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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容杂乱
【新加坡《联合晚报》九月十四日报道】题：调子低沉市容杂乱（记者陈正）
李光耀总理一行人九月十三日下午抵达当今世界最大都会之一的上海。
一行人乘坐专车，住进锦江饭店。
由虹桥机场到锦江饭店约半小时车程。从车窗内外望，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一片，狭窄的马路，古旧的建筑物，还有熙来攘往的行人和车辆，格调是低的，感觉是深沉的。
今日的上海，犹如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屋子低矮，又以两层者居多；马路上，几乎都给脚踏车占满了，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心中顿有惘然若失之感，好象缺了点什么似的。虽然道路旁耸立的尽是法国梧桐，但看不出盎然绿意。幸好沿途许多平地而起的建筑物都在施工中，新拓的道路也在旧路旁出现，多少给人留下上海还在动，还有大事发展中的印象。上海市容不够整洁，乱糟糟的，但也的的确确在动中。我们下榻的锦江饭店是由四幢大楼组成，共有七百二十间客房，是上海最大的饭店。然而，经过多年，现在已显得相当陈旧破落，不时还可嗅到霉味。冷气不足，刚洗过澡，一会儿身体已感到粘粘的。
李光耀总理一行人九月十三日下午抵达当今世界最大都会之一的上海。
一行人乘坐专车，住进锦江饭店。
由虹桥机场到锦江饭店约半小时车程。从车窗内外望，映入眼帘的是灰蒙蒙的一片，狭窄的马路，古旧的建筑物，还有熙来攘往的行人和车辆，格调是低的，感觉是深沉的。
今日的上海，犹如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屋子低矮，又以两层者居多；马路上，几乎都给脚踏车占满了，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我心中顿有惘然若失之感，好象缺了点什么似的。虽然道路旁耸立的尽是法国梧桐，但看不出盎然绿意。幸好沿途许多平地而起的建筑物都在施工中，新拓的道路也在旧路旁出现，多少给人留下上海还在动，还有大事发展中的印象。上海市容不够整洁，乱糟糟的，但也的的确确在动中。我们下榻的锦江饭店是由四幢大楼组成，共有七百二十间客房，是上海最大的饭店。然而，经过多年，现在已显得相当陈旧破落，不时还可嗅到霉味。冷气不足，刚洗过澡，一会儿身体已感到粘粘的。
评中国报刊的文风
【纽约《北美日报》十月七日社论】题：评中国报刊的文风
散文大师怀特逝世了。这位在《纽约客》杂志辛勤耕耘了二十五年的文坛巨匠风格纯朴、优美，有个性、口语化、自然而不做作。他不追求时髦，作品总是清新隽永。
怀念这位语言艺术家，不禁使人想起中国报刊宣传的文风。也不是中国报刊文字都不好。好作品当然是有的，但确有相当多的作者、记者其文风实在不敢恭维。说文风是指比较普遍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不是个别问题了。我们诚恳希望国内的同行们读一读怀特根据他在康乃尔的恩师小威廉·斯纯克教授的札记改编而成的《风格要素》一书。我们现在摘录几段和同行共勉：
“有力的写作要简练。每一句话里都不要有多余的字，每一段落都不要有多余的句子……这并不是要作者把所有的句子都写得很短，也不是说应该避免细节，只能提纲挈领，而是说每一个字都应该起作用，能说明点什么。”
下面的几条尤其值得参考：“写作要自然；胸有成竹；用名词和动词；不要夸张；避免修饰词；不要装出一副轻松活泼的风格；不做过多解释；避免花哨的字眼；不要走捷径而弄得意思含混不清；宁用标准而不用生僻词；不用土语。”
中国的报刊文字使人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堆砌修饰词，花很大的力气（不自然）去叠床架屋，弄得反而累赘无力。使用名词和动词要比堆砌修饰词有力得多。例如“污蔑”本来就是强动词，无须加上“恶毒地”这样的副词。形容领导人，总是用“他风趣地说”，“他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类修饰词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好象不用这类词句就对不起首长似的。
