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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刊登多克·巴尼特文章：《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期望得到什么》
【本刊讯】美国《芝加哥论坛报》一月十六日刊载多克·巴尼特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一期望得到什么》（原编者注：巴尼特是中国问题专家，是最近出版的《美国对华新政策》一书的作者）。详细摘要如下：
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的访问是多年来最引人注目和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之一。
鉴于最近几个月明显地出现对美中关系抱有盲目乐观情绪，因此有必要认识到，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会晤不可能，也不会突然解决使美国和中国有分歧的最棘手问题中的许多问题。它不会，也不可能突然把美中关系从敌对变成友好。
美国和中国将继续保持敌对的关系，虽然有希望使敌对程度比过去有所缓和。就具体的协议和谅解来说，我们对于可能产生的结果应当抱适度的期望。
尼克松总统和周总理看来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这次会谈的。但是，美国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否有现实的了解，那就不清楚了。反作用的危险
必须使公众有这样的了解，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实际的危险，就是在会晤结束后，如果大多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因为在具体协议方面没有取得更多的结果，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有害的反作用。
周恩来在去年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发表谈话时对这次会晤发表了如下的明智的和现实的评论。
周说：“我们……愿意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
“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解决问题。”
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力图制止人们对于这次会晤能够取得的结果抱不现实的期望。
在北京的议程上大概会有些什么问题，人们可以设想这次会晤有什么结果呢？议程上可能列出的问题的清单是非常长的。
让我来提供一份很可能讨论的问题的简短清单
——一份很不完全的清单。
这些问题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比较直接影响美中双边关系的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第二类，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有关的各种政治和安全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显然牵涉到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
在第一类中，台湾问题列于清单的第一位。北京认为收复台湾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妥协的、基本的长期目标，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这一点上大概不会后退。
美国对保卫台湾不受军事进攻负有明确的义务，在目前情况下，它考虑放弃这个义务，就不能不在亚洲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产生危险的削弱稳定的影响。应当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但是美国能够而且应当以各种方法改变其目前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表明，我们在台湾前途问题上非常愿意接受长期的结果（包括最后同中国重新统一），只要这是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的，是为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我还坚决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台湾撤走现在仍然留在那里的美国少量部队。这支部队总共不到一万人，在任何意义上说，它们对我们履行保卫台湾的义务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它们是一种讨厌的象征，使改善美国同大陆中国的关系复杂化了。
如果美国的立场作了这些改变以后，北京是否愿意在对台湾的正式态度方面有所让步呢？回答大概是不会的，至少目前是不会的。
因此，很难说下个月在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目前也许一个协议也达不成。没有正式关系
现在不可能达成很快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这就是说，尼克松周恩来会谈也不可能达成使美中关系全面正式正常化的协议，全面正式正常化就是互派大使和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迄今为止，北京一贯拒绝同和台湾保持关系的任何国家互派大使。（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但是，现在互派小型的不叫做大使馆的官方使团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这是尼克松在同中国人的会谈中应当设法争取的。
过去，北京已经同意同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应当希望，尼克松和周能够同意做这样的事情——以便建立比我们以前在华沙的中美会谈好得多的机器来继续就广泛的重要问题进行接触和谈判。交流旅行、贸易
看来最有可能达成具体协议的双边问题是与文化科学交流、互派记者、旅行及贸易有关的。
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鼓励有系统的交流（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或者两者都有也好）达成协议或者谅解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既然美国已经打开了美中直接贸易的大门，因此存在一种北京可能愿意批准同美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明确的可能性。
