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页目录（5 篇）
沈阳发行股票取得成功
【美国《商业日报》六月五日文章】题：中国发行股票的试验取得成功（作者
贾斯帕·贝克尔）
沈阳小型压缩机厂工人股东白淑玉（音）说：“虽然我的股份不大，但是，现在我的命运和工厂的命运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这家工厂是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批发行股票的工厂之一。
沈阳是在去年开始的新试验中允许发行股票的五个城市之一。中国报纸的报道表明，这个小型压缩机厂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沈阳市计划在今后三年内逐步在其他二百一十六家工厂推行这种制度。
去年晚些时候，北京指定沈阳、广州、重庆、武汉和常州，作为全面改革银行制度的“试点”城市。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股票和股份都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被禁止了，发行股票和拥有股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都一致认为，有必要利用“闲散”资金对政府预算外的项目进行投资。
中国的银行正在改善零存业务，同时也计划增设个人支票和汇款业务。本周外国人开始使用“借支卡”，中国人也可以立外汇帐户。
根据这五个试点城市的经验，中国正在制定关于持有股票的法律纲要。
中国经济学家肖亮（音）说：“发行股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成立董事会和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管理工厂——董事责任制，从而使企业由职工兼股东经营并拥有。”
他还说：“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之间长期存在的界限不清的问题从而也得到了解决。”
贾斯帕·贝克尔）
沈阳小型压缩机厂工人股东白淑玉（音）说：“虽然我的股份不大，但是，现在我的命运和工厂的命运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这家工厂是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首批发行股票的工厂之一。
沈阳是在去年开始的新试验中允许发行股票的五个城市之一。中国报纸的报道表明，这个小型压缩机厂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沈阳市计划在今后三年内逐步在其他二百一十六家工厂推行这种制度。
去年晚些时候，北京指定沈阳、广州、重庆、武汉和常州，作为全面改革银行制度的“试点”城市。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股票和股份都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被禁止了，发行股票和拥有股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似乎都一致认为，有必要利用“闲散”资金对政府预算外的项目进行投资。
中国的银行正在改善零存业务，同时也计划增设个人支票和汇款业务。本周外国人开始使用“借支卡”，中国人也可以立外汇帐户。
根据这五个试点城市的经验，中国正在制定关于持有股票的法律纲要。
中国经济学家肖亮（音）说：“发行股票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成立董事会和实行职工代表大会管理工厂——董事责任制，从而使企业由职工兼股东经营并拥有。”
他还说：“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之间长期存在的界限不清的问题从而也得到了解决。”
保护可耕地-------中国当务之急
【《香港虎报》五月十九日评论】据世界银行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由于放宽了政策，中国面貌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但是，改革本身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去年粮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七。粮食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大大减少，减少了四百四十万公顷。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后来都用来播种可以赚更多钱的经济作物，或者作为建房用地盖工厂了。
现在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以控制农民和乡镇企业用地，将是保护中国的二亿六千二百英亩可耕土地的一个适时的行动。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减少税收负担，加重了剩下的那些集体生产单位的财政紧张程度。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为进一步发展生产进行必要的再投资。
个体农民不愿为共同使用的水利灌溉机械、排水系统和交通运输网出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设施换来的好处将被大家共同分享。
除了必须的以外，他们也不愿为购买生产资料以提高效率花更多的钱。
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正在为眼前利益而损失了长远的利益。
但是，改革本身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去年粮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七。粮食产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粮食的播种面积大大减少，减少了四百四十万公顷。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后来都用来播种可以赚更多钱的经济作物，或者作为建房用地盖工厂了。
现在采取措施进行干预，以控制农民和乡镇企业用地，将是保护中国的二亿六千二百英亩可耕土地的一个适时的行动。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减少税收负担，加重了剩下的那些集体生产单位的财政紧张程度。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为进一步发展生产进行必要的再投资。
个体农民不愿为共同使用的水利灌溉机械、排水系统和交通运输网出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设施换来的好处将被大家共同分享。
除了必须的以外，他们也不愿为购买生产资料以提高效率花更多的钱。
这当然意味着他们正在为眼前利益而损失了长远的利益。
为中国听众演奏是件乐事
【法新社香港六月三日电】冰岛第一流摇滚乐队——“乐天者”乐队负责人今天在这里说，他们最近对中国的访问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
“乐天者”乐队从大陆来这里不久就发表了上述讲话。他们刚刚结束对中国七个城市为期三周的访问。
乐队负责人兼主要演员雅各布·马格努松，在提到广州、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天津和北京那些热情的乐迷时说：“为他们演奏真是一件乐事。”
他说：“如果说中国的听众与西方的听众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听众更容易对演奏作出反应……这些人确实能欣赏当局允许他们听的这些新音乐”。