陈词滥调有时跟作者力求生动有关。写作者力求生动，自己又货色不多，就只好摹仿抄袭别人的东西。最近访问记流行了起来，这本是件好事。但是千篇一律，甚至到了几乎篇篇都有“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说”之类的废话，这不只是文字修养问题，也是记者的根底和事前准备工作是否充分的问题。只有自己很了解情况，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深入他（她）的内心世界，才能把采访对象写得有血有肉。
如果要写的主要不是人物，而是谈某个问题，那么首先得掌握住主题。对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做肤浅表面的描写，当然读来乏味。
夸张也是一大毛病。这个毛病其源盖出自思想上的绝对化、形而上学。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把劳动模范拔高，把受批判者贬低。结果是违背了新闻要真实的根本原则。其实那是“四人帮”的文风。近来竟有客里空伪造的事情，这种人被调离新闻岗位是应该的。写得过多过分，一股浓厚的宣传味道，人们敬而远之，不要看。自我吹嘘成绩多么大，多么光辉，只不过显得浅薄，没见过世面。近来有改进，不那么吹牛了。其实涵蓄比夸张效果好得多。真正有内容、有深度的东西从来不是张牙舞爪、锋芒毕露的。
板面孔一副官腔的东西，当然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殊不知，即使是谈严肃重大问题也是可以诙谐幽默放松一点的。掌握得体，并不会影响深度、流于庸俗。
另一方面，拼命追求花哨也是浅薄的表现。不一定是用花哨的字眼，有的是做不伦不类的比喻，例如说一列运煤的火车象一条乌龙等等。
不是说不能做类比，而是说要恰当，要传神，不是硬比。
散文大师怀特逝世了。这位在《纽约客》杂志辛勤耕耘了二十五年的文坛巨匠风格纯朴、优美，有个性、口语化、自然而不做作。他不追求时髦，作品总是清新隽永。
怀念这位语言艺术家，不禁使人想起中国报刊宣传的文风。也不是中国报刊文字都不好。好作品当然是有的，但确有相当多的作者、记者其文风实在不敢恭维。说文风是指比较普遍形成了一种风气，那就不是个别问题了。我们诚恳希望国内的同行们读一读怀特根据他在康乃尔的恩师小威廉·斯纯克教授的札记改编而成的《风格要素》一书。我们现在摘录几段和同行共勉：
“有力的写作要简练。每一句话里都不要有多余的字，每一段落都不要有多余的句子……这并不是要作者把所有的句子都写得很短，也不是说应该避免细节，只能提纲挈领，而是说每一个字都应该起作用，能说明点什么。”
下面的几条尤其值得参考：“写作要自然；胸有成竹；用名词和动词；不要夸张；避免修饰词；不要装出一副轻松活泼的风格；不做过多解释；避免花哨的字眼；不要走捷径而弄得意思含混不清；宁用标准而不用生僻词；不用土语。”
中国的报刊文字使人感觉最强烈的就是堆砌修饰词，花很大的力气（不自然）去叠床架屋，弄得反而累赘无力。使用名词和动词要比堆砌修饰词有力得多。例如“污蔑”本来就是强动词，无须加上“恶毒地”这样的副词。形容领导人，总是用“他风趣地说”，“他兴致勃勃地观看”。这类修饰词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好象不用这类词句就对不起首长似的。
陈词滥调有时跟作者力求生动有关。写作者力求生动，自己又货色不多，就只好摹仿抄袭别人的东西。最近访问记流行了起来，这本是件好事。但是千篇一律，甚至到了几乎篇篇都有“他呷了一口茶，继续说”之类的废话，这不只是文字修养问题，也是记者的根底和事前准备工作是否充分的问题。只有自己很了解情况，能够抓住人物的特点，深入他（她）的内心世界，才能把采访对象写得有血有肉。
如果要写的主要不是人物，而是谈某个问题，那么首先得掌握住主题。对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做肤浅表面的描写，当然读来乏味。
夸张也是一大毛病。这个毛病其源盖出自思想上的绝对化、形而上学。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把劳动模范拔高，把受批判者贬低。结果是违背了新闻要真实的根本原则。其实那是“四人帮”的文风。近来竟有客里空伪造的事情，这种人被调离新闻岗位是应该的。写得过多过分，一股浓厚的宣传味道，人们敬而远之，不要看。自我吹嘘成绩多么大，多么光辉，只不过显得浅薄，没见过世面。近来有改进，不那么吹牛了。其实涵蓄比夸张效果好得多。真正有内容、有深度的东西从来不是张牙舞爪、锋芒毕露的。
