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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台湾《联合报》九月一日文章】题：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作者郑竹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使一九一二年以后逐步展开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夭折。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中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自海禁大开以后，由于外人投资的增加，与西方生产技术的逐步引进，已在沿海沿江地区展开。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已萌露“起飞”的迹象。这十年间，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七点六，基础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有长足的进展，预兆工业化的蓬勃展开。
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织工业，在一九二二至三六年这十四年间，纱锭及织布机均增加一倍多。新式机械进口十年内增加二倍多。铁路及公路建设皆有巨大进展。高等院校由一九二八年的二十八所，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八所。大专学校学生人数，由一九一六年二万五千人增为一九三四年的四万三千人。所有这些进展，显示中国经济，到一九三六年已具备“起飞”前夕的各种条件。如无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加速。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工业精华地区，立即遭受空前严重的破坏。中国原来的现代化工业，七成以上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市，即集中全国工厂总数百分之六十。这一精华地区，在战争初期即陷入敌手。其中被破坏最大的地区首推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中旬，在历时三月的激烈市街战中，上海工厂被毁者达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损失总额超过八亿元（当时币值）。长江三角洲地带工业设备半数以上被毁。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直接破坏农业方面，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广大农村，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亦遭到空前的损失。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中，有六亿以上遭到破坏。华中各省受波及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浙江直接受害农村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五，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华中区十五种谷物总收获量。沦陷时期一般比一九三六年下降二成至三成。农村手工业亦一蹶不振。中国蚕丝生产由战前一九三六年年产十五万公担，到一九四五年剧降为一万五千公担。在日军的残暴压制及榨取下，中国农民收入锐降。
根据有限资料粗略估计，中国经济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直接损失，约为一九三六年全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一半。这一数字不包括人命的牺牲与支持战争的消耗，亦不包括工农业因破坏而减产的长期损失。据中共方面本年八月初发表的估计，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伤亡一千八百万人，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一千多亿美元。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除遭受战争直接破坏外，工矿业及农业资源，以及人民财产，亦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强取豪夺。
一九三七年前，日人对东北工业的统制仍限于重工业。一九三七年后所有重要轻重工业，无不列入直接统制范围。到一九四○年，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人资本占到总额八成以上。日人对东北农业榨取与掠夺更不择手段。到一九四○年，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皆列入统制范围。并对粮食实行所谓“粮谷出荷”，官方所定“出荷”额极高，通常占产量七、八成。“出荷量”价格极低。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收购东北大豆占产量百分之七十一点二，官定收购价不到市价一成。实际上是变相征收。
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内迁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攫夺。其方式包括“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任赁”与“收买”五种，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
占领华北初期，日军采用“军管”方式，掠夺大批华资工矿企业，移交东洋、丰田等私人会社代为经营。占领华中初期，则采取“委任经营”办法，掠夺大批华资企业，移交日人私营商社。
以棉纱业而言，战前全国华商纱厂九十四家中有六十一家在沦陷区内，被日人用“委任经营”方式掠夺的即有五十四家，占沦陷区内华商纱厂数百分之八十七。
华北煤矿到一九四三年，除土法开采的煤矿外，几乎所有新式煤矿全部落入日人手中。这些矿产品大部分被输往日本。一九四一年开滦煤六成输往日本，二成输往朝鲜及东北，只有二成留在关内。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提出“以战养战”口号，决定从中国掠夺物资资源，来支持其在亚洲的侵略战争。
日本占领地区，均使用极低价格统购农产品。山西每年被掠夺粮食达五百万石。收购价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华北地区收购价，一般只有市价三成多。除横征暴敛外，并通过滥发钞票向沦陷区人民作残酷的掠夺。一九三八年后先后发行“军用票”、“蒙疆券”（蒙古新疆），“联银币”、“储备券”等等，都是准备不足或毫无准备的钞票。“储备券”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行额只有六千五百万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已达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亿的天文数字。战争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八年的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即将“起飞”的经济计划中断，而且耗尽中国国力。为支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长期战争，中国国家预算七成以上用于军费。由于战费激增，而中国原来主要税源的关、盐、统三税皆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陷入敌手，使中央政府税源濒于断绝。到一九四一年赤字占支出百分之八十一。为弥补庞大赤字，不能不增发钞票，形成战争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腐蚀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通货膨胀造成贪污风行、投机炽烈。
