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 1 月 25 日 · 第 4 版

    【本刊讯】最近访问过中国的希腊记者帕那约托普路斯以《中国人民》为题在希腊《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
    作者在文章中描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同以前生活的对比，谈到古代文明及其充满贫困、奴役和饥饿然而叉充满着为争取解放而斗争的历史。他谈到中国人民为了过幸福的生活所作的巨大努力，谈到人民公社的成就，工业和文化的发展，谈到今日中国妇女的地位以及中国人民的勤劳。
    作者说：“中国人民说：我们不是一个半发达的国家，而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因此，要做的事情多得很。我们需要坚韧与和平。五年后再来吧，那时候你将发现我们的情况好得多了。”作者又说，我相信这些话。他接着说，中国人民是非常敏感的人民，他们不愿意落在其它国家后面。他们设法什么都做，而且比其它国家的人民做得好。你可以从展览馆里看出这一点，那里全是中国制造的展览品。国家工业化是主要目标。
    在谈到工作速度时，这位希腊记者写道：“中国人民必须走完的路程很长，如果他们走得慢，就将错失时机。目前国家与国家之间敌对状态不允许他们耽误时间。跃进是必要的，中国人力图跃进。这便是你遇到这么多生活中鲜明对比的原因。一方面是人力车，另一方面是超声波设备。中国人知道，这是速度问题，谁袖手不动谁就注定要迅速灭亡。不停的劳动是中国的目标。每个人都工作，只有最老的人才休息。”
    帕那约托普路斯在谈到妇女的地位时写道：过去，妇女的命运是被奴役和被轻视。但是现在事物变了。作者最后说，中国人民都在努力争取共同的幸福。

    【中央社马德里讯】西班牙报业出版社，于十月间发行一本新书，名为《毛泽东——赤色的成吉斯汗》。该书作者为西班牙一位很有名的青年记者路易斯·昂松。
    该书作者曾就共党“和平共存”的不可能性，详予分析，并引用教宗庇护十二世１９５４年的圣诞文告：“和平共存非真正的和平，乃是一种冷酷的、恐怖的平静”作者并申言：“和平的获得，在于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重人类的尊严及自由！”又说：“错误地接受‘和平共存’，就相当于准备战争”。

    【新华社伦敦讯】英共《世界新闻》在１月１４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同自然界作斗争》，摘要如下：
    数千年来，居住着亿万勤劳的人民的幅员辽阔的中国，所遭到的自然灾害一直格外严重。谁也不会知道，以往死于这些灾难的人有多少，在暴君和入侵者的统治之下，人民对这些灾难束手无策。水灾和旱灾每年发生，给中国的农村留下了饥饿、瘟疫和失望，给城市留下了荒灾。
    人类尚未到达可以控制自然界的一切力量的阶段，而且即使在推翻了暴君、入侵者和剥削者的统治以后，中国仍然不得不同那些能够在广大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的自然界力量作斗争。打击上加打击
    例如在１９５９年，约有六亿亩耕种面积为水灾和旱灾所毁。在中国人民还没有从这一严重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之前，又发生了１９６０年的更其严重的灾害。
    全国受到这种或那种灾害——主要是农业的世仇水灾和旱灾——的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的一半以上。
    这样，中国在农业方面便遭到了挫折，它的一些工业随着其依靠农业的程度也受了影响。
    如果在以前、在中国人民尚未从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时发生了如此大规模的灾害，那就不仅会使千百万人死亡和得病，而且会使更多人彻底毁灭。在那时，是不会有什么组织起来的行动来抗灾，而且也得不到抗灾所需的资源。今天，情形不同了。尽管灾害很大，既没有失望，也没有任何失望的理由。反击
    全国共产党正忙于动员人民抗灾、弥补损失并尽量补救——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物所遭到的重大损失。他们一直在作准备，现在正在应付冬季，深信他们能够依靠集体努力来渡过困难，能够更好地应付１９６１年可能遇到的天灾。这些挫折使他们前进的速度放慢了。但是并没有阻止他们前进。通过农业和工业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将能摆脱天灾所造成的大部分痛苦，中国正以那种使它得以摆脱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枷锁的信心和决心面对着未来。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瑞士《洛桑日报》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６，２７日合刊刊载文章，介绍法《费加罗报》记者提博尔·曼德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中国及其影子》。
    《洛桑日报》写道，“中国使人害怕。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但是，按照万有引力的规律，中国却又正在吸引着群众。从这种矛盾便产生了两种态度：决心否定中国，将它置于我们的考虑之外；或者贫困的人民希望以它为榜样。曼德在本星期索伊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中国及其影子》，试图采取第三种态度：明智的态度。当人们读完这本书，就会深信中国存在着，它有缺点和优点，它不是什么妖魔鬼怪，也不是一个可以模仿的榜样；是朋友也罢，敌人也罢，反正它是以自己的真实面目存在着的。”
    下面是该报发表的这本书中的一节，谈到我国在新独立国家中的巨大影响。摘要如下：成功的秘诀
    一位年青的巴西教员有一个发现：他的国家的问题同中国的完全相似。他说：“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巴西在一代的时期内也可以成为一个大的强国。”来自几内亚的一位黑人工会工作者对中国迅速地培养出一大批技术人员的能力似乎格外感动；他无论如何要知道中国学生是怎样既在学校学习又在车间学习的。一位年青的印度经济学家完全被中国动员劳动力一事迷住了。他一个劲地说：“你想想看，中国没有失业现象，如果我国所有的闲人都能工作……”
    我向他反驳说，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也许由于气候关系，印度人不如中国人那样能做强体力劳动，他作了一个无奈何的手势拒绝我的意见说：“也可能，不过，如果中国能作到从１０前进为３０，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应当从１０进到２０。可是实际上，即使我们超过１５，也是不容易的……”
    这更增强了我的这种看法：在目前的情况下，应当把中国的经验（就其影响来说）看成更加革命，对贫困国家的前途更加有关系。我认为，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证明这种印象。
    中国革命有其农民基础，而在所有不发达国家，大多数的人是农民。在中国，政府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并不是一小撮城市特权者内部移转权力，而是从这一小撮人转移给占据大多数的农民。
    第二，在任何不发达国家，任何政府——民主或极权——都还没有找到把统治农村的失业或半失业造成的力量用于建设目的的方法。由于成立了公社，不仅消灭了失业，而且连从事副业的人也变成了生产性劳动。尽管还需要几年才能作总结，但是，公社制度在中国似乎是有益的。按照本地条件，这些经验变一变就可以用于其它人口多、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达到同一的目标。
    最后——这是前两种变革的结果——中国的经验之所以是革命的，还由于它在发展现代化大工业的同时，也发展非集中化的小工业。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中，人们要末建立大工业，要末兴办小土工业。中国的经验使得毋需靠接受不得的投资，就可以在农村中实现相当现代化的创造过程：农村小型工业不仅是有利于整个工业发展，其结果也改变了有着几世纪传统的因循保守的农民的精神和习惯。
    （文内小标题是原有的）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１月５日在第三版刊登一则广告，介绍日本时事通讯社出版发行的、波多野乾一编辑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汇编》（日文原名为《资料集成——中国共产党史》）。
    据广告介绍，这套《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汇编》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波多野乾—根据１９２０到１９３７年的资料编辑而成的，共七册，约六千页，预计今年６月１５日即可全部发行。
    广告还介绍了日本各界人士对这套《中国共产党党史资资汇编》的评语。
    曾任日本驻土耳其大使的上村伸一说：“编者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并且曾经以特派记者的身份长期住过中国，后来又在外务省从事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套书不单是在桌上进行研究的成果，而且它的特点在于编者用脚和耳朵搜集了资料这一点。”
    东京大学教授植田捷雄说：“这套书几乎搜罗了纲领、党章、宣言、决议、通电和同共产国际有关的文件等所有文件的全文。”
    《每日新闻》编辑局次长橘善守说：“名叫《中国共产党史》的书籍出版了很多，但是，其中大多数只不过是把共产党中国官方出版的党史翻译过来或者根据不可靠的资料写成的。”