板面孔一副官腔的东西，当然只能拒人于千里之外。殊不知，即使是谈严肃重大问题也是可以诙谐幽默放松一点的。掌握得体，并不会影响深度、流于庸俗。
另一方面，拼命追求花哨也是浅薄的表现。不一定是用花哨的字眼，有的是做不伦不类的比喻，例如说一列运煤的火车象一条乌龙等等。
不是说不能做类比，而是说要恰当，要传神，不是硬比。
无计划种植风险大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十三日文章】在广州自由市场做买卖的农民要担很大风险。
一周前，小红辣椒每斤可以卖七元，但下一周，由于市场上红辣椒充斥，价格就可降到一两元。
在这个自由市场出售党参的甘肃农民王忠仁说：“去年我第一次来这里卖党参的时候，每斤可赚一角钱，但消息传开后，卖党参的人多了，就很难赚钱了。”
对从全国各地到广州李湾自由市场做买卖的农民来说，既可能赚大钱也可能亏大本。
就拿王忠仁来说吧，去年由于党参赚钱，他便改种党参。今年，他把两吨多党参从甘肃运到广州。
可是过了几星期，所有的党参仍然堆在货栈卖不出去，原因是党参过剩了。
就在附近，一长串没精打采的河北省农民在成堆的小红辣椒后面靠着墙站着。他们都是竞争者，人人都在设法多赚一些钱，以便筹措回家的路费和准备明年的开销。一个五口之家——人人都扛一大袋辣椒——乘了两天的火车，没想到却碰到他们省里的其他农民也都这样做。这样一来，小辣椒供过于求，价格跌到最低点。
潘志怀是广州市政府聘请来管理这个市场的。
最近，他的办公室开始每月向农民提供一次市场信息，列出普通商品的价格。他还帮助农民推销剩余农产品。
一周前，小红辣椒每斤可以卖七元，但下一周，由于市场上红辣椒充斥，价格就可降到一两元。
在这个自由市场出售党参的甘肃农民王忠仁说：“去年我第一次来这里卖党参的时候，每斤可赚一角钱，但消息传开后，卖党参的人多了，就很难赚钱了。”
对从全国各地到广州李湾自由市场做买卖的农民来说，既可能赚大钱也可能亏大本。
就拿王忠仁来说吧，去年由于党参赚钱，他便改种党参。今年，他把两吨多党参从甘肃运到广州。
可是过了几星期，所有的党参仍然堆在货栈卖不出去，原因是党参过剩了。
就在附近，一长串没精打采的河北省农民在成堆的小红辣椒后面靠着墙站着。他们都是竞争者，人人都在设法多赚一些钱，以便筹措回家的路费和准备明年的开销。一个五口之家——人人都扛一大袋辣椒——乘了两天的火车，没想到却碰到他们省里的其他农民也都这样做。这样一来，小辣椒供过于求，价格跌到最低点。
潘志怀是广州市政府聘请来管理这个市场的。
最近，他的办公室开始每月向农民提供一次市场信息，列出普通商品的价格。他还帮助农民推销剩余农产品。
这是什么原因？
【香港《中报》十月六日文章】有朋数人，刚游完九寨沟回来，讲到在大陆购机票一事，颇值一记。
回程之际，友人抵机场，见中国民航所贴之报告板上写道，飞往各地之机票已售完。友人难以及时返港，老板一定不悦，炒鱿鱼有份也。
然而既已来到机场，不妨打听一下，或许有后备机位亦未可料。谁知一问，柜台小姐问明日期，表示可以购票，友人一行五人全都买到票。报告板上分明写着满座，何以突然之间竟有五票之多，朋友百思不得其解。
旅游专家表示在内地动辄发生此种事情。在机场报告板上虽写明全满，但向柜台打听，则可以买到票的事，不特飞机如此，火车同其他交通工具亦是这样。此种情况，究竟什么原因，专家们均不愿追究，唯一解释，乃工作人员不愿多做工夫，人们一见报告板上无票，就会不顾而去，工作人员遂可以稳坐柜台内，读书看报，打发时光矣。
回程之际，友人抵机场，见中国民航所贴之报告板上写道，飞往各地之机票已售完。友人难以及时返港，老板一定不悦，炒鱿鱼有份也。
然而既已来到机场，不妨打听一下，或许有后备机位亦未可料。谁知一问，柜台小姐问明日期，表示可以购票，友人一行五人全都买到票。报告板上分明写着满座，何以突然之间竟有五票之多，朋友百思不得其解。
旅游专家表示在内地动辄发生此种事情。在机场报告板上虽写明全满，但向柜台打听，则可以买到票的事，不特飞机如此，火车同其他交通工具亦是这样。此种情况，究竟什么原因，专家们均不愿追究，唯一解释，乃工作人员不愿多做工夫，人们一见报告板上无票，就会不顾而去，工作人员遂可以稳坐柜台内，读书看报，打发时光矣。
台湾外交面临极大压力
