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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汇报》特稿：《陈香梅在北京》
【香港《文汇报》一月六日特稿】题：陈香梅在北京
陈香梅这次回到北京，感到非常兴奋，当四日上午邓小平副主席同她会面时，她用普通话同邓小平进行了交谈。
邓小平问：“你在北京有亲友吗？”
陈香梅答：“我在北京有很多亲友。”
邓小平问：“探望了他们吗？”
陈香梅答：“探望了。我还看望了我的老师。”
之后，邓小平同史蒂文斯、陈香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陈香梅是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她和蒋经国、宋美龄有颇深的交情。她在戏剧性的时间，以戏剧性的形式访问了北京。美国记者和本报记者自然把采访的重点集中在她的身上。在记者招待会上，连职位比她高的史蒂文斯也被冷落了。
陈香梅四日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穿了西式套裙，粉红色的丝绸衬衣，配上金色的胸口针，化装很浓，涂了口红，蓝眼盖，戴了巨大的珍珠耳环。比起五十六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年轻得多，看来只有四十多岁。
陈香梅对记者说，她在三号会见了表舅父廖承志，闲话家常。她仍惦记着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李洁吾。这位老师今年已七十岁了。陈香梅特别前往北京孔德小学去同老师会面，还将她的几本著作送给了老师。在钓鱼台宾馆的美国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本报记者上前采访了她。她掏出了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交给了记者，说：“你可以拿去发表。”文章的题目是《又见故乡》。
陈香梅这次回到北京，感到非常兴奋，当四日上午邓小平副主席同她会面时，她用普通话同邓小平进行了交谈。
邓小平问：“你在北京有亲友吗？”
陈香梅答：“我在北京有很多亲友。”
邓小平问：“探望了他们吗？”
陈香梅答：“探望了。我还看望了我的老师。”
之后，邓小平同史蒂文斯、陈香梅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陈香梅是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她和蒋经国、宋美龄有颇深的交情。她在戏剧性的时间，以戏剧性的形式访问了北京。美国记者和本报记者自然把采访的重点集中在她的身上。在记者招待会上，连职位比她高的史蒂文斯也被冷落了。
陈香梅四日晚在记者招待会上穿了西式套裙，粉红色的丝绸衬衣，配上金色的胸口针，化装很浓，涂了口红，蓝眼盖，戴了巨大的珍珠耳环。比起五十六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年轻得多，看来只有四十多岁。
陈香梅对记者说，她在三号会见了表舅父廖承志，闲话家常。她仍惦记着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李洁吾。这位老师今年已七十岁了。陈香梅特别前往北京孔德小学去同老师会面，还将她的几本著作送给了老师。在钓鱼台宾馆的美国记者招待会结束之后，本报记者上前采访了她。她掏出了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交给了记者，说：“你可以拿去发表。”文章的题目是《又见故乡》。
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一九八一年一月九日）
品名芝加哥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
美元／蒲式耳）小麦４．９２玉米３．７３燕麦２．２０大豆８．１６豆油２５．４８纽约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
美分／磅）原糖３１．９５棉花９３．２６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
美元／蒲式耳）小麦４．９２玉米３．７３燕麦２．２０大豆８．１６豆油２５．４８纽约市场
（三月份近期货收盘价，
美分／磅）原糖３１．９５棉花９３．２６
同李鸿章的谈判（三）
这时，我发现万诺夫斯基副将以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都产生了官场中所特具的妒忌心情。
副将万诺夫斯基得到我的通知后，写给我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他尽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从什么时候起竟就军事问题，就陆军部的问题也向陛下禀奏起来了。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军事部的权限，而不归财政部管。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他希望的是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但绝不要让他到彼得堡去，因为他完全不必在举行加冕礼之前抵达彼得堡。
这时，尽管其他欧洲国家也曾邀请李鸿章在参加加冕礼之前访欧，但他还是通过敖德萨径直来到俄国。他之所以直接到达，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派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得在举行加冕礼之前着手，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鉴于此，我又得向皇上启奏，请他准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尽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反对我的意见，皇上还是准许李鸿章直接来彼得堡。我就安排李鸿章乘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
