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 年 1 月 22 日 · 第 4 版

    【路透社巴黎２０日电】西德总理阿登纳今晚乘飞机到达这里，来同戴高乐将军会谈。
    阿登纳在机场上讲话时说，将在他访问期间签订的法德合作协定，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将结束四百年的战争与争吵。
    他说：“过去的紧张关系一定不会再有了。未来一定是两国人民之间共同努力的未来。”
    阿登纳颂扬戴高乐说：“戴高乐总统有某种极稀罕的东西——历史感。他洞悉过去，而且远瞻未来。
    “他认识到欧洲中部的这两国人民（法、德人民）之间的团结的重要性。这对两国人民来说，并不是始终很容易的。这意味着一种远远超过每一国的幸福的责任。”
    阿登纳谈到他的多次访问法国，他又说：“这一次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未来几天中，我们将签订一项协定”——法德之间协定。
    将在阿登纳回国后于星期三发表的法德协定，将涉及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
    据悉将不提或者将只顺便提到经济合作，以便避免在共同市场其他四国中引起这样的担心：担心法德接近可能削弱共同市场超国家行政委员会的权力。
    法国官员们认为，阿登纳将充分支持戴高乐在共同市场问题上对英国的态度，虽然德国议会和阿登纳内阁的大部分阁员都曾批评这种态度。
    法德协定将规定戴高乐和阿登纳每六个月会谈一次，以调配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外交部、国防部、青年部或教育部部长则每三个月会谈一次。
    协定也将规定，他们的参谋长每两个月会谈一次，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们每月会谈一次。
    在军事方面，两国政府的目的在于加强军官的交往。也将涉及直起直落飞机的共同研究和制造以及在武器生产方面合作的问题。
    【路透社波恩２０日电】西德总理阿登纳今天离开这里赴巴黎，去同戴高乐总统会谈。同他一起乘飞机前往的有：外交部长施罗德、国防部长哈塞尔、家庭事务部长布鲁诺·赫克。
    施罗德在机场上向记者们指出，代表团在巴黎时，将设法寻求关于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谈判的新的可能性的基础”。

    【路透社波恩２０日电】阿登纳今天说，他去巴黎对戴高乐的拜访，将使法国和西德之间的合作有更“广泛和永久的形式”。
    阿登纳在答法国电台和电视台记者问时说，他的访问将有助于“没有多大困难地”结束去年秋天所作的使两国间的合作有这种永久形式的准备工作。
    “欧洲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自由和安全取决于这一点：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理想是共通的，我们以相互的调整来克服现存的障碍，我们共同把我们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放在天秤上。”阿登纳说：法国和德国人民要求他们的政府建立“保证所有人的自由与和平的良好合作”。
    假如负责的政治家们在他们的谈判中记住这一点，那么，所有的困难便将“很容易地和迅速地克服”。
    他又说：“我知道，戴高乐总统是同意这一信念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确信我们将进行友好的、成功的会谈的原因，会谈的结果不仅对法国和西德、而且对我们所有的盟国都将有很大的好处。”
    阿登纳说，两国之间敌对的时刻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了。
    “法国和德国人民将来将站在一起，互相信任，共同工作，以争取和平和自由，争取他们之间的和平和欧洲与全世界的和平。”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９日以《１１月份零售价格上涨０．９％》为题刊载一篇报道说：１１月份零售价格的上涨情况比公用事业部门预料的要严重。事实上，２５０种商品的物价指数上涨０．９％，牌价从１０月的１４２，６达到了１４３，９（以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为１００）。由这一指数看出，从３月以来（８个月）上涨了２．９％。同１９６１年１１月比较上涨４．３％，而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和１９６１年１１月之间，却不超过３．８％。去年上涨的趋势特别明显。
    １１月物价上涨是由于食品和饮料涨了价，食品和饮料的个别指数上涨１．３％。手工业品只上涨０．３％，但是，由于冬季费关系，暖气和照明的指数上涨很多（３．９％）。
    用作确定最低保证工资的基础的１７９种商品的零售价格指数，１１月上涨０．７％，达到了１３３，０７，１０月则为１３２，１０。

    【美联社伦敦二十一日电】英国外交部星期一欢迎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接受就地视察的建议。外交部发言人评论说：
    「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这特别是因为它接受了就地视察的原则。
    「但是，正如肯尼迪总统在复信中所表明的，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