设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要在北京进行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总统手中没有带着任何具体的东西从中国回来而只发表一份措词温和的一般公报的话，那么就可能有这样一种危险：不管可能已经在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许多美国人将会判断这次会谈失败了，也许这种判断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最关键的讨论将是那些与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所固有的非常广泛的国际问题有关的。这种三角关系显然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考虑得很多的问题，但是决不是说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将要非常详细地讨论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将是要极其谨慎对待的问题。美国方面可能重申它的态度，美国认为任何中苏冲突都将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且可能危及那个地区的稳定。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下会愿意比那个走得更远。尼克松总统必定希望避免做任何将会引起苏联担心美中和解针对莫斯科的事情。
与此相反，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是要讨论的问题。与日本进行磋商不仅中国人认为，而且美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北京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努力使中国人相信，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核化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不仅是日本，而且还有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关心，设法创造和保持一种将会使日本最不会感到不得不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环境。需要中国的克制
如果彼此能够达成一项默契：即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需要中国对美日的安全关系采取克制和容忍态度（因为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极有可能将加速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话，这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美国还应该尽最大力量来设法使北京相信：从各方的利益以及这个地区的全面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改善中日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越南问题肯定也将被列入会谈的议程。事实上周恩来曾说过，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争问题应该是要谈的真正的头号重要的问题。
很可能列入北京会议议程上的另外一系列问题同军备控制有关。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对参加在美苏之间制订的任何军备控制措施不感兴趣。
是时候了，美国应当大力设法就安全方面和军备控制方面的许多问题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可以向北京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正如这一切所表明的，显然有极为广泛而又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讨论，无疑其中许多问题将列入北京会议的议程。
但是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中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够很快解决或者很容易解决，因此期望北京会议就这些问题达成许多具体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但是不应当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美两国就这一切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本身也许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少数极关重要的方面，也许能够达成默契。但是只能在很少一些极为有限的方面（同较大的问题相比，其中大多数方面是次要的），也许有可能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我们采取的新方针不是一种不包含风险和危险的方针。美苏关系一个风险是，在设法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以增加（至少是在理论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打乱美苏关系，危及全世界的战略均势，使军备控制、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这种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遇到危险。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其后果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在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美国必须把保持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稳步战略均势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不会有什么人不同意的。
可是，迄今为止，看来这种可能性主要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事实上，美中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实际上对美苏关系起有利的影响。
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现在有可能实现的这种美中关系的逐步改善也许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使其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修改其政策。例如，可以想象，俄国人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变得更加迁就一些，而不是更不迁就了。也可能使俄国人对中国本身的威胁减少，而不是增加。
可是，从我们对待中国的新态度可能对日本和美日关系产生的影响来说，实际的危险却增加了。宣布尼克松和周会见而在事先没有同日本进行任何讨论或通知日本一事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震动。
如果我们听凭美日关系严重恶化，而却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上，其结果可能是危险的。日本是基石
由于明显的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原因，日本是而且应该是目前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和立场的基石。如果美日关系发生了朝着坏的方向的基本改变，在我们之间出现裂痕，我们就必须重新估计我们在亚洲的整个立场。
