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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10 月 3 日 · 第 2 版

本页目录(7 篇)

台湾的“金权政治”

【台湾《中国时报》八月二十五日文章】题:匡正“金权政治”弊端此正其时(作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吕亚力)
    近年来,我国各类选举,几乎都是“金钱”的竞赛,人们常常听说某项公职当选至少需花费数百万或数千万,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但竞选必须投入大量费用是可以断言的。在这种情况下,被提名参与竞选的人当中,出现愈来愈多“金牛”型的人物,商界的人为数相当可观。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参选动机必然不纯,然而,其中借政治地位来促进个人“事业”与私利的则不乏其人,这些人一旦进入国会或地方议会后,往往会利用职权,在法案的审议或质询的场合,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运用个人的地位,游说甚至“压迫”官员来促进私利。这些人竞选投入的费用既大,为了收回成本,必然会肆无忌惮地谋求私利,何况更有将公职当作投资的。“一本万利”原本为商人的行为准则,公职既然被当作一项投资,则一般民众的利益自然也就变成次要的了。
    竞选既然需要大量费用,一些竞选者必求助于大企业或财团,因而除少量奇才异能者外,大多数参选公职的人士,为竞选连任必然会与大企业或财团发生关系,如此,其服务公益的初衷恐将难以完全保持,或至少打了相当的折扣。
    “金权”政治的趋势,在工商企业日益发达的社会,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在我国,企业界以外的利益团体似乎力量都相当薄弱。
    目前,国会中具有“制衡”力量的反而是大陆当选的老立委,将来老成雕谢后,这情形又当如何?

台北市色情泛滥

【台湾《民众日报》九月十九日报道】台北市「议员」吴碧珠昨天向许水德市长质询时,形容台北市「春城无处不飞花」,到处都是色情马杀鸡、陪酒陪浴、黄色歌舞或书刊,「色情泛滥已不可收拾」她强烈抨击「市府」取缔无力。
    吴碧珠说,依市「警局」统计资料显示,一九八五年度共取缔色情六千二百七十九件,平均每天取缔十七点二件,而处理违规女性有一万七千余人,平均每天处理四十六点七人。但根据实际了解,暗操淫业的女性数字惊人,警方若认真取缔,可能比统计数字要多出好多倍,而警方取缔不力,才造成色情泛滥。
    她说,台北市特种营业登记有案者,仅舞厅十家、酒家十一家、酒吧十二家,其中多家因生意欠佳已暂停营业,但地下业者远超过合法业者,他们免缴巨额会费或税捐,已使合法者很难生存。
    她指出,登记有案的舞女、酒女或吧女共二千六百人,有牌照妓女仅六百人,而警方竟然处理了一万七千余人,仅依警方处理的数字即比合法者高达六倍之多,的确叫人担心有一天台北市会成为「色情城」。

台湾六十九名「总统国策顾问」

【香港《快报》九月二十三日文章】目前总统国策顾问有俞济时、蒋彦士、何世礼等五十二名,还有方治、陶希圣等仅领少许车马费并无固定月俸的十七名国策顾问。这六十九人可以分为七大类:
    一、前任部长:如前经济部长杨继曾、张光世,前司法行政部长王任远、李元簇,前教育部长钟皎光等。
    二、党务要员:如前中央党部秘书长谷凤翔、蒋彦士,副秘书长梁永章,海工会主任陈裕清等。
    三、前高级将领:如前总统府侍卫长俞济时,黄埔一期的袁守谦上将,前国防部长郭寄峏,前国家安全局局长王永澍,前军种总司令或副司令刘广凯、司徙福、王多年等
    。
    四、台省籍政界闻人:如《自立晚报》发行人吴三连,前省议会议长蔡鸿文,前政务委员李连春等。
    五、政坛要人:如现任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现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汪道渊,外交部长朱抚松,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毛松年等。
    六、政坛耆宿:如蒋经国主掌三青团时的最得力助手郑彦棻,大陆时期的国府文胆陶希圣,曾任行政院秘书长和政务委员的陈诚亲信陈雪屏等。
    七、纯属酬庸:如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孙儿孙治平,前行政院长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等。

遇事不必躬亲 有人为您代劳

【台湾《经济日报》九月十五日报道】一家宣称可以提供各种跑腿服务的新服务公司,最近在台北市出现,由于它的服务范围多到出乎一般人的想象,因此颇引人注目。
    这家公司所揭示的跑腿服务项目是:
    (一)代客送收政府机关、公司往来各类文件、货物有价证件、申请户籍眷本、代办出入境手续。
    (二)代购车票、飞机票、戏票、发票、日用商品、礼物。
    (三)代缴水电煤气费、电话费、礼金、罚单等各类费用。
    (四)凡是个人生活上的琐事均可办理,包括自学校接小孩放学、买菜、医院挂号、送饭、送雨衣、开锁、代为联络水电师傅修理水电、传话。
    这家公司要求有意接受服务客户先缴一百八十元为登记工本费,然后给予顾客服务卡,卡上载有顾客密码,顾客需要上述服务,只要用电话报出密码,公司立即提供服务。
    任何顾客一成为该公司服务对象时,每项服务均不立即收费,一直到月底该公司才派员收帐。

