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年 6 月 14 日 · 第 4 版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十一日文章】题：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为什么幸存下来（作者约瑟夫·哈希）
    在一九八○年总统竞选期间，里根反对过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但是，尽管据说未得到批准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有缺陷，尽管据说苏联人在履行条约条款方面进行欺骗，现在里根还是决定继续遵守这项条约。
    原因有三。你可以自己判断在总统最终作出他的决定时哪个原因最重要。当时总统面临温伯格和国务卿舒尔茨的两种不同意见。温伯格想中断整个限制战略武器进程，而舒尔茨想继续保持这个进程。
    第一，参议院六月六日进行了表决。提交给参议院的提案是：“美国是否应该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继续执行现有的战略武器协议的条约，如果苏联执行这些条款的话”。
    这项议案对政府没有约束力，但是九十票赞成继续执行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条款，五票赞成中断整个这一进程。
    民意测验结果始终如一地表明，大多数人赞成既同苏联继续进行武器控制会谈，又执行现有的武器控制协议，这可以说是参议院的表决的脚注。各有关方面认为，总统要是废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一行动会突然破坏同苏联人进一步达成武器控制协议的前景。它将意味着一场公开的、毫无节制的武器竞赛。
    第二，北约盟国都强烈赞成继续保持武器控制进程，办法是执行所有的现有武器控制协议（只要苏联人执行这些协议的话）和继续在日内瓦进行武器控制会谈。里根要是决定违背北约联盟的伙伴的意愿，他就会给苏联人一个巨大的宣传讲台。
    第三，也是根本的现实原因。如果对这场武器竞赛取消控制，哪一方会实际上制造新的战略武器或任何种类的武器？按照所受的训练最有资格评价这个答案的人是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他们的建议赞成保留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理由是苏联人增加他们的战略导弹数目比美国容易。苏联人的装配线正在运转。他们的导弹比美国的大，因此可装上较多的弹头。
    军事专家们认为，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现有规定对苏联人的限制超过了对美国的限制。此外，要是苏联人制造更多的弹头供他们的远程导弹使用，五角大楼会不得不设法应付苏联加强军事力量的新行动。这可能花费参谋长联席会议本来会用于其他武器的资金。
    由于这些原因，里根不顾他以前关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讲话或者在担任总统之前的言论，还是继续遵守这项条约。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六月十一日电】当里根总统七日前往戴维营时，他最亲密的助手们都认为，他将听从他们的意见，在是否继续遵守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问题上作出一个折衷的决定。但是总统九日回到白宫时，使人们大吃一惊。他不理睬持强硬路线者，甚至不理睬走中间路线的人，并最终听从国务卿舒尔茨从在葡萄牙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带回的意见。在武器控制以及其他问题上，里根正在变得更加起支配作用，而不那么听从白宫工作人员的集体领导了。
    它还表明，里根的思想中发生了一个富有哲理性的变化，他在一九八○年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时，曾称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带有悲剧性的缺陷”。这个插曲还进一步证明可以相信这种说法，即舒尔茨正在成为在政府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方面作用最大的发言人，经常与他意见相左的国防部长温伯格失宠了。

【美联社伦敦九月六日电】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英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官员一直在举行秘密会谈，以解决黄金问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两艘沉船问题的争端。
    这家每周出版一期的报纸声称，秘密会谈是在恩维尔·霍查四月十一日逝世以后不久开始的。
    该报援引未披露姓名的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会谈正在一个“双方都认为方便的欧洲的某个地方”秘密进行。该报说，还有一些人士认为，会谈的地点是在希腊的雅典。
    阿尔巴尼亚要求归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人掠走的大约七千一百公斤黄金。这批黄金目前控制在英法美三方委员会手里，该委员会是为追回战后发现德国人掠夺的货币黄金而设立的。
    在阿尔巴尼亚澄清它曾在一九四六年在科孚海峡用水雷击沉两艘英国驱逐舰，造成四十人丧生一事之前，英国不愿归还这批黄金，这批黄金目前存在伦敦和纽约。国际法院一九四九年曾经判给英国一笔八十四万三千九百四十七英镑损失赔偿费。英国官员说，可是阿尔巴尼亚在收回这批黄金外加利息之前拒绝交付这笔赔款。