台湾《时报杂志》说，台湾的国际地位已降到前所未有的低潮，愈来愈失去其“国家”的角色地位，而成为地理上的名词
【台湾《时报杂志》九月十一日一期文章】（作者彭怀恩）笔者最近在华府访问到中华民国驻美最高负责人钱复，他不讳言地指出：“中共在国际上所占的有利地位——与大多数国家有官方关系，使中华民国的外交面临极大的压力。例如对美外交而言，台北已没有犯错的机会。”症结在国家的角色地位其实，中华民国领导阶层并非不重视对外关系的开展，但朝野所关心的，似乎只是“国际形象”，而忽视真正危机的症结是中华民国愈来愈失去其“国家”的角色地位，而成为地理上的名词。当我在国外大学搜集资料的一个多月期间，我所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提到我们的政治体系时，不是称“台湾”就是称“国府”，而称“中华民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入来看，“国际形象”是舆论塑造出来的，其变化是非常快的。一位美国友人幽默地对我说：“当刘宜良命案发生后，美国人以为台湾是‘利比亚’；当十信案爆发时，美国人又认为台湾是‘小日本’；但陈志忠在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领先三天后，美国人对台湾的印象又改变为‘英国绅士’。”
但是，国际形象是一回事，国际地位又是一回事。很明显的趋势显示中华民国日益失去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主体地位，沦为类似香港的地理名词，这发展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无怪乎标榜研讨科技为主的国建会，在不设“政治外交组”的情况下，却有归国学人在外交政策上，疾言厉色地抨击政府主管当局，令老成持重的外交部长朱抚松动了肝火。
难道情势真的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吗？难道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在现行的轨迹下走一步算一步？国际政治相当无情也许台北外交决策者的答案是：“恐怕就只有如此！”也许甚至大多数的国人都开始在连续十余年的外交挫折下，默认情势比人强，并不是政府无作为，而是大势所趋，人力难回天。在这种阴霾下，眼看驻外使馆一个一个地关闭。最近玻利维亚承认中共，在台北主要报纸上只占了三个标题，甚至连评论都没了。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坦率指出：“台北当局若不从根本上正视外交问题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使多数国家接受至少不会公开反对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另一件值得正视的隐忧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最近在重申台湾是由海峡两岸中国人自行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上了“应由台湾与大陆彼此直接打交道解决”一语。虽美国随后否认推动直接谈判，但趋势的发展，却不可乐观评估。情势未恶化到不可为台北所坚持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未有动摇，可是国际的“现实主义”已使台北想退而求其次、寻求等量齐观的“平等待遇”，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很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八四年奥林匹克大会，虽海峡两边经过长期的国际斡旋，取得双方选手在同一竞技场角逐的机会，但在“旗”、“歌”问题上，台北显然居于下风。事后，台北对于推广“奥会模式”表示消极态度，甚至否定将以此“模式”重返其他国际组织。
但是情势发展却冷酷地显示，若中华民国不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就无法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就算以此名称虽能避免被已参与的国际民间组织排出，若要返回已被排出的国际政府组织，却须克服很多困难。