总之，尽管努力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决不能以牺牲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来实现。如果美国被迫在它同日本或它同中国的关系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在亚洲目前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根据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选择日本。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最近的将来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避免被迫作出这种抉择。
我们必须确保继续同日本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逐步努力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应该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来鼓励北京和东京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
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的访问是多年来最引人注目和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之一。
鉴于最近几个月明显地出现对美中关系抱有盲目乐观情绪，因此有必要认识到，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之间的会晤不可能，也不会突然解决使美国和中国有分歧的最棘手问题中的许多问题。它不会，也不可能突然把美中关系从敌对变成友好。
美国和中国将继续保持敌对的关系，虽然有希望使敌对程度比过去有所缓和。就具体的协议和谅解来说，我们对于可能产生的结果应当抱适度的期望。
尼克松总统和周总理看来都认识到这一点，并且都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这次会谈的。但是，美国公众对这个事实是否有现实的了解，那就不清楚了。反作用的危险
必须使公众有这样的了解，否则的话，就会有这样一种实际的危险，就是在会晤结束后，如果大多数美国人得出的结论认为，这是一个失败，因为在具体协议方面没有取得更多的结果，这样就可能产生一种有害的反作用。
周恩来在去年对《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发表谈话时对这次会晤发表了如下的明智的和现实的评论。
周说：“我们……愿意谈。当然毫无疑问，好多问题我们双方的立场不一致，观点有很大距离。如果要和缓，总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吧，总要研究一些问题嘛，这些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谈嘛。
“我们也不指望问题一次就统统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是不实际的。但是接触接触，就会找出一个头……解决问题。”
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类似的谈话，力图制止人们对于这次会晤能够取得的结果抱不现实的期望。
在北京的议程上大概会有些什么问题，人们可以设想这次会晤有什么结果呢？议程上可能列出的问题的清单是非常长的。
让我来提供一份很可能讨论的问题的简短清单
——一份很不完全的清单。
这些问题大致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比较直接影响美中双边关系的长期悬而未决问题；第二类，同战争与和平的基本问题有关的各种政治和安全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显然牵涉到美国和中国以外的国家。
在第一类中，台湾问题列于清单的第一位。北京认为收复台湾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妥协的、基本的长期目标，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这一点上大概不会后退。
美国对保卫台湾不受军事进攻负有明确的义务，在目前情况下，它考虑放弃这个义务，就不能不在亚洲对日本和其他国家产生危险的削弱稳定的影响。应当改变对台湾的政策
但是美国能够而且应当以各种方法改变其目前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重要的。例如，我们能够而且应当表明，我们在台湾前途问题上非常愿意接受长期的结果（包括最后同中国重新统一），只要这是通过和平方法逐步实现的，是为台湾人民所接受的。
我还坚决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从台湾撤走现在仍然留在那里的美国少量部队。这支部队总共不到一万人，在任何意义上说，它们对我们履行保卫台湾的义务来说都是不必要的。它们是一种讨厌的象征，使改善美国同大陆中国的关系复杂化了。
如果美国的立场作了这些改变以后，北京是否愿意在对台湾的正式态度方面有所让步呢？回答大概是不会的，至少目前是不会的。
因此，很难说下个月在北京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达成什么具体的协议。目前也许一个协议也达不成。没有正式关系
现在不可能达成很快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这就是说，尼克松周恩来会谈也不可能达成使美中关系全面正式正常化的协议，全面正式正常化就是互派大使和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迄今为止，北京一贯拒绝同和台湾保持关系的任何国家互派大使。（下转第四版）（上接第一版）
但是，现在互派小型的不叫做大使馆的官方使团是很有可能的，我认为，这是尼克松在同中国人的会谈中应当设法争取的。
过去，北京已经同意同其他国家这样做，我们应当希望，尼克松和周能够同意做这样的事情——以便建立比我们以前在华沙的中美会谈好得多的机器来继续就广泛的重要问题进行接触和谈判。交流旅行、贸易
看来最有可能达成具体协议的双边问题是与文化科学交流、互派记者、旅行及贸易有关的。
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鼓励有系统的交流（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或者两者都有也好）达成协议或者谅解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既然美国已经打开了美中直接贸易的大门，因此存在一种北京可能愿意批准同美国进行直接贸易的明确的可能性。
设法就这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谅解是非常重要的，即使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要在北京进行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总统手中没有带着任何具体的东西从中国回来而只发表一份措词温和的一般公报的话，那么就可能有这样一种危险：不管可能已经在关于最重要的问题的讨论中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许多美国人将会判断这次会谈失败了，也许这种判断是非常错误的。、
但是最关键的讨论将是那些与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所固有的非常广泛的国际问题有关的。这种三角关系显然是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考虑得很多的问题，但是决不是说可以肯定这将是一个将要非常详细地讨论的问题。