如无日本侵华战争，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应增加一点六三倍左右（按每年百分之二点五增长率计算），而实际增长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左右。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损失在一千八百亿美元以上（一九五二年币值）。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造成的无穷灾祸，不是简单的数字所能表达的。我们可以宽恕他们的滔天罪行，但不能亦不应忘记这一笔旧帐。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的日本侵华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空前浩劫。不仅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惨重的牺牲与破坏。更重要的是使一九一二年以后逐步展开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夭折。使中国工业化进程，最少推迟了半个世纪。中国现代化中断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自海禁大开以后，由于外人投资的增加，与西方生产技术的逐步引进，已在沿海沿江地区展开。
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已萌露“起飞”的迹象。这十年间，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七点六，基础工业尤其是电力工业有长足的进展，预兆工业化的蓬勃展开。
作为中国现代工业支柱的棉纺织工业，在一九二二至三六年这十四年间，纱锭及织布机均增加一倍多。新式机械进口十年内增加二倍多。铁路及公路建设皆有巨大进展。高等院校由一九二八年的二十八所，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一○八所。大专学校学生人数，由一九一六年二万五千人增为一九三四年的四万三千人。所有这些进展，显示中国经济，到一九三六年已具备“起飞”前夕的各种条件。如无一九三七年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必将大大加速。
“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工业精华地区，立即遭受空前严重的破坏。中国原来的现代化工业，七成以上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五市，即集中全国工厂总数百分之六十。这一精华地区，在战争初期即陷入敌手。其中被破坏最大的地区首推上海。自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中旬，在历时三月的激烈市街战中，上海工厂被毁者达二千二百七十多家，损失总额超过八亿元（当时币值）。长江三角洲地带工业设备半数以上被毁。战争对中国经济的直接破坏农业方面，战争爆发后，沿海地区广大农村，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亦遭到空前的损失。全国十一亿四千万亩耕地中，有六亿以上遭到破坏。华中各省受波及地区占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浙江直接受害农村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安徽占百分之三十五，造成大量土地荒芜。华中区十五种谷物总收获量。沦陷时期一般比一九三六年下降二成至三成。农村手工业亦一蹶不振。中国蚕丝生产由战前一九三六年年产十五万公担，到一九四五年剧降为一万五千公担。在日军的残暴压制及榨取下，中国农民收入锐降。
根据有限资料粗略估计，中国经济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直接损失，约为一九三六年全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一半。这一数字不包括人命的牺牲与支持战争的消耗，亦不包括工农业因破坏而减产的长期损失。据中共方面本年八月初发表的估计，战争期间，中国人民伤亡一千八百万人，军队伤亡三百八十万人，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折合一千多亿美元。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除遭受战争直接破坏外，工矿业及农业资源，以及人民财产，亦遭受日本侵略者的强取豪夺。
一九三七年前，日人对东北工业的统制仍限于重工业。一九三七年后所有重要轻重工业，无不列入直接统制范围。到一九四○年，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人资本占到总额八成以上。日人对东北农业榨取与掠夺更不择手段。到一九四○年，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皆列入统制范围。并对粮食实行所谓“粮谷出荷”，官方所定“出荷”额极高，通常占产量七、八成。“出荷量”价格极低。一九四三年日本人收购东北大豆占产量百分之七十一点二，官定收购价不到市价一成。实际上是变相征收。
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内迁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攫夺。其方式包括“军管理”、“委任经营”、“中日合办”、“任赁”与“收买”五种，而以前两种最为普遍。
占领华北初期，日军采用“军管”方式，掠夺大批华资工矿企业，移交东洋、丰田等私人会社代为经营。占领华中初期，则采取“委任经营”办法，掠夺大批华资企业，移交日人私营商社。
以棉纱业而言，战前全国华商纱厂九十四家中有六十一家在沦陷区内，被日人用“委任经营”方式掠夺的即有五十四家，占沦陷区内华商纱厂数百分之八十七。
华北煤矿到一九四三年，除土法开采的煤矿外，几乎所有新式煤矿全部落入日人手中。这些矿产品大部分被输往日本。一九四一年开滦煤六成输往日本，二成输往朝鲜及东北，只有二成留在关内。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即提出“以战养战”口号，决定从中国掠夺物资资源，来支持其在亚洲的侵略战争。