    【新华社日内瓦讯】瑞士《洛桑日报》１３日载文承认我国人民政权巩固，但诬蔑我遭受“严重经济危机”。
    文章说，“这也是真的：去年年底时，这个六亿八千万人口的国家人民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之一，北京电台曾说，这是“中国百年来遭到的最坏的一系列自然灾害”。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特别是使千百万城市工人、公务员雇员、知识分子到受灾的农村去。这意味着最初只影响到农民的危机，接着又影响到工业方面。
    “然而共产党肯定说，１９６０年建设计划规定的基本数字，在主要产品方面，都已达到指标。关于钢，去年的产量达到１８５０万吨，即是说稍微超过了计划规定的指标。因此，了解中国人传奇式的毅力、这国人民令人难于置信的劳动能力和顽强性的观察家们都认为：以为象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可能动摇——那怕是动摇一点点——政权的巩固，都是肤浅的看法。”

    【美新处香港１５日电】共产党中国的缺粮现象反映在北平报纸和广播中。
    本周最新的标志是北平在农民中间发动的一个空前未有的、全国规模的鼓励在冬季进行狩猎野兽的活动。
    官方的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要求农村干部在群众中“积极地推动”狩猎飞禽野兽的活动。它提出的理由是：“充份地利用自然资源、增加收入、消灭害兽和保护农业生产。”
    北平号召群众进行狩猎还是绝无仅有的事。

    【本刊讯】巴黎《国际论坛》周刊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在《现实与历史》栏刊载卡泽纳弗写的一篇文章，介绍法《回声报》社长埃米尔·塞文—希来伯所著的《二十五年来的红色中国》一书。摘要如下：
    当要了解一种象中国革命这样重大的现象时，随便那位观察家的看法都有道理。而著该书的这位观察家看过１９３５年，再看１９６０年。二十五年了，恰恰就在这期间发生了革命。
    我不按他二十篇文章的顺序来介绍，只指出其中一些摘要。首先是中国的庞大：“目前，世界上每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中国人。二十年后，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说：“中国是一张白纸。中国是一个大而穷、并且落后的国家。我们必须化几十年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
    无论如何，由于这个苏醒的巨人，我们面对着明天世界上一支巨大的力量。福摩萨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势必解决——，接纳人民中国加入联合国也得到解决——势必解决——，那时，我们将面对一个具有世界美好文明、它并不和我们一样看待世界的、自身极其强大的民族。
    中国认为，北京是地图的中心。法国在极西部，美国在极东部。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但是１９８０年将成为十亿人口的、目前的６、７亿人的观点，是值得予以考虑的。

    【新华社伦敦讯】英国《每日电讯报》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刊载了德斯蒙德·唐纳利介绍修赞·拉宾著的《蚁蠓》一书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
    西方花了十多年来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最初，对毛泽东政府的评价是有怀疑的，并且怀疑这个政府是否完全控制得住中国大陆。
    同时，也有许多的空想作者曾设想蒋介石会获得胜利重新掌权，但是，最后所有这一切都破灭了，人们正在开始认识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天安门的门楼上宣布这个新政府的成立具有同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同样的重要意义。尽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中国发表的确实的材料仍然很缺乏。
    拉宾采用了一种不寻常的办法，他到香港去并且从最近逃出中国大陆的难民那里得到原始材料。结果写出了一本生动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