如果是的话，那么我相信这将是要极其谨慎对待的问题。美国方面可能重申它的态度，美国认为任何中苏冲突都将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且可能危及那个地区的稳定。
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下会愿意比那个走得更远。尼克松总统必定希望避免做任何将会引起苏联担心美中和解针对莫斯科的事情。
与此相反，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关系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是要讨论的问题。与日本进行磋商不仅中国人认为，而且美国人也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北京的目的之一应该是努力使中国人相信，日本的重新军国主义化和核化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由于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所以不仅是日本，而且还有美国和中国应该共同关心，设法创造和保持一种将会使日本最不会感到不得不重新军国主义化的环境。需要中国的克制
如果彼此能够达成一项默契：即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目标，需要中国对美日的安全关系采取克制和容忍态度（因为没有美国的核保护伞，日本极有可能将加速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话，这将是一项重大成就。
美国还应该尽最大力量来设法使北京相信：从各方的利益以及这个地区的全面稳定的角度来考虑，改善中日关系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
越南问题肯定也将被列入会谈的议程。事实上周恩来曾说过，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争问题应该是要谈的真正的头号重要的问题。
很可能列入北京会议议程上的另外一系列问题同军备控制有关。到目前为止，北京一直对参加在美苏之间制订的任何军备控制措施不感兴趣。
是时候了，美国应当大力设法就安全方面和军备控制方面的许多问题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可以向北京提出一些具体措施。
正如这一切所表明的，显然有极为广泛而又很重要的问题需要在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讨论，无疑其中许多问题将列入北京会议的议程。
但是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中很少有什么问题能够很快解决或者很容易解决，因此期望北京会议就这些问题达成许多具体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但是不应当根据这一点来判断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美两国就这一切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本身也许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在少数极关重要的方面，也许能够达成默契。但是只能在很少一些极为有限的方面（同较大的问题相比，其中大多数方面是次要的），也许有可能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我们采取的新方针不是一种不包含风险和危险的方针。美苏关系一个风险是，在设法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以增加（至少是在理论上）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的方式打乱美苏关系，危及全世界的战略均势，使军备控制、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这种重要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遇到危险。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其后果可能是极其危险的。在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里，美国必须把保持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稳步战略均势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是不会有什么人不同意的。
可是，迄今为止，看来这种可能性主要是理论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事实上，美中关系的改善有可能在实际上对美苏关系起有利的影响。
看来可能性更大的是，现在有可能实现的这种美中关系的逐步改善也许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对莫斯科施加压力，使其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修改其政策。例如，可以想象，俄国人会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在同美国的关系中变得更加迁就一些，而不是更不迁就了。也可能使俄国人对中国本身的威胁减少，而不是增加。
可是，从我们对待中国的新态度可能对日本和美日关系产生的影响来说，实际的危险却增加了。宣布尼克松和周会见而在事先没有同日本进行任何讨论或通知日本一事给日本人造成很大的震动。
如果我们听凭美日关系严重恶化，而却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上，其结果可能是危险的。日本是基石
由于明显的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原因，日本是而且应该是目前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和立场的基石。如果美日关系发生了朝着坏的方向的基本改变，在我们之间出现裂痕，我们就必须重新估计我们在亚洲的整个立场。
总之，尽管努力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但是这决不能以牺牲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来实现。如果美国被迫在它同日本或它同中国的关系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在亚洲目前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根据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选择日本。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在最近的将来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避免被迫作出这种抉择。
我们必须确保继续同日本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逐步努力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应该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事情来鼓励北京和东京改善它们之间的关系。
美外交官约斯特著文谈美地位衰落：《「自由世界」的领导》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十七日刊载查尔科·约斯特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自由世界”的领导》，摘要如下：