即使上了岁数的官员偶尔也会随着音乐的旋律打起拍子。
乐队遇到的繁文缛节之少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原来估计会有不少麻烦，结果正好相反，中国方面热情的帮助使事情顺利进行。
“乐天者”乐队从大陆来这里不久就发表了上述讲话。他们刚刚结束对中国七个城市为期三周的访问。
乐队负责人兼主要演员雅各布·马格努松，在提到广州、上海、南京、杭州、济南、天津和北京那些热情的乐迷时说：“为他们演奏真是一件乐事。”
他说：“如果说中国的听众与西方的听众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中国听众更容易对演奏作出反应……这些人确实能欣赏当局允许他们听的这些新音乐”。
即使上了岁数的官员偶尔也会随着音乐的旋律打起拍子。
乐队遇到的繁文缛节之少也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原来估计会有不少麻烦，结果正好相反，中国方面热情的帮助使事情顺利进行。
中国面临日本的严重挑战
【纽约《中报》六月九日文章】题：望闻问切学问大哉中医汉学不可变成东洋医学（作者赵汝恩）
日本学者曾经声言要在三五年内，在中医中药方面超过中国。中国的中医中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象扁鹊、李时珍、华佗这些千古传颂的大医学家、大药学家，给后人们留下了丰硕的医学遗产。
中医中药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表示，在这方面一旦超过了中国，就把“中医汉学”改称“东洋医学”。人家不但有抱负、有信心，而且有行动所示了。他们应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中医；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进行诊断，来同汉医的“望、闻、问、切”的结果相对照。在确诊后，再用汉医汉方进行治疗。比如，针灸治疗肢体麻痹病人时，先通过电脑设备来显示图象，以观察患者血液循环改善的情况，借此进行分析、鉴别、比较，看看哪些针法的疗效最佳。对中药的制作也敢于“破旧立新”，进行大胆的改革。把中药制成了浸膏、粉剂和切成黄豆般大小的生药粒。采用这种方法，仅用古代汉方剂量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煎煮后其有效药液的浓度，反而比传统的方法高得多。他们还把中国“医圣”张仲景的全部医著的药方逐一作出药性分析，以探索中药之能够“药到病除”的奥秘。看来，异国对“中医中药”的研究，已象郑燮所说的“不泥古法，不执己见，唯在活而已矣”之写照了。
诚然，中国十年“文革”，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中医中药的研究濒于衰亡境地。虽然现在国内那种恐怖时代已经消逝，医务工作者可以放开手脚来大胆干了。可惜，某种绳索还束缚着一些人的手脚。西德华裔医学博士陶景怡先生最近谈到一件使他感慨异常的事：五年前，西德一家小药厂成功地从中国的“银杏”树叶中提取出一种治疗脑动脉硬化的特效药，几年间成为欧洲最热门的药品之一，创造了千万美元的年产值。这个发现使陶景怡先生急得不得了。原来，国内早在八年前也出了类似的科研成果，可就是没有大批生产。去年秋天，陶先生专门为此事赶来中国，没料到主管部门把他向某医院一推了事。医院又说什么也不接这个“界外球”……这种“踢球”方式，把中国人的聪明才干都“踢”走了。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已经严重地妨碍着国内目前改革的步伐，一种“夜郎自大”的短视病，也使一些“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的人苟安一时而不思进取。
日本学者曾经声言要在三五年内，在中医中药方面超过中国。中国的中医中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象扁鹊、李时珍、华佗这些千古传颂的大医学家、大药学家，给后人们留下了丰硕的医学遗产。
中医中药面临着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表示，在这方面一旦超过了中国，就把“中医汉学”改称“东洋医学”。人家不但有抱负、有信心，而且有行动所示了。他们应用现代医学知识来解释中医；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进行诊断，来同汉医的“望、闻、问、切”的结果相对照。在确诊后，再用汉医汉方进行治疗。比如，针灸治疗肢体麻痹病人时，先通过电脑设备来显示图象，以观察患者血液循环改善的情况，借此进行分析、鉴别、比较，看看哪些针法的疗效最佳。对中药的制作也敢于“破旧立新”，进行大胆的改革。把中药制成了浸膏、粉剂和切成黄豆般大小的生药粒。采用这种方法，仅用古代汉方剂量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煎煮后其有效药液的浓度，反而比传统的方法高得多。他们还把中国“医圣”张仲景的全部医著的药方逐一作出药性分析，以探索中药之能够“药到病除”的奥秘。看来，异国对“中医中药”的研究，已象郑燮所说的“不泥古法，不执己见，唯在活而已矣”之写照了。
诚然，中国十年“文革”，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使中医中药的研究濒于衰亡境地。虽然现在国内那种恐怖时代已经消逝，医务工作者可以放开手脚来大胆干了。可惜，某种绳索还束缚着一些人的手脚。西德华裔医学博士陶景怡先生最近谈到一件使他感慨异常的事：五年前，西德一家小药厂成功地从中国的“银杏”树叶中提取出一种治疗脑动脉硬化的特效药，几年间成为欧洲最热门的药品之一，创造了千万美元的年产值。这个发现使陶景怡先生急得不得了。原来，国内早在八年前也出了类似的科研成果，可就是没有大批生产。去年秋天，陶先生专门为此事赶来中国，没料到主管部门把他向某医院一推了事。医院又说什么也不接这个“界外球”……这种“踢球”方式，把中国人的聪明才干都“踢”走了。
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思想，已经严重地妨碍着国内目前改革的步伐，一种“夜郎自大”的短视病，也使一些“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的人苟安一时而不思进取。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文章认为：九十年代初将出现海峡两岸统一的契机
【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六月十二日一期文章】题：对台湾来说，一九九七年的重要意义并不亚于香港（作者戴维·奥里尔）
近期内，北京和台北都将忙于解决它们各自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保持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似乎已作好中期和长期的安排。在台湾，蒋经国总统的三位可能的继承人都已失去了要职（一名是由于中风，另两名是由于政治病），而第四位可能的继承人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由于过去十八个月中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丑闻，可能也已失去了坐第一把交椅的机会。