皇上命我同李鸿章谈判，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没有同他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他也无法同李鸿章去谈，因为当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毫不了解我们对远东的政策和我们在远东的问题，况且他对此也不感兴趣。
李鸿章先到财政部大厦对我进行正式拜会，我便作了回拜，后来我同他会见了几次，就俄中关系如何安排的问题作了政治性的谈话。
从第一次谈判开始就有人对我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认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所以，当李鸿章来我的客厅时，我就身穿文官礼服出去迎接。我们行了大礼，深深地相互鞠躬，接着我引他进入第二间会客厅，下令献茶，我同李鸿章坐了下来，他的所有随从以及我方官员全都站着，我问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人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
显然，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对此，我当然表现得十分沉着，并且做出对这一切处之泰然的样子。
自然，在他首次拜会时，我对正事只字未提，我们之间一个劲儿地寒暄；他问皇帝陛下的健康，皇后陛下的健康，每个王子和公主的健康；我则问清朝皇帝及其所有亲属的健康。我们第一次会晤所谈的只是这些。
后来进行第二次会晤，李鸿章同我比较熟悉了，看到所有这些礼仪对我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所以同我谈话也更坦率，不再遵循这些礼仪了。特别是到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双方见面就很随便了。
对于李鸿章我可以这样说：我在我的国事活动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是中国人，没有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
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我同李鸿章开始谈判的内容是：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我们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性的原则，我们将坚持下去。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布的原则，首先必须使我们在一旦有事的时候真正能给中国以援助。但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无法援助。因为我们全部军事力量现在都配置在俄国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可见，一方面，在必要时我们应当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运送军队；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能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军队。我还说，可是这次，在中日交战之际，我们的某些部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吉林，但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开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
最后，为了补足阿穆尔地区沿岸军队的名额，我们得要由那里来往调运新兵。（三）
副将万诺夫斯基得到我的通知后，写给我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他尽管已奉旨作出了安排，但想了解一下我从什么时候起竟就军事问题，就陆军部的问题也向陛下禀奏起来了。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军事部的权限，而不归财政部管。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他希望的是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礼，但绝不要让他到彼得堡去，因为他完全不必在举行加冕礼之前抵达彼得堡。
这时，尽管其他欧洲国家也曾邀请李鸿章在参加加冕礼之前访欧，但他还是通过敖德萨径直来到俄国。他之所以直接到达，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愿望，派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得在举行加冕礼之前着手，因为在加冕礼期间举行谈判就很困难了。到那时，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
鉴于此，我又得向皇上启奏，请他准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尽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反对我的意见，皇上还是准许李鸿章直接来彼得堡。我就安排李鸿章乘专列快车抵达彼得堡。
皇上命我同李鸿章谈判，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没有同他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他也无法同李鸿章去谈，因为当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毫不了解我们对远东的政策和我们在远东的问题，况且他对此也不感兴趣。