（本文作者四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一名外交官。）
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中一直自傲地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代人以后的今天，这种形象已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我们朋友的心目中受到了损害，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也受到了损害。
越南战争是典型事例之一。
几年来，看来我们一直在打仗，不是为了维护南越的自决，而主要是挽救一个美国总统不致成为“第一个打输这场战争的总统”。这并不是很鼓舞人心的，不管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来说都一样。
也许“自由世界”的领导的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要在显然不适用的地方使用这个词，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几乎是一种讽刺，一种口是心非的话。
当美国政府在一些同我们最密切的盟国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单方面采取行动，甚至完全违背它们的利盒和意见而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种犬儒主义更加严重了。由于对中国和对印度的政策的决定性改变，由于在财政和商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大改变，这种犬懦主义也更加严重了。
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用单独干，或者象派遣航空母舰到印度洋或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这种单独显示力量的做法而得以恢复的。
最后，我们的领导地位大部分是由于国内的国民意志衰退而受到了削弱。
本届政府在上台时提出的最鼓舞人心的目标是“使我们团结起来”。它似乎这样做了一年。
后来，由于出现了柬埔寨问题、卡斯韦尔事件、肯特州事件和一系列其他事情，方向迷失了，意见发生了分歧，美国人民再次处于漂忽无定的状态。
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宣称在国外领导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明天我们将向何处去，或者为什么要向那里去。一切都似乎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随机应变，其目的是把别人搞糊涂，但是大多数情况是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
如果美国真正要恢复它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最需要的是它的领导人要有明确的目标、团结一致和正直廉洁。必须使美国人民再次知道他们向何处去。需要争取他们去实现某些更激动人心的目标，而不是打败俄国人或出卖我们的盟友。
必须使他们感到我们的对外对内政策结合在一起，成为某种首尾一贯的、互不矛盾的整体。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上是对他们开诚布公的，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将永远不会把他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如果在这个大选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总统候选人将提出新年建议的话，人们希望他们把这类简单的保证列在他们的单子的最前面。
（本文作者四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一名外交官。）
美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中一直自傲地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一代人以后的今天，这种形象已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我们朋友的心目中受到了损害，在我们自己的心目中也受到了损害。
越南战争是典型事例之一。
几年来，看来我们一直在打仗，不是为了维护南越的自决，而主要是挽救一个美国总统不致成为“第一个打输这场战争的总统”。这并不是很鼓舞人心的，不管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来说都一样。
也许“自由世界”的领导的说法本来就是错误的，但是由于我们坚持要在显然不适用的地方使用这个词，这个说法现在看来几乎是一种讽刺，一种口是心非的话。
当美国政府在一些同我们最密切的盟国休戚相关的问题上单方面采取行动，甚至完全违背它们的利盒和意见而采取行动的时候，这种犬儒主义更加严重了。由于对中国和对印度的政策的决定性改变，由于在财政和商业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大改变，这种犬懦主义也更加严重了。
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能用单独干，或者象派遣航空母舰到印度洋或恢复对北越的轰炸这种单独显示力量的做法而得以恢复的。
最后，我们的领导地位大部分是由于国内的国民意志衰退而受到了削弱。
本届政府在上台时提出的最鼓舞人心的目标是“使我们团结起来”。它似乎这样做了一年。
后来，由于出现了柬埔寨问题、卡斯韦尔事件、肯特州事件和一系列其他事情，方向迷失了，意见发生了分歧，美国人民再次处于漂忽无定的状态。
不论是他们，还是我们宣称在国外领导的那些人，都不知道明天我们将向何处去，或者为什么要向那里去。一切都似乎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一种随机应变，其目的是把别人搞糊涂，但是大多数情况是把我们自己搞糊涂了。
如果美国真正要恢复它在“自由世界”的领导地位，最需要的是它的领导人要有明确的目标、团结一致和正直廉洁。必须使美国人民再次知道他们向何处去。需要争取他们去实现某些更激动人心的目标，而不是打败俄国人或出卖我们的盟友。
必须使他们感到我们的对外对内政策结合在一起，成为某种首尾一贯的、互不矛盾的整体。必须使他们相信，他们的总统在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事情上是对他们开诚布公的，他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将永远不会把他们带到错误的道路上去。
如果在这个大选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总统候选人将提出新年建议的话，人们希望他们把这类简单的保证列在他们的单子的最前面。
法外长舒曼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表示反对尼克松的“越南化”，重申法主张按戴高乐的方案解决印支问题；对日本提出的按十国经济集团形式筹组外交集团的主张表示保留
【法新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法国外长舒曼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法国反对使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如果这是意味着恢复空袭、增加伤亡和破坏的话。