一但继承问题得到解决（这项任务很可能最迟到九十年代初就会完成），政治舞台上的注意力将更强烈地集中到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关键的问题在于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贸易问题和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后台湾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香港是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是台湾同亚洲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通讯和交通枢纽，也是在台湾有业务活动的许多外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如果台湾、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最终恶化到了严重限制台湾同香港经济关系的程度，那么，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很可能会破坏台湾的稳定，其程度将超过一九七九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
过去六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些使双方处于对立状态的问题，虽然对这些问题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很快找到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将会出现一个历史“契机”，为双方提供一个扩大贸易和其他相对来说非政治性关系的机会。如果这个契机大一些，那么重新统一的前景也将是乐观的。在这样一种方案中香港将是关键。
台湾和中国迈向和平统一的第一步是，进一步减少政治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倾向自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台湾总统蒋介石七十年代中期相继逝世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出现。不断增长的间接贸易是第二步。鉴于去年通过香港（和其他港口）的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今年这种贸易的势头仍然看好。迈向统一的第三步将是邓小平和将经国的继承工作顺利进行。
在实现和平统一之采取第四个步骤是，中国成功地收回香港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采取一些建立信心的措施来促进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可能减轻香港和台湾人民对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的忧虑。反映中国今后在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就是即将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香港宪法。
台湾同香港切断联系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那样一来，在台湾投资和同台湾贸易的外国公司的总经理们可能就无法同他们的同事联系，旅行和运输费用就会增加，交货时间可能延长，还可能会迫使这些公司把它们的地区总部迁到东京或其它地方去。
由于看起来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能开始谈判之前，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不大可能被克服，因此，台湾和大陆之间未来发展更密切的贸易关系，很可能在统一进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和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贸易往来：表明了双方经济和谐共存的情况。当时台湾通过香港向中国大陆的出口猛增。一九八四年，台湾向大陆的出口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一，达到四亿三千万美元；同一时期进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达到了一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猛增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八（达二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而全年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通过放权）放松了对外汇的控制，从而导致了消费者（还有工业）购买力的上升。
发达国家市场上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为双方统一的方案增加了推动力。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加强对其本身工业的保护，并加紧对进口的控制，台湾的出口可能会锐减。进入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市场将使台湾的一些经济部门增加寿命。然而，台湾的官员们很可能仍然持怀疑态度。
双方最终到底会如何走到一起（香港扮演媒人的角色），迄今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所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虽然不出所料，但却确定了台北的政治发展方向。实现最终统一的下一步方案似乎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估计过份乐观了）：
一、外交上越来越宽容。在那些越来越温和的（和土生土长的）领导人领导下，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显然会向谈判桌迈出几小步。在台湾，反共言论同提倡在经济上超过大陆的主张相比已相形见绌。当大陆上老一代人离开政治舞台时，开发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原料的可能性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二、扩大贸易。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这个时期将会猛增。到八十年代末，商业多半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台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作出管理——而不是阻止——同中国的贸易的决定。北京则以取消所有台湾产品的进口税作为回报。
三、香港顺利交接。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一九八九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显然会对在一九九七年后维持香港相对自治问题给以支持。在将于一九八八年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香港基本法的草案中将有足够的模棱两可之处，以保证台湾和香港继续保持联系。
香港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结束。争论无疑会使国民党发生分化，把空想家和注重实际的专家治国论者分开，但争论还要持续数年（如果不是数十年的话）。通向统一之路将是布满荆棘的。然而，在未来的十年中将出现历史性的机会，但这个机会需要人们去寻找。
近期内，北京和台北都将忙于解决它们各自的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为保持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似乎已作好中期和长期的安排。在台湾，蒋经国总统的三位可能的继承人都已失去了要职（一名是由于中风，另两名是由于政治病），而第四位可能的继承人行政院院长俞国华，由于过去十八个月中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丑闻，可能也已失去了坐第一把交椅的机会。