    【本刊讯】南《政治报》十九日报道，南斯拉夫官方发言人孔奇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评论肯尼迪的国情咨文时说：「所得到的印象是，咨文中涉及整个国际关系的状况和前景的部分表明是建设性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乐观的，而这反映了确信，在和平解决国际问题和加强世界和平方面作出新的和更为成功的普遍努力的条件正在成熟。」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２７日登载一篇题为《日本音乐界的怪现象》的文章，摘要如下：
    日本的音乐近十多年来出现了两股很相反的潮流，一股是和社会现实、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的社会音乐运动，一股是现代派，极端形式主义的音乐逆流。战后，随着日本那种畸形的“新文化”的发展，音乐也更进一步走向极端，这种东西，无以名之，只可以形容之为“比洋东西更要洋化”的东西。不过，一贯站在社会运动前头的音乐运动走得更快，近十多年来，它由仅仅一两处活动中心，扩展至今日名震世界的“日本歌声运动”。在这面前，那股牛鬼蛇神的逆流就微不足道了。
    不过，极端形式主义的“新”派东西，人民虽然不喜欢它，但政府是要提倡它的。去年４月，东京搞了个“东京世界音乐节”，由日本官方的议员、财阀、官僚等亲自出马，搞筹备，搞组织等，但日本音乐家在这一役却抵制了这一个“音乐节”，弄得好不尴尬。去年１１月，官方又搞了个“文化月”，“钦”定要搞搞“新文化”，自然，这种宣扬腐朽文化的场合，日本有良心有才能的音乐家是不肯随和的，于是这种场合便成为牛鬼蛇神的集中地。“新音乐”在文化月中出了很多的洋相，有些是比较“有趣”的。
    例如其中参加表演的，有一个叫做“一人表演”的音乐会，主办者是一个“机会”音乐学派的“音乐家”，此人在美国“浸淫”过一阵。和一群颓废派的音乐家开过一连串音乐会，回国后也专搞他的“机会”音乐。这次，他的音乐会是这样的：由一个表演者先将一种日本古琴试验新声，琴本是用手拨的，他却用一柄特制的“弓”在琴弦上拉奏发声。如此这般，搞了一阵；再由主办者演奏钢琴，这回，他奏的有个名堂叫“钢琴音乐第二首”，然而奏了不久，音乐还在行进中，另一个演奏者却从旁边溜出来，马上奏起他的“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形象”，于是台上出现两种不同的音乐来。隔了一些时候，弹钢琴的才退下去，由那位“形象”先生单独拉一番“形象”。接着，还未“形象”完毕，下一个又出来了。据说，这就是所谓“机会”派音乐的特点。
    洋相还不止此，还有一种叫“ＩＢＭ”的表演更离谱。据说这又是一种新派的某某音乐的一种，表演是这样的，有一群人在台上，一个表演者在弹他的钢琴，开始，一个人先放一把梯子在台上，然后爬上梯顶。接着从旁来了个孩子，划着了一枝火柴，丢到一个碗里，然后用锤子将碗一敲击破，撒在地上。另一个人则在此时在制造他的“椅子”的“音乐”，他先把椅子敲散，再合回它，然后用脚踢它，再用它在地板上摩擦，使它发出令人毛骨耸然的声音。然后梯顶那个人下来了，这时他把一卷录音机声带到处一条条横七竖八的张挂起来，整个台前就像个蜘蛛网，最后，更响起四声带的录音来，“嘈喧巴闭”……这又是个音乐节目。

    【本刊讯】墨西哥《新闻报》１９６２年８月２日报道：８月间在墨西哥艺术宫里举行了一次无钢琴家音乐会。评论家认为这是音乐历史上一个创举，可以与绘画中的达达派的诞生媲美。演出时，舞台上只有一架钢琴，既无钢琴家，也无琴凳。钢琴犹如七音盒一样自动地鸣奏出十五首乐曲，包括古典乐曲和摇摆舞曲。
    音乐会的主角和这些乐曲的作曲者是一位名叫康隆南加劳的音乐家。二十年前他从美国阿肯色州来到墨西哥，即开始从事音乐机械的研究工作。他以七音盒的原理为基础，发展为利用电动机来牵动放在钢琴上的打眼卷筒和健盘。演出时，他只在每一乐曲结束时出现在台上，换一下卷筒。出席的观众中除少数人退场，大多数观众表示热烈欢迎。这次音乐会是他的首次演出，据说，还要到英、美、法、意、阿根廷等地演出。