舒曼在同日本进行的一年一度的双边会谈结束时追述说，法国总统蓬皮杜甚至已经对三个月前恢复有限的空袭一事表示遗憾。他说：
“如果这就是使这场战争越南化，那么我要坦率地说法国不喜欢这样的越南化。
“对法国来说，唯一有意义的越南化是使和平越南化。
“使和平越南化意味着没有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军事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治解决办法。”
舒曼接着说，越南问题的解决仍然要通过戴高乐将军在金边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预言性的方案来寻求。
“实现和平的唯一的途径在于达成一项承认越南人民有自决权的协议，为这个国家实现统一敞开大门。
“这项协议应当使得南越有可能本着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同北方实行和平共处，它应该允许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个和平和中立区。”
舒曼追述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十一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吉隆坡宣言寻求建立一个免受外界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地区能够在摆脱霸权的影响、然而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的情况下生活。”
【合众国际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外交部长舒曼今天说，他欢迎日本外务相福田提出的仿照十国经济集团的形式建立一个国际对外政策组织的建议。
但是他说，除非这样的组织把俄国和大陆中国包括进去，否则法国方面对此建议将要有一些保留。
他说，看来日本愿意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贸易方面的对话。他说，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一倍，贸易盈余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出超一亿美元下降为日本出超四亿五千万美元。
舒曼还说，他和福田还回顾了法国和日本在美国尼克松总统计划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之前分别同他举行的最高级会议。
他说：“我的感觉是，他（尼克松）向日本人所作的解释同向法国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即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将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日本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问题，舒曼说，他认为北京和东京之间的对话将在今年年底以前开始。
舒曼说，双方一致同意，日本和法国之间的下次例行会议将在”今年年底以前”在巴黎举行。
【法新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舒曼在同日本外相福田会谈了两天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日本和法国都认为，国际关系方面的抉择不应该是排他的。
舒曼说，日本显然认为法国是一个得到特惠待遇的伙伴，但是日本人仍然非常担心在欧洲共同体扩大后日本陷于孤立。他认为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可以交给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处理。
【法新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法国外长舒曼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法国反对使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化，如果这是意味着恢复空袭、增加伤亡和破坏的话。
舒曼在同日本进行的一年一度的双边会谈结束时追述说，法国总统蓬皮杜甚至已经对三个月前恢复有限的空袭一事表示遗憾。他说：
“如果这就是使这场战争越南化，那么我要坦率地说法国不喜欢这样的越南化。
“对法国来说，唯一有意义的越南化是使和平越南化。
“使和平越南化意味着没有解决印度支那冲突的军事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政治解决办法。”
舒曼接着说，越南问题的解决仍然要通过戴高乐将军在金边发表的演说中提出的预言性的方案来寻求。
“实现和平的唯一的途径在于达成一项承认越南人民有自决权的协议，为这个国家实现统一敞开大门。
“这项协议应当使得南越有可能本着日内瓦协议的精神同北方实行和平共处，它应该允许在印度支那设立一个和平和中立区。”
舒曼追述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新加坡十一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吉隆坡宣言寻求建立一个免受外界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
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这个地区能够在摆脱霸权的影响、然而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大国进行有成果的合作的情况下生活。”
【合众国际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外交部长舒曼今天说，他欢迎日本外务相福田提出的仿照十国经济集团的形式建立一个国际对外政策组织的建议。
但是他说，除非这样的组织把俄国和大陆中国包括进去，否则法国方面对此建议将要有一些保留。
他说，看来日本愿意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贸易方面的对话。他说，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一倍，贸易盈余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出超一亿美元下降为日本出超四亿五千万美元。
舒曼还说，他和福田还回顾了法国和日本在美国尼克松总统计划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之前分别同他举行的最高级会议。
他说：“我的感觉是，他（尼克松）向日本人所作的解释同向法国所作的解释完全一样，即他对北京的访问是关系正常化的过程的开始，这个过程将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日本要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尝试问题，舒曼说，他认为北京和东京之间的对话将在今年年底以前开始。
舒曼说，双方一致同意，日本和法国之间的下次例行会议将在”今年年底以前”在巴黎举行。
【法新社东京一月十八日电】舒曼在同日本外相福田会谈了两天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日本和法国都认为，国际关系方面的抉择不应该是排他的。
舒曼说，日本显然认为法国是一个得到特惠待遇的伙伴，但是日本人仍然非常担心在欧洲共同体扩大后日本陷于孤立。他认为日本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可以交给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