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1 月 16 日 · 第 2 版

    【本刊讯】香港《文汇报》一月十四日以《从花圈见哀思——中外人士对周总理的崇敬》为题，刊登一篇特稿，转载如下：花圈围了大厦几重
    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外国朋友深切地悼念周总理的逝世，昨天纷纷向周总理献送花篮、花圈。从清早到晚上，把花圈送到中国银行大厦的人络绎不绝，一批接着一批，一车接着一车。本来，中国银行大厦原定下午四时止停止接受花圈，但是，天黑以后，仍然有大批花圈送到。工作人员来不及把花圈登记，而由花店送到的花圈数以千计，只能摆放在银行大厦的周围，花圈围了好几重。乘电车和步行路过的同胞，纷纷观看了这种哀思如潮的场面。一位老年同胞说：“多少年来，从来未见过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在逝世之后，受到世人如此广泛的敬仰和悼念。”扎作花圈鲜花用光
    德忌笠街的花档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历史了。一位花档主人说：“从清晨开始，订购花圈献送给周总理的人群没有停过，电话也没有停过。我们这条街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售出过这么多的花圈，这是我们见到的最隆重、最大规模的丧礼场面。”“市面上的白色、黄色的鲜花都用到扎制花圈方面，用光了，货源不够，临时再派人到新界收集货源，连一些刚刚绽开花蕾的鲜花都割了出来。”
    花档主人说，周总理在国际上声望很高，他受到的尊崇也是十分少见的。这次送花圈给周总理，不少外国人士都这么说：“周总理是世界上我最崇敬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要做最好、最庄重的花圈送给他。”台湾籍同胞的悼念
    同胞们在献送花圈时，交口赞颂周总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解放旧中国，建设新中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鞠躬尽瘁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花档买花圈的同胞之中，有的是路过香港的台湾籍同胞。有一位六十多岁的台湾同胞说：“周总理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祖国的强大，无私地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我们台湾同胞永远纪念他。”
    一位菲律宾姓王的华侨，六十多岁了，从菲律宾来到香港，特别买了一个最好的花圈，他说：“周总理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海外华侨非常敬爱他。为了表示我的哀痛和悼念，我明天一定要到中国银行大厦吊唁周总理。我已准备好华侨证件，希望不会被挤在人群后面。”华侨来电托送花圈一位姓陈的新加坡华侨，在花圈上面写道：
    “周总理英勇奋斗一生，无私的贡献了毕生精力，赢来了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今天的昂首阔步前进。周总理的逝世，是全国人民、全体海外华侨的损失。”不少美洲华侨，向本报和香港熟悉的朋友打来长途电话，委托代他们向周总理献送花圈。他们虽身在海外，然而，共同对周总理的崇敬，使他们一定要在中国八亿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时刻，表达出千里以外华侨的悲悼心情。
    昨日，很多同胞往百货公司及领带档购买黑色领带，以备今天前往中国银行大厦参加吊唁之用。
    湾仔轩尼诗道一处领带档档主表示，平常很少人购买黑色领带，但从昨日下午四时至晚上十时，已售出约一百五十条黑色领带，铜锣湾一百货公司昨日亦售出五十多条。

    【本刊讯】圭亚那《纪事日报》一月九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同圭亚那总理伯纳姆的谈话，题为《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摘要如下：
    伯纳姆说，我对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震惊，周恩来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中国努力为该国全体人民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的先锋。
    自从这个共和国诞生以来一直担任中国的总理，他的才智、刻苦工作的能力、熟练的外交、对本国发展所负的义务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他是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他的死不仅是中国的一个损失，而且是人类所有进步力量的一个损失。

    【本刊讯】美国《洛杉矶时报》一月十三日刊登谢伟思悼念周总理的文章，摘要如下：
    （原编者按：谢伟思出生于中国，父母是传教士。他在四十年代曾经是美国外事官员和附属于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现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刊物的主编）
    几乎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疑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一九四一年我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延安共产党人派去的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蒋介石的争夺全国权力的对手，我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年轻的官员——三等秘书，这是在外交上等级最低的官员。三十年以后的一九七一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任中国总理的人会晤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看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往上梳的黑发花白了。
    在一九四一年的那次首次会晤以后，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从而加深了那次动人的首次会晤获得的印象。在延安、在中国西北部——那些岁月共产党总部所在地，讨论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如此，因为通过讨论可以消除分歧，估计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并且使他们的政策适应他们预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的需要。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这在他们对待少数在那里的外国人方面也是如此。
    当时周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是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月里，他会见了许多美国客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当他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观察。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没有看到他表现出厌烦、烦恼或疲倦。
    在延安那种俭朴、不拘礼仪的生活中，他有时走到我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巴雷特上校同住的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或者在我到河那边党的总部里的周的窑洞去访问时，他的妻子、长征和毕生革命的伴侣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要我留下来吃便饭。
    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谈话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参加谈话的人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活动的晚年，这时他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所担负的重任必定会把比较平庸的人压垮。
    在基辛格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对北京进行第二次访问时，在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和我突然被请去同他会晤。我们感到吃惊，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最不应该侵占总理时间的一天。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三个小时。
    曾经有一次谈话被打断，勉强算得上打断。在谈话当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走到房间里来，轻轻地走到周的椅子旁边。小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吃了下去，然后又接着谈了下去，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
    在重庆和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尔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很快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
    人们看到他头脑机敏，意志坚强，思路井井有条。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词、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十日晚刊刊载评论家高木健夫的文章，题为《外交上的超人周恩来》，摘要如下：
    对周恩来总理的印象，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记忆里的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五五年我作为日本文化界访华团的一员同他会见的时候，另一次是我作为孙文诞辰百周年纪念访华团团长一九六六年秋在人民大会堂同他会见的时候。
    五五年第一次见到他，那时他握着访华团的铃木恒志的手说：“你哥哥好吗？请问候他。同时你要告诉他，在中国还有两、三只苍蝇。”
    谁也没介绍铃木恒志就是社会党委员长铃木茂三郎的弟弟，可是周总理却完全了解，而且知道铃木茂三郎说过“在新中国没有一只苍蝇”。
    同周总理会见是在中南海紫光阁进行的。
    在这次会见时，周总理说：“因为是日本国民选出来的政府，所以和自民党的无论哪一位都可以进行和平谈判。当然，中国人民不提出要求，但是，希望要想到中国人民是有权对日本要求赔偿的。”可以说这真正是巧妙的外交上的惊人的才干。在临别时他同我们握了手。握手时，直视着对方的眼睛。这好象是在说，我的握手可不是敷衍了事的。
    第二次见到周总理是在人民大会堂，是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时，周总理在接见室接见了各代表团团长。当时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以及邓小平、陈毅等领导人在座。
    周总理作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员到巴黎留学之前，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系学习过一年或一年半。七、八年前，当我乘出租汽车通过牛逾大曲附近的时候，司机告诉我说：“乘客先生，从这前面的一条街往左拐的地方，就是现在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居住过的宿舍。”传闻周总理当时的宿舍是在牛逾山吹町，司机告诉我的地方，当时（一九二八、二九年）可能是中国革命派机关报的发行所的所在地。
    但无论怎么说，周恩来的所到之处，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并成为东京的一个新的名胜地，这个事实，我感到是意义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