日本占领地区，均使用极低价格统购农产品。山西每年被掠夺粮食达五百万石。收购价低于市价一半以上。华北地区收购价，一般只有市价三成多。除横征暴敛外，并通过滥发钞票向沦陷区人民作残酷的掠夺。一九三八年后先后发行“军用票”、“蒙疆券”（蒙古新疆），“联银币”、“储备券”等等，都是准备不足或毫无准备的钞票。“储备券”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发行额只有六千五百万元，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已达二万六千九百七十亿的天文数字。战争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影响八年的抗日战争，不仅使中国即将“起飞”的经济计划中断，而且耗尽中国国力。为支持这场史无前例的长期战争，中国国家预算七成以上用于军费。由于战费激增，而中国原来主要税源的关、盐、统三税皆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一地区陷入敌手，使中央政府税源濒于断绝。到一九四一年赤字占支出百分之八十一。为弥补庞大赤字，不能不增发钞票，形成战争后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腐蚀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基础。通货膨胀造成贪污风行、投机炽烈。
如无日本侵华战争，由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三年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毛额应增加一点六三倍左右（按每年百分之二点五增长率计算），而实际增长只有百分之二十八左右。这二十年间中国大陆的国民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导致生产能力下降，损失在一千八百亿美元以上（一九五二年币值）。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造成的无穷灾祸，不是简单的数字所能表达的。我们可以宽恕他们的滔天罪行，但不能亦不应忘记这一笔旧帐。
且看蒋孝武如何上垒？（下）
很明显，这是打着先总统的招牌，为蒋纬国造舆论的报纸。从题词者的身份看，国民党文工会、海工会、侨委会、新闻局等均不赞一辞，黄少谷、倪文亚、陈立夫、谷正纲和几位元老却为之鼓吹，这就显得颇不寻常。这张报纸的出现说明，在国民党内部，蒋纬国确有拥趸。他们认为孝武兄弟接班条件既未成熟，且内外阻力太大，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与其拥立少主，何不更立长君，学宋太祖的办法，先让蒋纬国过渡。持这样看法的可能就有部分元老派。他们主张“兄终弟及”，赞成蒋纬国接班，是因为蒋纬国上台，他们能保持原有的权力和影响。但这份报纸很快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了。蒋经国的艰难抉择基于相同的理由，宋美龄也支持蒋纬国接班。宋美龄在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即避居美国纽约长岛，十年不归，反映她与蒋经国之间的龃龉。但她对台湾政局非常关心，特别是一九八二年蒋经国因病入院以后，关注尤切。据说她要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随时将蒋经国的健康情况告诉她，不得隐瞒。
据说，她目前仍是庞大的台湾外汇存底和蒋家海外财产的监管人。因此，她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力量是不应低估的。现在，蒋经国一些重要的决策和人事安排，往往也要事先知会她。最近任命毛松年为东亚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地下驻日大使），就是她提议的。蒋经国一旦去世，而她尚健在的话，宋美龄极可能成为蒋家的大家长。
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如何解决接班人问题，究竟传子、传弟还是传贤，决定权仍握在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的威望已大不如前，面对内外困局一筹莫展，应变无方。加以最近江南案、十信案的连续打击，民心动摇，台湾上下弥漫着“王朝覆没的不祥预兆和不安气氛”，蒋经国作为“天纵型”领袖，已大大褪色。
蒋经国是不会自己下台的。他希望“家天下”一代代传下去。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生前虽然可以运用权力把蒋孝武兄弟捧上宝座，但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仍能坐稳，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不会成为报复的对象。也许正是这样的考虑，使他在选择接班人时更犹豫、更难下决心。（下）
据说，她目前仍是庞大的台湾外汇存底和蒋家海外财产的监管人。因此，她对台湾政局的影响力量是不应低估的。现在，蒋经国一些重要的决策和人事安排，往往也要事先知会她。最近任命毛松年为东亚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地下驻日大使），就是她提议的。蒋经国一旦去世，而她尚健在的话，宋美龄极可能成为蒋家的大家长。
当然，国民党统治集团如何解决接班人问题，究竟传子、传弟还是传贤，决定权仍握在蒋经国手中。但蒋经国的威望已大不如前，面对内外困局一筹莫展，应变无方。加以最近江南案、十信案的连续打击，民心动摇，台湾上下弥漫着“王朝覆没的不祥预兆和不安气氛”，蒋经国作为“天纵型”领袖，已大大褪色。
蒋经国是不会自己下台的。他希望“家天下”一代代传下去。但是他不能不知道，他生前虽然可以运用权力把蒋孝武兄弟捧上宝座，但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仍能坐稳，不能保证自己死后他们不会成为报复的对象。也许正是这样的考虑，使他在选择接班人时更犹豫、更难下决心。（下）
参观北京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馆有感
我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参观了最近经过调整后重新开放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仔细地观看了抗日战争馆，看到了在八年抗战期间蒋委员长的三幅放大照片，高高挂在墙上，照片下面的说明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蒋委员长”，这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创举”。我心里想：现在军事博物馆的抗日战争馆的新面貌，对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地位，根据历史的真实性而予以正确肯定，就等于是纪念他。
上面所说的蒋委员长照片，第一幅是他在庐山向中外广播宣告对日抗战时拍的，那篇历史性演讲词，便是陈布雷（畏垒）的“不朽杰作”，包括“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不惜一切牺牲”那两句话。尽管前一句是企图掩盖蒋介石从“九一八”以后那一段长时间的“不抵抗主义”，但是当他毅然宣布对日抗战时，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热潮中，的确还是予以接受了。因此造成蒋氏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以后虽趋低落，但抗战胜利，又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光彩。
第二幅照片是蒋氏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在召开南岳会议部署保卫武汉时摄的；第三幅是抗战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蒋氏任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蒋氏夫妇和史迪威合拍的照片。