从整顿党风着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香港《新晚报》九月二十七日评论】题: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陈云发表讲话的全文已布露,他强调争取党风根本好转,要求中共全体党员必须在思想上纠正轻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
    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赵紫阳都谈到了精神文明问题。赵紫阳说,第七个五年计划,应该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的计划,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谈到精神文明建设时,在肯定群众中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后指出:“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提出已有多时,但效果还不够理想,这与推行开放政策无关,虽然开放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但是这并非是党风、社会风气不好的根源,主要还是邓、赵、陈所说的,多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太弱了。
    看得出来,中共最高层领导都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意味着他们关注当前党风、社会风气尚未根本好转对各项工作带来的坏影响,关注到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冲击。
    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一齐以鲜明、坚决态度来论说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还是近年来首次,虽然以前也有所阐述。可以相信,中共已下决心从整顿党风着手改进社会风气,这是全国人民所期望已久的事。
    【香港《中报》九月三十日社论】在最近中共的党代表会议中,邓小平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这使我们想到,中共这些年来,虽然也在提倡“五讲四美”的文明运动,但实际成效显然甚微。中国要建设怎样一个精神文明呢?我们认为有提出并诉诸社会公论的必要。
    第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拥有高远的理想;有理想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提升生活的素质,建立共同的目标。
    第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摄取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共当局既一再强调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素质,自应吸取精华,发扬光大。
    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着重于群性的培养。今后,既以社会主义为建设之目标,自应积极培养人们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群己关系;达成一个有秩序、有纪律、有公义、有人道的良好社会。
    第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具备正确的经济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既居于互相消长的地位,则建立正确的经济观,显然也是建设精神文明所不可缺少的工作。
    第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能脱离当代世界上的思想、文化主流,诸如民主与法治的素养、科学的思维方法、人权的观念等等,都必须纳入中国精神文明体系之中。

加深人民之间理解 建立日中长期友好关系

【日本《读卖新闻》九月二十六日文章】题:加强大众之间的日中友好亲善,希望建立“青少年基金”(作者杉良太郎)
    我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明年四月将在北京、南京和上海各地演出十天。我将在公演时向以青年为中心的大约二十万人介绍日本传统的大众艺术,以加强市民之间的交流。同时,我计划给中国最大的青年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捐赠一亿日元,建立“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基金”。
    我的父亲曾在中国生活过,我对中国十分关心。这次所以下决心去中国公演,是因为我看到了许多孤儿在日本寻找亲人。尤其是在战后,抚育了孤儿的中国养父母们是用血和汗把孤儿养大的。同时,我们日中之间有过一段不幸的关系,为了建立起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友好亲善关系,我认为不仅政府一级,而且加深大众之间的理解是重要的。
    想到这些,我深信对我来说,是有能力为此作出贡献的,于是,今年四月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刘延东和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王震分别会见了我。
    在中国公演的计划是由“助跑”、“起飞”和“落地”三部分组成的。在助跑阶段,为了让中国人民了解我,中国中央电视台将从今年十二月起用半年时间向全国播放电视连续剧《同心·晓兰之介》。起飞阶段是打算在北京等三个城市的体育馆举办“光与声的祭典”的晚会,使用最尖端的照明和音响设备,由我的参谋和赞同我公演宗旨的大约一千人参加表演琴、能乐、茶道和花道等。
    “落地”阶段是捐献一亿日元设立基金,而基金的运用完全由中国方面决定。
    为了中国的未来,我希望中国要建立青少年能够学习计算机和个人计算机的学校。明年我将在中国各地巡回演出,扩大交流,同时,想努力增加基金。当前是全力以赴争取在中国公演成功。

变化的中国许多不好现象依然如故(五)

两个“条条”长期以来,中国企业都是使用上级给的材料,完成上级制定的计划指标即可,而没有必要去听用户对本厂产品的反应和注意市场上的新动向。
    虽然可以说,这因为是官营企业,是“绳制门帘式”的组织,但我以为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还处在商品生产以前的阶段。
    至今,中国各地的政府机关、大学、工厂都在宽广的地面上建墙圈起来,从教室、办公室、宿舍直到自己的礼堂、卡车、修理厂一应俱全,配套成龙,每一个都是社会的缩影。它们都有各自的主管部门,靠“绳制门帘式”的联系来生存。
    我以为,在中国除了组织方面存在“绳制门帘式”的条条产生的弊端之外,在思想方面似乎还有另一个“条条”存在。那就是仅仅把自己的过去与现在相比较,至于与国内的其他行业的企业相比,与外国同行业的企业相比,可以说几乎没有。既然要把目光投向世界,实现现代化,只同三十年前作纵向比较是不够的,这是不言自阴的道理。
    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连基干产业的领导干部也逐步认清这个道理了。前不久读到一本《瞭望》杂志说,在陕西等省,基层干部连其他省市的商品生产状况都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外国了。该杂志称之为“见识短浅的小农经济思想”,并呼吁人们克服它。
    率先打破这种思想框框的是在体育领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宣布,在今后举行的比赛中,要重视成绩而不是名次,如果成绩平平,即使获冠军,也只给予相应评价。相反,只要是好成绩,即使获第三名也将大加赞赏。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