面对这些外交上的困境，许多外交人员早打了“退堂鼓”，反正坚持着“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拖延下去便行了。到底有什么筹码当然，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中华民国已经没有突破困境的“捷径”，惟情势并没有恶化到无法转圜的地步，冷静评估中华民国所拥有的“筹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重建中华民国国际角色之前提。
在访问陈香梅的时候，她对我说：“台北最需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国际社会，但这不卑不亢的态度是要从了解自我的角色地位中培养。”陈的含意很明显，台北必须先了解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再以合理的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地位的肯定。
若中华民国一直是坚持着“势不两立”的角色扮演，要求第三国在海峡两边从事“非我即彼，非彼即我”的选择，那么情势只有恶化下去。
在此，借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ｇａｍｅｔｈｈｅｏｒｙ）来说明，就是台北当局必须放弃“零和竞赛”（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汉贼不两立”的观念，代之以“非零和竞赛”的观念，先求发展外交关系，争取生存空间再说。
其实，台北新一代的外交官早已体认到这一事实，也默默地朝这方向努力，只不过基于意识形态的架构，只能在权限范围内实践。
倘若中华民国领导者能够发现两极思考是不利于台北时，那么事情就有转机了。因为我们在外交战场上，一旦放下敌我对峙的角色，代之以与友邦“合则两利”的角色，最低限度不会被国际社会视为“顽固、强硬、不合作——绊脚石、破坏者”（钱复接受高贝尔访问时的用语）。
总之，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在国际上为台湾建立的“政治社区”定位，赋予其明确的角色地位。当然，我们并不必要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而是要以更弹性的身份来参与国际事务。
【台湾《时报杂志》九月十一日一期文章】（作者彭怀恩）笔者最近在华府访问到中华民国驻美最高负责人钱复，他不讳言地指出：“中共在国际上所占的有利地位——与大多数国家有官方关系，使中华民国的外交面临极大的压力。例如对美外交而言，台北已没有犯错的机会。”症结在国家的角色地位其实，中华民国领导阶层并非不重视对外关系的开展，但朝野所关心的，似乎只是“国际形象”，而忽视真正危机的症结是中华民国愈来愈失去其“国家”的角色地位，而成为地理上的名词。当我在国外大学搜集资料的一个多月期间，我所接触的大众传播媒介，提到我们的政治体系时，不是称“台湾”就是称“国府”，而称“中华民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入来看，“国际形象”是舆论塑造出来的，其变化是非常快的。一位美国友人幽默地对我说：“当刘宜良命案发生后，美国人以为台湾是‘利比亚’；当十信案爆发时，美国人又认为台湾是‘小日本’；但陈志忠在美国高尔夫球锦标赛领先三天后，美国人对台湾的印象又改变为‘英国绅士’。”
但是，国际形象是一回事，国际地位又是一回事。很明显的趋势显示中华民国日益失去其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主体地位，沦为类似香港的地理名词，这发展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无怪乎标榜研讨科技为主的国建会，在不设“政治外交组”的情况下，却有归国学人在外交政策上，疾言厉色地抨击政府主管当局，令老成持重的外交部长朱抚松动了肝火。