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部图片和实物，客观地展出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正面地位，其中包括淞沪战争、太原保卫战、徐州战役的台儿庄大捷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日军投降后，重庆、广州、台湾和海外侨胞热烈庆祝胜利的情况。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图片也全部展出，在各个重要战役中，还把军长、师长以上的指挥将领用表格列出官衔、姓名。轰动中外、指挥八百壮士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的照片以及赞颂他的“八百壮士”歌词也都展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的原本《新华日报》，头条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对缅甸禁运事件，蒋委员长发表声明》，显示当时《新华日报》的明正立场，凡有利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表现，均表重视而予以适当报道。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为了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早在去年便决定调整抗日战争馆，经过将近一年的搜集资料和对展览馆的重新布置，才全部完成工作，按照原定计划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揭幕，但据说有不少资料仍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提供更多资料，使抗日战争馆的历史面貌更为完整和充实。
上面所说的蒋委员长照片，第一幅是他在庐山向中外广播宣告对日抗战时拍的，那篇历史性演讲词，便是陈布雷（畏垒）的“不朽杰作”，包括“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不惜一切牺牲”那两句话。尽管前一句是企图掩盖蒋介石从“九一八”以后那一段长时间的“不抵抗主义”，但是当他毅然宣布对日抗战时，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热潮中，的确还是予以接受了。因此造成蒋氏政治生命中的黄金时期。以后虽趋低落，但抗战胜利，又出现了昙花一现的光彩。
第二幅照片是蒋氏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间在召开南岳会议部署保卫武汉时摄的；第三幅是抗战末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成立中国战区统帅部，蒋氏任总司令、美国史迪威将军任参谋长，蒋氏夫妇和史迪威合拍的照片。
抗日战争纪念馆全部图片和实物，客观地展出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正面地位，其中包括淞沪战争、太原保卫战、徐州战役的台儿庄大捷以及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日军投降后，重庆、广州、台湾和海外侨胞热烈庆祝胜利的情况。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仪式的图片也全部展出，在各个重要战役中，还把军长、师长以上的指挥将领用表格列出官衔、姓名。轰动中外、指挥八百壮士守卫上海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将军的照片以及赞颂他的“八百壮士”歌词也都展出了。
值得一提的是还展出了一九四○年七月十七日的原本《新华日报》，头条新闻的大字标题是《对缅甸禁运事件，蒋委员长发表声明》，显示当时《新华日报》的明正立场，凡有利于民族救亡图存的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表现，均表重视而予以适当报道。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中共为了承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贡献，早在去年便决定调整抗日战争馆，经过将近一年的搜集资料和对展览馆的重新布置，才全部完成工作，按照原定计划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揭幕，但据说有不少资料仍掌握在台湾当局手中，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提供更多资料，使抗日战争馆的历史面貌更为完整和充实。
台北发起“乘公共车站立运动”
据《北美日报》七月八日报道，台湾礼仪研究发展基金会最近在台北发起一项“乘公共车时站立运动”。据该会董事长谢银行说，乘公共车时站立有利于人脑的健康，是一项非常有效的保持头脑活力、延缓人老化的运动。
谢银行说，据日本医学博士有川清康解释，人通过走路和站立使下半身的紧张肌受刺激后将讯息传给脑细胞，这是使脑细胞保持活力的有效运动。所以常常保持站立姿势是刺激脑血管、增强脑运动量的好方法。
他希望那些上了公共车就想找座位的人把观念改过来。
（白梅）
谢银行说，据日本医学博士有川清康解释，人通过走路和站立使下半身的紧张肌受刺激后将讯息传给脑细胞，这是使脑细胞保持活力的有效运动。所以常常保持站立姿势是刺激脑血管、增强脑运动量的好方法。
他希望那些上了公共车就想找座位的人把观念改过来。
（白梅）
三个“九一八”
八月十五日，曾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采访的前《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先生在香港向记者讲述了有关日本侵华的三个“九一八”。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历史上称为“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把魔爪深入到华北，到处杀人、放火，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把沈阳通北平的火车，改为“九点十八分”开车，这就是所谓第二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妄图吞并全中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当签字仪式完毕后，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一看手表，正好是九点十八分，这就是第三个“九一八”。（肖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历史上称为“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把魔爪深入到华北，到处杀人、放火，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把沈阳通北平的火车，改为“九点十八分”开车，这就是所谓第二个“九一八”。这个“九一八”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妄图吞并全中国。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二日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当签字仪式完毕后，当时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一看手表，正好是九点十八分，这就是第三个“九一八”。（肖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