营企业总的来说是浪费金钱。从非洲各个方面得到的占压倒优势的证据清楚表明,公营企业消耗的资源远比它生产的价值为多。
    有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那就是农业、电力部门和银行业。许多公营企业当初建立的时候是有道理的:为了提供基础设施或是替代所缺少的地方创业人。但是现在这些部门的规模得到扩大而且缺乏效率,使得政府支撑它们感到力不胜任。折磨非洲大陆的经济危机,是各国政府重新估价这些准国家机构的第二个原因。国际借贷机构,包括私人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施加压力,是促使一些国家转向“私营化”的另一个原因。消费者对公营企业的表现日益感到不满,也促使政府允许私营供应者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并缩小公营企业部门的相对规模。最后,人们对改革和私营化的兴趣日益增加,还由于本地的私营企业坚持认为它们应该起作用。
    ·私营化的形式·剥夺资产是最地道的“私营化”形式。这指的是政府把公营企业的财产和股票卖绘一个或多个私人购买者。这是人们经常谈论的办法,但是很难做到。在肯尼亚,政府已经卖掉了渔业公司,远程运输公司也在等待出卖。有时,一家亏损的企业因为缺乏购买者而无法出售,可是却在继续消耗大量的公共财富。政府可能径直对这家公营企业进行清算并让它关门,就象科特迪瓦对六家食糖厂中的两家所做的那样。这六家工厂所生产的食糖属于世界上最昂贵的一类。
    通过使用经营管理合同,政府对企业的产权保留全部或部分的所有权,但是雇用一家私人管理公司或是一位“技术的”或经营的合伙人来扭转公司的情况。这种战略在赞比亚的一家酿酒厂和贝宁的一家新旅馆中取得了一些成功。有时,这位经营合伙人也会在这家企业中拥有占少数的股份。几个非洲国家的政府同提供服务的私人公司签订合同。政府授予经营特许权,具体规定服务对象的人数和服务的质与量,并雇用一家私营公司来提供这种服务。肯尼亚就利用私人承包商进行公路维修护养工作。
    在许多非洲国家,以前的政府垄断组织同私方的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日益增多,是最重要的公营转私营的改革之一。在尼日利亚,乘客声称自从允许私营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拉各斯和贝宁市之间开展竞争以来,尼日利亚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已经有了改进。这种竞争能使乘客们得到具体的好处,也能使自满而效益很差的准国家机构提高质量。·一套政策工具·非洲今天的改革运动取得的教训是:“私营化”要成功,就必须包括上述的所有改革。成功的改革包含一整套经济政策工具。非洲国家的政府可以使不同的政策工具互相结合,来使它们不稳定的经济重新开始增长。不同的经济部门需要不同的工具。出售产权本身大概不会在非洲很管用。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试图使铁路或是电力供应私营化,因为这些部门对采取的复苏措施反应最敏锐。另一方面,公营的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售产权和签订经营管理合同则可能发挥更多的作用。农民和私商日益参与竞争,既能改善销售委员会的工作,又能提高农业的产量。
    非洲卓有成效的改革努力带来的成果会是:大大降低政府开支;政府由于直接出售资财而增加收入;随着新近发挥效率的公营企业开始上交税利而在中期增加岁入;改善对居民提供货物和服务的状况。当然这些成果并非自动得来的。存在着这样的危险:改革以后的资金情况和效率可能同以前一样糟,或者比以前更糟。但是由于财政困难,大多数政府都在采取一些初步的步骤以使它们的改革实际可行。虽然公营转私营的改革有着实际的好处,但是在非洲的许多国家私营化面临着强有力的政治上的反对。改革还存在机构和社会方面的障碍。大多数非洲国家缺少拥有经验丰富和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的财政部。几乎没有哪个非洲国家设立了资力雄厚到足以进行大规模股票交易的先进的股票交易所。许多国家也缺乏懂得投资银行业务或有管理才能的本地公司。
    也许最重要的是存在着相当多的社会障碍。象赞比亚或坦桑尼亚这样的非洲国家拥有许多受过教育的公职人员,但是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私营化的公营企业的本地商人相对来说却很少。实行事实上的产权私有化,意味着把公营企业出售给非非洲人。这种结果对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非洲政界人物是没有吸引力的。即使是在有本地买主的地方,政界人物也担心商业阶级拥有新的权力。最后,政府往往希望出售亏损企业,而保留有盈利的企业,这对企业家来说也不会有吸引力。

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

美国农业部十七日的一份报告说,尽管中国今年烟草产量预计为二百一十四万多吨,比去年的二百二十三万吨有所下降,但它的产量仍居世界首位。

法国阿尔斯通工程公司将帮助中国建立一座热电站

该公司十八日说,这座以煤为燃料的热电站将装有两台三百三十千瓦的发电机组,双方将在今后几周之内签署有关协议。

西方矿业生产水平下降

国际铝锌研究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说,西方矿业生产今年头九个月的水平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六点一。