难道情势真的到了无法转圜的地步吗？难道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只能在现行的轨迹下走一步算一步？国际政治相当无情也许台北外交决策者的答案是：“恐怕就只有如此！”也许甚至大多数的国人都开始在连续十余年的外交挫折下，默认情势比人强，并不是政府无作为，而是大势所趋，人力难回天。在这种阴霾下，眼看驻外使馆一个一个地关闭。最近玻利维亚承认中共，在台北主要报纸上只占了三个标题，甚至连评论都没了。
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坦率指出：“台北当局若不从根本上正视外交问题的本质，不可避免地会使多数国家接受至少不会公开反对中共对台湾的主权主张。”
另一件值得正视的隐忧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最近在重申台湾是由海峡两岸中国人自行解决问题的时候，加上了“应由台湾与大陆彼此直接打交道解决”一语。虽美国随后否认推动直接谈判，但趋势的发展，却不可乐观评估。情势未恶化到不可为台北所坚持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立场，表面上未有动摇，可是国际的“现实主义”已使台北想退而求其次、寻求等量齐观的“平等待遇”，已经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标。很明显的例子是一九八四年奥林匹克大会，虽海峡两边经过长期的国际斡旋，取得双方选手在同一竞技场角逐的机会，但在“旗”、“歌”问题上，台北显然居于下风。事后，台北对于推广“奥会模式”表示消极态度，甚至否定将以此“模式”重返其他国际组织。
但是情势发展却冷酷地显示，若中华民国不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就无法参与国际组织的活动。而且就算以此名称虽能避免被已参与的国际民间组织排出，若要返回已被排出的国际政府组织，却须克服很多困难。
面对这些外交上的困境，许多外交人员早打了“退堂鼓”，反正坚持着“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地拖延下去便行了。到底有什么筹码当然，在目前的客观环境下，中华民国已经没有突破困境的“捷径”，惟情势并没有恶化到无法转圜的地步，冷静评估中华民国所拥有的“筹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重建中华民国国际角色之前提。
在访问陈香梅的时候，她对我说：“台北最需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国际社会，但这不卑不亢的态度是要从了解自我的角色地位中培养。”陈的含意很明显，台北必须先了解自己是什么？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对自己的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再以合理的态度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华民国地位的肯定。
若中华民国一直是坚持着“势不两立”的角色扮演，要求第三国在海峡两边从事“非我即彼，非彼即我”的选择，那么情势只有恶化下去。
在此，借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博弈论”（ｇａｍｅｔｈｈｅｏｒｙ）来说明，就是台北当局必须放弃“零和竞赛”（ＺｅｒｏＳｕｍｇａｍｅ）——“汉贼不两立”的观念，代之以“非零和竞赛”的观念，先求发展外交关系，争取生存空间再说。
其实，台北新一代的外交官早已体认到这一事实，也默默地朝这方向努力，只不过基于意识形态的架构，只能在权限范围内实践。
倘若中华民国领导者能够发现两极思考是不利于台北时，那么事情就有转机了。因为我们在外交战场上，一旦放下敌我对峙的角色，代之以与友邦“合则两利”的角色，最低限度不会被国际社会视为“顽固、强硬、不合作——绊脚石、破坏者”（钱复接受高贝尔访问时的用语）。
总之，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事，是在国际上为台湾建立的“政治社区”定位，赋予其明确的角色地位。当然，我们并不必要改变中华民国的名称，而是要以更弹性的身份来参与国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