李鸿章先到财政部大厦对我进行正式拜会，我便作了回拜，后来我同他会见了几次，就俄中关系如何安排的问题作了政治性的谈话。
从第一次谈判开始就有人对我说，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就是不要着急，因为一着急他们就会认为是风度不好，什么事都要干得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所以，当李鸿章来我的客厅时，我就身穿文官礼服出去迎接。我们行了大礼，深深地相互鞠躬，接着我引他进入第二间会客厅，下令献茶，我同李鸿章坐了下来，他的所有随从以及我方官员全都站着，我问李鸿章吸不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声牡马嘶叫似的声音，立即有两名中国人从邻室里快步出来，一人端着水烟袋，另一人拿着烟丝，然后就是吸烟的仪式：李鸿章端坐不动，只是用嘴吸烟喷烟，而点烟袋，拿烟袋，往他嘴里送烟嘴，抽烟嘴，这些完全由旁边的中国人十分虔敬地来做。
显然，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对我产生强烈的印象。对此，我当然表现得十分沉着，并且做出对这一切处之泰然的样子。
自然，在他首次拜会时，我对正事只字未提，我们之间一个劲儿地寒暄；他问皇帝陛下的健康，皇后陛下的健康，每个王子和公主的健康；我则问清朝皇帝及其所有亲属的健康。我们第一次会晤所谈的只是这些。
后来进行第二次会晤，李鸿章同我比较熟悉了，看到所有这些礼仪对我没有起什么特殊作用，所以同我谈话也更坦率，不再遵循这些礼仪了。特别是到后来，我们在莫斯科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近，双方见面就很随便了。
对于李鸿章我可以这样说：我在我的国事活动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名垂青史的，在这些人中，我认为李鸿章是一位卓越的人物，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是中国人，没有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高深的中国教育，而主要的是他有一副出色的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
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中国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治理中华帝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我同李鸿章开始谈判的内容是：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依靠我们才得以保持领土完整，我们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性的原则，我们将坚持下去。但是，为了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宣布的原则，首先必须使我们在一旦有事的时候真正能给中国以援助。但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无法援助。因为我们全部军事力量现在都配置在俄国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可见，一方面，在必要时我们应当能够从俄国欧洲部分运送军队；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能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军队。我还说，可是这次，在中日交战之际，我们的某些部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开向吉林，但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开得很慢，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了。
最后，为了补足阿穆尔地区沿岸军队的名额，我们得要由那里来往调运新兵。（三）
美《纽约时报》谈中国存在的一些弊端
【美国《纽约时报》一月一日刊登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发自北京的专稿】题：许多中国人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安全保障
在北京各个机关里，每天午后不久，许多工作人员就小心地把他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铺上睡觉用的铺盖。他们是在为中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满意的仪式之一
——即长时间的午睡——作准备。在午休时间，除了睡觉外，很少有人考虑干任何别的事情。午饭是在午前的办公时间吃的。采购是在上、下午延长了的工间休息时间进行的。
一名参观了南中国海的一架石油钻机的美国工程师吃惊地发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钻井工人就停止钻井、关掉所有机器去午睡了。他说，由于操作一架海上钻机每天要花费五万美元，由于停钻可能引起技术故障，所以西方的钻井工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工作。
“铁饭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个国家经常受到饥荒、土匪劫夺和时疫的威胁，现在代之以这种威胁的是，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时看来是有很多福利的国家。