沙特阿拉伯去年从中国的进口总额为一亿九千九百万美元

据沙特财政和经济部统计,沙特八五年的进口总额比八四年增加百分之九。

《欧洲时报》强调:当人民“公仆”必须清除封建遗毒

【《欧洲时报》十一月三日文章】题:从“公仆与市民”说开去(作者立言)
    报载,广州人民广播电台从十月五日起,增设了一个新节目“公仆与市民”,逢星期日播出,每次约十分钟,星期二重播。
    这个节目,是让广州市的领导人,也就是“公仆”,通过广播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以便让市民了解中共广州市委和广州市人民政府的意图和要求,了解当前一些问题的实际情况。市民也可以申请该市领导人回答问题。
    无疑,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使“公仆”与市民相互沟通,上情下达,增加了解,密切关系,解决问题,岂不善哉。若大陆其他省市都仿而效之,岂不美哉。
    在大陆,官不叫官,叫“干部”。干部还有美好而通俗的称呼,曰“人民的勤务员”。至于“公仆”之称,则是古已有之,也见诸马列经典。应该说,中共在战争年代,官民关系是很好的,有“鱼水”之称。建国初期,这种关系也不错。但是,越到后来,官民之间问题越多,距离越来越远,这样说并非夸张。及至“文革”,官民关系更形紧张。这些年来,推行改革,实行开放,又使官民关系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虽然中共大力整风,官民关系有所改善,但问题仍然不少。
    不能不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遗毒至今仍深,官贵民贱、等级森严,这种情况还相当严重。再加上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以势压人、贪污腐化等不正之风,至今官民关系不够和谐。对于不少干部而言,“公仆”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为人民服务”不过是一个动人的口号罢了。
    封建等级观念,也存在于平民百姓的头脑中。他们希望当官的“爱民如子”,甚至认为“官贵民贱”自古皆然,是天经地义。他们信奉“胳膊拧不过大腿”,屈服于官威,忍字为上。也有不少人,见官三分怕,讨好奉迎,低三下四。这就更助长了官气。
    封建主义存在于今日大陆,已是不争的事实。过去也说清除封建影响,但限于思想、文化、道德等方面。就是这些方面的清除,也远远不够。而在政治领域的封建遗毒却甚少人敢言清除。个人迷信实不亚于封建王朝;等级森严,唯上是从;权力成了真理,芝麻绿豆官也成了真理的代表;思想控制、信息垄断、舆论一律,取代了民主、法制。凡此种种,给大陆带来极大社会灾难。人民当家作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际上成了美丽的空话。大陆干部要成为“公仆”,必须清除封建遗毒,实行民主政治,树立现代思想观念。可以说,干部真正成为“公仆”之日,就是国家富强之时。

沙博理谈翻译《水浒》与《家》

【香港《大公报》十一月十六日特稿】题:沙博理谈翻译《水浒》与《家》(记者叶中敏)
    有关瑞典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工作的议论,成为此次“中国当代文学国际讨论会”的一段插曲,从而也引发出了一些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与会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台北对记者说的一番话,他提到中国作品至今没有被评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翻译的水平太差,例如巴金的《家》,英译本的文笔“令人倒胃口,简直是对原著的谋杀。”
    马悦然是一位资深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是欧洲汉学研究会的会长,又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他的看法,当然是受到中国作家及翻译家重视的。在一天会议上,当马悦然发言后,大家就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新加坡的王润华教授指出,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应该是作品本身而不是译笔,另几位教授则直指诺贝尔文学奖对亚非地区存有政治上的偏见,得奖与否,不能反映文学上的价值。
    尽管在观点上存在分歧,但讨论的气氛还是学术味道而不是互不相容的。包括在中国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外文专家沙博理——他本当是最有理由生气的,因为被马悦然形容为“谋杀原作”的《家》英译本,正是出自他的手笔,但他并没有因此勃然大怒或反唇相稽,相反他只是愿意客观地谈谈这些年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情况。
    他说:“我们欢迎批评、提意见,包括正在学习外语的学生也可以提出意见。不过,这些年来,我们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应该说,总的反应是好的。在中国作家和外国专家的努力合作下,我们翻出来的东西是有一定水平的。”
    沙博理曾经翻译的主要作品,有古典章回小说《水浒》和巴金的名作《家》。对这两部作品的翻译过程,沙博理形容是各有难处。前者大量古里古怪的人物外号、兵器、服饰等很不好翻,而后者则是对作品内容的难于理解。他说:“巴老笔下写的是二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感情,字面并不难懂,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要这样做,背后的意思就不大好懂了。幸好我有一大堆中国朋友撑腰,他们帮了我很大的忙。”
    沙博理的《家》英译本是五十年代末出版的,当时曾送给巴老过目,巴老看了很满意,还亲自写了序。后来,另一位专家再根据他的英译本翻成西班牙文译本。

牛津大学学生考察丝绸之路

【香港《南华早报》十月五日报道】题:摒弃比较舒服的选择到“丝绸之路”探险的人(作者维基·汪)
    牛津大学“丝绸之路”考察队的成员们,在中国的一些最边远的地区的路上,最没有料到会看到的是一大车一大车的美国游客。
    考察队队长卡梅伦·奥赖利(今年二十二岁,是大学本科生)说:“我们原先以为我们到了荒芜人烟的边远地区,但是我们不断看到的却是那些背着照相机的中年美国人。”
    奥赖利说,这个考察队是在过去六十年中获准到中国沿着完整的古代商队走过的路线旅行的第一个私人小组。
    “丝绸之路”把东方的货物和思想带到了西方,又把西方的货物和思想带到了东方。这段路程大约有一万四千四百公里,但是自从一九二五年以来,就没有人在“丝绸之路”上作过全程旅行。
    牛津大学的这次考察主要是由丰田汽车工业公司赞助的。通过他们的考察和他们打算写的一本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书,他们希望鼓励到中国进行一种新的“文明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