一但继承问题得到解决（这项任务很可能最迟到九十年代初就会完成），政治舞台上的注意力将更强烈地集中到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关键的问题在于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间接贸易问题和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主权以后台湾同香港的关系问题。
香港是台湾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是台湾同亚洲其他国家联系的重要通讯和交通枢纽，也是在台湾有业务活动的许多外国公司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如果台湾、香港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最终恶化到了严重限制台湾同香港经济关系的程度，那么，对台湾经济的影响很可能会破坏台湾的稳定，其程度将超过一九七九年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
过去六十多年中，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一直存在着一些使双方处于对立状态的问题，虽然对这些问题现在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很快找到使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将会出现一个历史“契机”，为双方提供一个扩大贸易和其他相对来说非政治性关系的机会。如果这个契机大一些，那么重新统一的前景也将是乐观的。在这样一种方案中香港将是关键。
台湾和中国迈向和平统一的第一步是，进一步减少政治决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倾向自从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台湾总统蒋介石七十年代中期相继逝世以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出现。不断增长的间接贸易是第二步。鉴于去年通过香港（和其他港口）的转口贸易不断扩大，今年这种贸易的势头仍然看好。迈向统一的第三步将是邓小平和将经国的继承工作顺利进行。
在实现和平统一之采取第四个步骤是，中国成功地收回香港的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采取一些建立信心的措施来促进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就可能减轻香港和台湾人民对他们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的忧虑。反映中国今后在处理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问题上的灵活态度的一个关键性措施就是即将制定的香港基本法，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的香港宪法。
台湾同香港切断联系的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那样一来，在台湾投资和同台湾贸易的外国公司的总经理们可能就无法同他们的同事联系，旅行和运输费用就会增加，交货时间可能延长，还可能会迫使这些公司把它们的地区总部迁到东京或其它地方去。
由于看起来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可能开始谈判之前，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不大可能被克服，因此，台湾和大陆之间未来发展更密切的贸易关系，很可能在统一进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和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贸易往来：表明了双方经济和谐共存的情况。当时台湾通过香港向中国大陆的出口猛增。一九八四年，台湾向大陆的出口数字比前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一，达到四亿三千万美元；同一时期进口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达到了一亿二千八百万美元。台湾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一九八五年第一季度比上一年同期猛增了百分之二百七十八（达二亿四千二百万美元），而全年大约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这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通过放权）放松了对外汇的控制，从而导致了消费者（还有工业）购买力的上升。
发达国家市场上不断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为双方统一的方案增加了推动力。如果美国和其他国家继续加强对其本身工业的保护，并加紧对进口的控制，台湾的出口可能会锐减。进入中国的消费和工业市场将使台湾的一些经济部门增加寿命。然而，台湾的官员们很可能仍然持怀疑态度。
双方最终到底会如何走到一起（香港扮演媒人的角色），迄今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所采取的行动和发表的言论虽然不出所料，但却确定了台北的政治发展方向。实现最终统一的下一步方案似乎是很有可能的（虽然有人可能认为这样估计过份乐观了）：
一、外交上越来越宽容。在那些越来越温和的（和土生土长的）领导人领导下，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显然会向谈判桌迈出几小步。在台湾，反共言论同提倡在经济上超过大陆的主张相比已相形见绌。当大陆上老一代人离开政治舞台时，开发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原料的可能性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二、扩大贸易。台湾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在这个时期将会猛增。到八十年代末，商业多半将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台湾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是作出管理——而不是阻止——同中国的贸易的决定。北京则以取消所有台湾产品的进口税作为回报。
三、香港顺利交接。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一九八九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显然会对在一九九七年后维持香港相对自治问题给以支持。在将于一九八八年提交给人大常委会的香港基本法的草案中将有足够的模棱两可之处，以保证台湾和香港继续保持联系。
香港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中国内战的结束。争论无疑会使国民党发生分化，把空想家和注重实际的专家治国论者分开，但争论还要持续数年（如果不是数十年的话）。通向统一之路将是布满荆棘的。然而，在未来的十年中将出现历史性的机会，但这个机会需要人们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