除了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外，还保障终生有职业，这种制度被称之为“铁饭碗”。工厂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犯了抢劫或杀人罪。中国实行公费医疗、免费教育，提供给以大量补贴的收费很低的住房，城市的房租是一般每月二点七美元。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福利，例如，每月都发理发票或洗澡票。
现在，许多中国人认为，由机关为他们提供那些在美国被认为是个人的用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商店很少开发票据中国人说，许多商店都不为顾客购买的东西开发票，除非顾客拿出机关的“介绍信”。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以后把这些东西列入机关的帐上去报帐。
据中国人说，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在教育和就业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上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上有种种不便
——如买点东西要排长队，要挤公共汽车，因此国家提供这些东西有助于作出弥补。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假如你没有过高的奢望，又没有政治问题，那么你在中国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就象生活在慢慢运行的传送带上一般，什么东西都为你准备了，你用不着担心，也没有什么压力要你匆忙行事。”
不久前，这位教授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儿到香港去探亲。他担心她也会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样，被辉煌的灯火、就业机会和很高的生活水平所吸引而留在香港。但是两个月之后，她回来了。她说，“太紧张了，人们非得卖力气干不行。”
寿命长卫生部长最近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二岁猛增到了现在的六十八岁，这不是偶然的。
但是这里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同胞已丧失了中国人原有的劳动观念，即“吃苦”的能力，而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最大的美德之一。
一位在一九四九年培养出来的外科医生抱怨说，“城里人现在不象以前那样辛勤工作了”。
他说，许多人去医院看病只是以治疗为借口逃避工作。他们到医院看病不用付钱，而且还能得到半天的假。
这位医生说，“很容易看出许多人是在装病。在公休日，他们突然都不来医院看病了。”
这位外科医生说，中国城里人爱长时间的午睡的习惯也许还有助于弥补他们饮食差的缺陷，他们每人每天饮食的热量平均只有大约二千一百卡。而且，一些西方国家的调查表明，在这二千一百卡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不是从鱼和肉而是从大米和小麦等谷物中吸取的，这个百分比在亚洲国家中是最高的。要辛勤工作很难这并不是说人们都懒惰。一些建筑工人和上层领导人仍长时间地努力工作。但是制度使人很难做到辛勤工作。
例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到下午二时是不开的。然后从下午二时到下午五时再开门办公，但是从下午五点到七点三十分又关门了。晚上，只有阅览室开门，学生查不到书，因为图书管理员已经回家了。
图书馆在星期四和星期六下午也关门，这样图书管理员就可以参加政治学习。大学学生宿舍的电灯在晚上十一点就关掉了，假如学生还想继续学习的话，就不得不到外面去坐在昏暗的路灯下面学习。去年，上海复旦大学的行政领导担心这样会影响学生的睡眠，于是连路灯也关掉了。
每逢星期天上午，在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北京友谊商店的电视机专柜前，中国顾客排成长队。如果他们想在一般的商店里购买电视机，就必须持有工作单位的特别证明信和应有的供应券，而且要付高出三倍的价钱。
这么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得以通过门警进入友谊商店的，这还是个谜。
在北京各个机关里，每天午后不久，许多工作人员就小心地把他们的办公桌收拾干净、铺上睡觉用的铺盖。他们是在为中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令人满意的仪式之一
——即长时间的午睡——作准备。在午休时间，除了睡觉外，很少有人考虑干任何别的事情。午饭是在午前的办公时间吃的。采购是在上、下午延长了的工间休息时间进行的。
一名参观了南中国海的一架石油钻机的美国工程师吃惊地发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候，钻井工人就停止钻井、关掉所有机器去午睡了。他说，由于操作一架海上钻机每天要花费五万美元，由于停钻可能引起技术故障，所以西方的钻井工人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工作。
“铁饭碗”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这个国家经常受到饥荒、土匪劫夺和时疫的威胁，现在代之以这种威胁的是，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有时看来是有很多福利的国家。
除了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外，还保障终生有职业，这种制度被称之为“铁饭碗”。工厂要解雇一个工人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他犯了抢劫或杀人罪。中国实行公费医疗、免费教育，提供给以大量补贴的收费很低的住房，城市的房租是一般每月二点七美元。另外还有一系列的福利，例如，每月都发理发票或洗澡票。