【路透社华盛顿六月九日电】在六月中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美期间，华盛顿将举行一次印度文化节，其中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演讲、服装、硬币、建筑、科学、技术和许多其他项目。里根总统和拉吉夫的母亲甘地夫人一九八二年在华盛顿会谈期间安排了这次文化节。在同一年，一次类似的、但规模较小的文化节对于英国认识印度来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南《经济政策》杂志认为，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不能混淆，任何发展政策的最根本原则是通过经济政策鼓励有才能的人，而不是保护没有才能的人
    【南斯拉夫《经济政策》杂志四月一日文章】题：社会福利政策——恐惧的结果（作者佩塔尔·锡塔尔斯基）（原文提要：生活水平连续下降已经五年了。生活越来越困难。据专家们调查，劳动者正面临着生活水平继续恶化的局面。其后果表现在劳动动机减弱，社会政治紧张局面在增长。因此，各“主观力量”日益强调社会福利政策的意义。在经济危机条件下应奉行何种社会福利政策呢？这一问题是四月三日召开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劳动人民联盟联邦代表会议举行的讨论会的中心议题。）
    迄今的情况表明，我们既没有实现发展目标，也没有实现经济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我们不应该出现目前的情况。现在人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即在危机的情况下也应该同时在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来个转折。
    几乎所有生活指数都表明了令人不安的下降趋势。最近五年来，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个人实际收入下降百分之三十四。就业者的工资越来越难以弥补最低生活需要。在生活水平普遍下降的情况下，收入比平均水平低的居民的生活情况迅速恶化。
    社会福利政策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再分配。各人能力的不同也应体现在经济生活中。有才能的人取得更大成就是任何进步的前提。因此，任何发展政策的最根本原则就是通过经济政策鼓励更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通过再分配保护没有才能的人。’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混淆了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现在变得很清楚，这种混淆是不会带来好结果的。社盟认为，鼓励平均补助的做法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必须清楚地分清谁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对象。在迄今的实践中往往把社会福利改革的目标和动机同经济组织联系起来。保护经营羞的劳动组织主要是由于害怕引起这些组织中人们的“愤怒情绪”，亦即担心社会问题的升级。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经济目标是经济主体存在的唯一合法目的，否则它也无法履行自己的社会福利职能。不能对经营不好的企业让步，更不能使它们成为社会保护的对象。任何退让都只会造成不良后果。当然，谁也不必幻想经济主体的经营条件变得严格后不会对它们造成直接的社会问题。但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就必须使经济尽快得到发展，以便为此创造相应的物质条件。重要的是，今后发展政策的基本特点如何，其经济特点和社会特点如何。从政治角度来看，现在各主观力量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强或者说是争取劳动人民和公民对摆脱危机的信心。
    消除不满的主要手段是广开就业门路。消除通货膨胀和失业造成的影响最终应归结为消除懒惰和广开劳动门路。因此，与发展政策和经济政策紧密相连的社会福利政策，不应成为对因人民不满而出现的可能的愤怒所产生的后果感到恐惧的结果。不应幻想使对“受到威胁的人”进行社会保护的方法成为“万应药方”，目前最重要的是要使差别合法化，并为有才能的人们的创业精神开辟天地。

【纽约《新俄罗斯言论报》四月二十日文章】题：边疆区委书记戈尔巴乔夫（作者尼·彼·沙塔洛夫——移居西方前曾在苏联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数年）
    一九六九——七一年，我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机械化林场和林务区当生产队长——机械工程师，是苏共候补党员。后被调到苏霍——布伊沃林建筑安装局任总机械师。该局局长脾气暴燥，蛮不讲理而且好大喜功。他为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取悦于上级，不顾职工特别是机械操纵员和驾驶员的劳累。在领导与工人的磨擦、冲突之中，我站到了后者一边。我在党的会议上，为机械操纵员们辩护，并向区委反映了局长违反劳动法的问题。但在区委授意下，建筑安装局以“不称职”为由把我解了职。我向区委常委会提出申诉。这样，命运就使我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有了机缘。
    一九七二年六月里的一天，我奉召到边疆区委。巡视员和我谈得很不愉快。从门外进来两个人，走在前面的正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我是戈尔巴乔夫。沙塔洛夫……是沙—塔—洛—夫吗？”他说道。“您过去是个刑事犯，沙塔洛夫同志。我们对此很清楚。只有过去在劳改营呆过的人才会诋毁我们亲爱的共产党。您竟敢胡乱上纲指责整个党犯了莫须有的罪行。我们党无论何时何地都没犯过罪……”
    我反问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难道党内诸如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这些人的事件——其中很多人后来都被枪毙了——不是您所谓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没犯过罪的党本身所干的吗？……”
    “我不能说你是没头脑的和不负责任的。”戈尔巴乔夫说。“但是，你的错误在于，企图把上述这些个别人的行为强加给整个党。党永远都欢迎批评，然而你超出了可以容许的界限。应当把你从党内赶出去……不过，你听着，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你如果放弃自己的批评，我们可以给你找个台阶下。你还是不声不响地工作吧。说到工作嘛，人们说你还是能干的人。”他的口气变得缓和了。“好好考虑考虑吧，然后去参加常委会，在那儿将最终解决你的问题。”
    宣布开会后，戈尔巴乔夫第一个发言，他一开头就说：“在一九五五年，我们不得不和反苏分子作斗争……”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我马上接过他的话头，抓住“反苏分子”这顶帽子劈头盖脸地发泄了一通。然后把候补党员证扔到桌上，向门口走去。戈尔巴乔夫由于忿怒变了脸色，双手不由地在桌上移动……。我走出了门，听见他在后面喊道：“沙塔洛夫，回来！马上回来！”但我连头也没回。
    这就是我和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会见。
    第二次会见是在一九七七年五月，也就是五年之后。当时我们全家五口人已经决意放弃苏联国籍，并向当局提出离境并移居到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来到我们村，并在集体农庄管委会召见我们全家。除农庄主席外，在座的还有我的老相识、国家安全委员会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局局长热兹洛夫将军，以及边疆区委第二书记卡兹纳切夫。戈尔巴乔夫看见我们，默不作声，甚至对我们的问好也不作答。戈尔巴乔夫忿忿地说：“他还打算给我们提什么条件！真是个不知好歹的人。”我说：“既然这样，那下次再说吧。”我和全家往外走。“你会为此而感到后悔的！”戈尔巴乔夫在我们背后威胁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