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年 7 月 9 日 · 第 2 版

【新加坡《联合早报》六月二十三日译载美联社专稿】题：台湾政局酝酿变化（作者菲尔·布朗）
    台湾政坛最近出现重大变化。台湾总统蒋经国一方面极力拉拢党外人士，另一方面则积极物色非蒋氏家族成员的继承人。
    国民党开始趋于开放，敢于讨论过去所不愿讨论的问题，例如解除军事管制、允许新政党成立等。
    蒋经国的健康令人担忧。今年四月，官方宣布，蒋经国因心跳不正常，移植了一个电子起搏器。蒋氏原也患有糖尿病。各方关注继承人问题关心蒋氏健康的人，已未雨绸缪地谈论继承人问题。其实，早在去年十二月，蒋经国已间接提及这个问题。他当时说：“如果有人问我，蒋氏家族中会不会有人竞选下届总统，我的答案是：‘不会’。”
    关于他下台后台湾是否仍施行军事管制，他的答案也和上述问题一样。
    在发表上述谈话不久，蒋经国调派公子蒋孝武出任驻新加坡副贸易代表。一般认为，蒋经国此举在于证明他言行一致。在蒋经国的四名子女中，只有今年四十岁的蒋孝武被认为具有政治领袖潜能。
    国民党目前似乎已选中副总统李登辉为总统继承人。在党内活动中，李登辉的地位日见突出。
    李登辉现年六十三岁，曾负笈美日，是农业经济专家。如果当选，他将是台湾第一位土生土长的总统。土生人士升任高职蒋经国的改革行动，就包括把更多台湾土生人士迁升到较高职位。在国民党二百万名党员中，土生台湾人约占百分之七十。在二十二位内阁部长中，土生台湾人占十位。
    除国民党外，台湾还有两个政党，这两党成立于大陆，一向支持国民党。其他反对政府的政治人士，只能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竞选。不过，这些反对派——几乎都是土生台湾人——虽无政党，却统称为“党外人士”。
    国立台湾大学的胡佛教授说，国民党正设法为日后没有蒋氏家族的政权打稳基础。
    胡佛指出，蒋经国除了致力避免双方在某些问题（如军管问题）上出现争执外，似乎也同意由行政院长及内阁成员集体执政。
    胡佛说，在蒋经国的统治下，台湾的政治是一种“崇拜领袖”的政治。他说，在蒋氏下台后，这种政治局面将随之改观。与党外人士谈判另一方面，以副总统李登辉为首的国民党高级党员十二人委员会，正埋首研究军管及“其他敏感性”问题。最棘手的是新政党问题。然而，国民党与党外人士的谈判，已是一大突破。
    胡佛说，国民党和党外领袖，事实上对许多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问题意见分歧不大。

【台湾《中国时报》七月四日报道】中央研究院院士杨振宁原预定在九月返国，为恩师中研院院长吴大猷庆祝八十大寿。最近消息指出，他已同意接受吴大猷的邀请，提前在七月底回国，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并做学术演讲。这是杨振宁首次回国，预料将为中研院院士会议掀起高潮。
    有关人士认为，这虽然是杨振宁将近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但他在去年曾将女儿杨又礼送回国内学了半年中文，妻子杜致礼亦曾返国居住，由此亦可了解杨振宁的部分心情。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七月三日一期文章】（作者戴维·博纳维亚）中国最重要的工商城市之一的重庆，已经向集中经济计划宣战了，并正在使它的大部分企业受市场力量自由支配。
    重庆的官员们宣称，他们一九八四年开始的试验是成功的。
    除了十种商品（包括诸如羊毛和鸭绒这样的出口产品）仍然被列入北京和成都的强制性计划中外，其他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城市的大型批发展销会上见到并且可以谈判。现在重庆产品向四川其他地区的公司、外省或国外销售都是通过自由价格谈判进行的。这个城市在使自己产品的价格不受官价约束方面走在中国所有其他城市的前头。
    重庆市有三百万人，长期以来享有商业兴隆的盛名。商人们说，他们向重庆打电报时，通常很快就会得到答复，而向成都打电报时，反应却很冷淡，他们对经商根本不惑兴趣。重庆的一位官员说，重庆市政府“对一切经济问题可以自己作出决定”。重庆凭自身条件加入最近成立的西南经济合作区，部分原因是由于重庆比较有活力。重庆的一位官员说，重庆的任务是“不受当局的控制”。他解释说：“我们当然要听北京怎么说，但是现在的对话是一种平等的对话。”
    外商们现在对在重庆投资的想法越来越感兴趣，虽然它离中国沿海很远。因此，现在四川官员正在筹措自己的投资基金。
    重庆企业生产的产品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以固定的价格和按照规定的数量上缴给国家了。工厂现在可以把自己的产品横向出售给其他企业和其他省份，并且还可出口。国家向重庆征收利润税，而不再象从前那样，全部上缴他们所获得的利润。
    官员们说，当然进行这样的试验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工厂之间共处的问题，有些工厂已经采用新体制，有些工厂仍然按照中央制定的强制性计划生产，例如钢就是如此。经营亏损的企业要关闭，除非这些企业具有战略重要性。许多生产军事装备的工厂（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军工企业一样）已奉命要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转产民用或军民两用产品，尤其是消费品。