    【法新社阿尔及尔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２日电】据此间可靠方面消息，阿尔及利亚政府已决定将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全部剧院收归国有，并将委任一位高级官员在国民教育部的监督下对这些剧院进行领导。据悉穆斯塔法·卡旦卜将担任对这些国立剧院的领导任务。他本人是剧作家和演员，曾在突尼斯领导过一个官方的戏剧团体。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４日刊载题为《意大利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文章说：
    据初步统计，意大利１９６２年的国民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可能比１９６１年增加了５％到６％。这个增长率虽比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６１年的纪录（每年７％到８％之间）为低，但却同意大利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６０年之间的发展平均率差不多。这一结果之所以特别出色，还由于这是在去年夏季严重干旱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干旱使得农业收入几乎没有增加。因此，新的增长仍然是工业生产的功劳。在工业方面，人们看出，比１９６１年增长将近８％，而１９６０年和１９６１年之间则是增长了９．５％。工业发展率的这一下降，主要是机械生产和冶金生产下降之故，而这两项在１９６１年却是出色的。这两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罢工，以及外国订货的减少。
    物价平均上涨５％，这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结果，假如意大利未能大大增加它的输入，那末，物价上涨可能更加严重了。
    意大利１９６３年的经济，一开始并不是吉利的。不仅输出和生产停滞、物价和工资上涨的现象继续着，而且据悉意大利大部分私营工业在１９６２年都未制订新的投资计划：它们都是仅仅继续执行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年着手执行的计划。这种缺乏私人的新的主动，其根源是对政治局势缺乏信心，它有可能大大推迟意大利在未来若干年中的经济发展。

    【本刊讯】香港《真报》１月８日刊登了一篇电影导演佛罗伦斯谈新潮派电影在阿的产生的文章，摘要如下：
    “新潮”的运动在阿根廷产生，完全是由于心理和经济的处境形成的，这种情形就像１９２０年德国的情形，就像１９４５年意大利的情形，也就像１９５７年在法国的情形一样。在经济情况方面，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５年之间，阿根廷的片场缩为十间，一年拍七十至八十部影片，但我们有全拉丁美洲的市场，在战前，是全拉丁美洲的最大电影实业，战后，已经被墨西哥夺去这一项光荣了。“新潮”的诞生是两方面的，试看１９２０年的德国，由于贫乏，才促成“新潮”，意大利也是由于战争后的影响，法国是个艺术传统的国家，所以凡是新的东西都会立刻在这国家生根长大，阿根廷由于没有贫乏，没有战争，没有艺术长远的传统，所以“新潮”来得特别迟，因为这潮流往往是被逼诞生的。
    但阿根廷也有电影上的问题，第一是庇隆执政时，产生了不少外在和内在的问题，内在的问题包括了“电检”，比如说，电影上有时会描写阿根廷的穷困和不幸方面，这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但那时教会势力大，“电检”又是在教会一边的，因此，拍电影的便要来一套神仙境界，富贵快乐，这些往往破坏了影片的内容。而且，拉丁美洲反对庇隆，由于他执政，人们不喜欢他，连带不喜欢阿根廷，没有了电影推出的市场，到１９５２年，情形更糟，十间片场有五间关了门，拉丁美洲的角落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作品。“新潮”电影完全不是大制片家作品，而是一些独立的制片人的工作，可能一个制片，一名导演，一名编剧，一些技师，一年拍一部的，分账式分钱，也不是长期的工作，许多阿根廷的“新潮”电影目前还没有放映，有的虽然放映，但是卖座情形不好，经济情形不好，经济情况恶劣，以致一些曾经制作过第一流电影的制片或导演无法再工作下去，或许二三年之后，这一潮流便会失败而且如果我们不能把电影推销出去，这潮流随时会沉没。
    我们不知道目前的政治环境对电影有没有影响，我们很难了解我们目前的处境，可能是左可能是右，又可能跑回法西斯主义去。关于“新潮派”电影的
    最近发展
    目前，这个潮流有点流向巴西的倾向。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并不理想，因为经济情况不允许，又没有实业支持。差不多许多国家的人民看的电影不是本国的，看来这好像不支持自己的市场的，但是，各人要看的是看好电影，不理什么国家，只要好电影，这却是对的。最近，“新潮”大概会在西德出现，那里的电影也是以技巧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