现在，许多中国人认为，由机关为他们提供那些在美国被认为是个人的用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商店很少开发票据中国人说，许多商店都不为顾客购买的东西开发票，除非顾客拿出机关的“介绍信”。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以后把这些东西列入机关的帐上去报帐。
据中国人说，由于人民生活水平低，在教育和就业这样一些重要问题上个人没有选择的自由，在日常生活上有种种不便
——如买点东西要排长队，要挤公共汽车，因此国家提供这些东西有助于作出弥补。
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说，“假如你没有过高的奢望，又没有政治问题，那么你在中国的生活是很舒适的，就象生活在慢慢运行的传送带上一般，什么东西都为你准备了，你用不着担心，也没有什么压力要你匆忙行事。”
不久前，这位教授的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儿到香港去探亲。他担心她也会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那样，被辉煌的灯火、就业机会和很高的生活水平所吸引而留在香港。但是两个月之后，她回来了。她说，“太紧张了，人们非得卖力气干不行。”
寿命长卫生部长最近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二岁猛增到了现在的六十八岁，这不是偶然的。
但是这里有些人担心他们的同胞已丧失了中国人原有的劳动观念，即“吃苦”的能力，而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最大的美德之一。
一位在一九四九年培养出来的外科医生抱怨说，“城里人现在不象以前那样辛勤工作了”。
他说，许多人去医院看病只是以治疗为借口逃避工作。他们到医院看病不用付钱，而且还能得到半天的假。
这位医生说，“很容易看出许多人是在装病。在公休日，他们突然都不来医院看病了。”
这位外科医生说，中国城里人爱长时间的午睡的习惯也许还有助于弥补他们饮食差的缺陷，他们每人每天饮食的热量平均只有大约二千一百卡。而且，一些西方国家的调查表明，在这二千一百卡中大概有百分之八十不是从鱼和肉而是从大米和小麦等谷物中吸取的，这个百分比在亚洲国家中是最高的。要辛勤工作很难这并不是说人们都懒惰。一些建筑工人和上层领导人仍长时间地努力工作。但是制度使人很难做到辛勤工作。
例如，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到下午二时是不开的。然后从下午二时到下午五时再开门办公，但是从下午五点到七点三十分又关门了。晚上，只有阅览室开门，学生查不到书，因为图书管理员已经回家了。
图书馆在星期四和星期六下午也关门，这样图书管理员就可以参加政治学习。大学学生宿舍的电灯在晚上十一点就关掉了，假如学生还想继续学习的话，就不得不到外面去坐在昏暗的路灯下面学习。去年，上海复旦大学的行政领导担心这样会影响学生的睡眠，于是连路灯也关掉了。
每逢星期天上午，在专为外国人服务的北京友谊商店的电视机专柜前，中国顾客排成长队。如果他们想在一般的商店里购买电视机，就必须持有工作单位的特别证明信和应有的供应券，而且要付高出三倍的价钱。
这么多的中国人是怎样得以通过门警进入友谊商店的，这还是个谜。
陈香梅来北京途中所写专稿《又见故乡》
【香港《文汇报》一月五日消息】（原编者按：陈香梅四日晚上会见了本报记者，并向本报提供了一篇她在前往中国途中所写的这篇专稿）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一九八一年元月二日，自东京乘日本航空公司飞机飞北京。
早上四时，在东京旅舍即醒过来，无法成眠。
我于一九二五年生于北京，外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做过官。
我出生时，父亲是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师范大学教务长。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就读。“九·一八”事件和卢沟桥事变，我虽在稚龄，但记忆犹新。
一九四八年初春，我和外子、美国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在上海结婚，曾回北平度蜜月，那时他陪伴我到我曾住过的东总布胡同，和客人常去的北海公园等地，其后战乱，我们就离开大陆到香港，又到日本、台湾和美国。时序流转，陈纳德将军已去世多年，我离开北平时是双十年华，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故乡无恙乎？
我苦难的同胞们无恙乎？未到北京，我先为朝思梦想的故乡祝福。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一九八一年元月二日，自东京乘日本航空公司飞机飞北京。
早上四时，在东京旅舍即醒过来，无法成眠。
我于一九二五年生于北京，外祖父和父亲都在北京做过官。
我出生时，父亲是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师范大学教务长。一九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我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就读。“九·一八”事件和卢沟桥事变，我虽在稚龄，但记忆犹新。
一九四八年初春，我和外子、美国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在上海结婚，曾回北平度蜜月，那时他陪伴我到我曾住过的东总布胡同，和客人常去的北海公园等地，其后战乱，我们就离开大陆到香港，又到日本、台湾和美国。时序流转，陈纳德将军已去世多年，我离开北平时是双十年华，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故乡无恙乎？
我苦难的同胞们无恙乎？未到北京，我先为朝思梦想的故乡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