【英国《金融时报》文章】题：对外国商人的一次调查在中国，对外国公司“收费过高”（作者伊·汉·法齐）
    常驻中国的外国商人对中国给予他们的待遇极不满意。一些外国公司认为，给他们提供住房和雇员收费过高，服务质量太差，使他们吃了不少苦头。
    上述看法是对对华贸易所作的一次大规模调查得出的结论的一部分。这次调查是由曼彻斯特商学院的奈杰尔·坎贝尔博士同香港大学一起进行的。
    去年秋天进行的这次调查，共调查了一百一十五家外国公司，其中有六十家日本公司、二十五家美国公司和三十家欧洲公司。
    坎贝尔博士昨天说，一些比较成功的公司都证明了一条普遍的规律：“假如你要想同中国做生意，你就必须坚持呆在那里，并苦笑着忍受各种费用。你必须派一些资格较老的人到那里去，因为中国人希望你这样做。中国不是一个年轻人能够发挥多大影响的市场”。
    然而，由于今年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派一个人常驻北京的开销一九八六年将达到二十万美元。
    坎贝尔博士说，人们普遍批评说，由北京市当局提供的住房和雇员，收费常常任意提高。交通运输和通信条件很差。
    由于上述做法，中国人正冒着因为要价过高而失去一些生意的危险。美国人认为，由于收费不合理，愿意在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公司的数目将会减少。欧洲的一些公司则觉得，提高收费将会使外国公司不愿再增加现有雇员人数。

【台湾《联合报》七月一日报道】中山科学研究院将于军事会议后，召开一次重要计划会议。据透露，中科院将就发展一项大规模尖端国防科技计划进行研讨。
    【台湾《联合报》七月一日报道】政府已原则决定今年十月庆典期间，举行规模罕见的首届尖端科技展，除了展示尖端科技的研究成果及各种系统装备外，并强调尖端科技移转民间的情形。
    据了解，这次展示为期十天，展示摊位相当多，将集合各军种研究发展单位以及中山科学研究院，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尖端科技展览。
    政府举办这次展览的原因有二：一是尖端科技费用庞大，应让民众适度了解使用情形；二是尖端科技应不只使用在国防系统，还应积极移转民间，加速国内工业升级。

【香港《文汇报》六月二十三日报道】美国人最感兴趣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他们最爱去的地方是中国，第二是到摩纳哥的蒙特卡洛赌场去玩两手，第三是参观白宫，第四是乘氢气球漫游，第五是到非洲狩猎。

【《日本经济新闻》文章】能否创造新价值关系到企业的收益。在创造新价值方面，有三种类型：一、提供低成本商品和服务；二、提供高质量商品和服务；三、提供新商品和服务。目前适合大企业创造价值的是第二种改良型。要创造新价值，必须果断地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等经营资源，还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企业网络，进一步加强销售能力。
    第一种价值是提供低成本商品和服务。日本汽车厂家和家用电器厂家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原因就在于它们向市场上提供了低成本商品。即便是现在，“低成本”也是日本出口商品创造价值的核心。不过，近年来一味依赖于生产成本的低廉来维持竞争的情况已越来越困难了。一旦知道可以通过某项生产技术来降低成本，许多企业便采用同样的技术，从而，同行业之间的成本差别便迅速缩小了。
    第三种价值，即提供全新商品和服务，无论对消费者还是对企业，都极有魅力。当然，搞这样的新商品，危险性也很大。据说，一般新商品的成功率是百分之十。而且，以新商品为武器而出现的风险企业，很少能维持五年以上，这也是事实。
    对大企业来说，作为现实的选择，今后恐怕得把目光放在第二种价值上，即提供高质量的、丰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要开发所谓改良型的商品和服务。虽说是改良型，却决不是意味着只对以往的商品作一点肤浅的改变。
    对大企业来说，创造这种价值是容易的，因为，市场信息量和技术积蓄量大的企业更具有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潜在力量。而且，把计划付诸实施的速度亦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其关键在于企业要设法具备正确把握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设法积蓄技术力量和开发能力，以便适应市场的变化，改变市场的需求。
    这样，对于大企业来说，对开创第二种价值进行投资是最重要的课题。

【法新社济南六月二十一日电】（记者贝尔纳·德焦阿尼）桂花、李和方三个人都是女青年，她们是中国新一代的象征：追求时髦，喜欢跳舞，而且爱玩。
    然而，她们没有抛弃传统习惯。这些传统在她们的生活中依然起着重要作用。
    现年二十四岁的桂花对法新社记者说：“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我想参加一些具体活动，因为人必须有一种理想。”
    她十九岁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四年，后来转业到济南一家医院工作，但是，她最喜欢的还是唱歌。她说：“中国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可以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
    桂花每局三次在济南市乐队伴奏的舞会上唱歌。桂花的好朋友李赞同桂花的看法。她承认，她很喜欢外国杂志上的西方服装式样。
    她说：“我喜欢穿欧洲青年的服装，但并不一味模仿。西方人所做的事不一定是我们追求的模式，即使它符合我们的爱好也罢。”
    李认为：“穿紧身牛仔裤和色彩鲜艳的真丝衬衫与身为共产党员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
    方作为济南一家外宾饭店的服务员，她身穿标致的海军制服，烫发，浓妆艳抹。
    这三个女青年是中国变化的见证，同时，也没有违背传统习惯：生活以家庭为主，尊敬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