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 1 月 11 日 · 第 4 版

    【本刊讯】巴黎《世界报》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９日刊载驻华盛顿特派记者写的通讯，标题是：《美国科学家们提出的警告：我们不要缩小中国科学的进步》，摘要如下：
    最优秀的美国政策观察家们认为，肯尼迪新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确定同共产党中国的新关系。在这种前景下，美国科学促进会第１２７次大会，引起了异乎寻常的注意。好几位科学家的发言，都强调说明毛泽东政府过去几年中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大力进行的地质研究工作，使得人们已可以作这样的论断：假如中国的极其丰富的地下资源合理地开发了，共产党中国便可能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第三号世界大国。

    【新华社尼科西亚讯】塞浦路斯民主青年统一组织的中央文化局最近用希腊文编辑了一本关于人民中国的小册子（３２页），并在塞浦路斯的各界人物和各种组织中发行。这本小册子是由今年３、４月间访问中国的塞浦路斯青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拉基写的。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旧中国和新中国》并带有插图。
    作者用头十四页的篇幅叙述了关于旧中国的情况，农民和工人的苦难遭遇和穷困，帝王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以及同封建势力狼狈为奸来剥削人民群众和这个国家的财富的帝国主义者的统治。
    他进一步谈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争取民族和社会的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面目。这本小册子的第二部分谈到了解放后十一年来，中国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作者还谈到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土地改革和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
    【本刊讯】桑给巴尔《人民之声报》９月５日以《真正的帝国主义机构》为题发表谈访问中苏观感的文章。摘要如下：
    桑给巴尔由２２人组成的民族主义党代表团在中国和苏俄莫斯科访问了一个半月之后于１９６０年９月２日回到了桑给巴尔。他们在访问期间有机会参观了轻工业工厂、重工业工厂、造船厂、农场、人民公社、大专学校和中学、幼儿园、敬老院和给全国一千万穆斯林学习的伊斯兰教经学院，并且有机会同中国的穆斯林一起做祷告。这些中国穆斯林很愉快。
    这些显然揭穿了帝国主义宣传机器所散布的谎言。它们一直在说，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所有宗教全被毁灭了。

    【本刊讯】瑞士劳动党《工人之声报》１２月２３日在第一版刊载三幅图片，报道我国人民公社中儿童的幸福生活。图片旁边以《人民中国的某幼儿园同其他幼儿园一样》为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沃州的一家报纸最近用了整整一版来报道在施维次州的阿尔卑斯山中建立的一个西藏人“隐居所”这当然又是大谈什么“绝灭种族”、“遭到灭亡威胁的文明”的机会，并刊登了佩斯塔洛齐村接待的西藏儿童的照片给我们看。这是要使人相信中国儿童都受到最不幸的威胁啊！我现在仅仅刊登卢鹤鸣（译音）对中国东部曹区（译音）的东园人民公社幼儿园的图片报道。在这个幼儿园里，１５０名四到七岁的儿童受到很好的教育和阿姨们的照顾。

    【新华社开罗２６日电】“鲁兹·优素福”周刊报道：获悉，肯尼迪目前在研究一个关于要求联合国承认台湾和人民中国为“两个中国”的建议。

    【新华社突尼斯７日电】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在突尼斯《非洲行动》周刊发表的答记者问中说，他相信即将上台的美国肯尼迪政府将更不受约束地对待法国的政策。
    布尔吉巴说，突尼斯将仍然忠实于它的不结盟政策。布尔吉巴说，他认为必须接纳人民中国到联合国，这将有利于世界和平。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刊登日本“前进座”剧团演员高濑精一郎撰写的在北京学习京戏的文章。“前进座”剧团在东京一连演出十八天的“水浒传”，博得观众的热烈称赞。演出前，该剧团曾派遣艺术家四人，到中国学习，本文作者就是其中之一。文章摘要如下：
    我们“前进座”剧团学习“水浒传”的四同伴，于１０月１３日抵达北京，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和中国京剧院的帮助和指导下，直到１０月底，每日都过着紧张的学习生活。
    这次“前进座”剧团为纪念创立三十周年而举行公演的压轴戏，是“水浒传”中关于林冲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戏中叫“野猪林”，１９５６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时，著名演员李少春和袁世海在这个戏中的演出，曾博得日本公众的很大好评。
    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关怀下，我们在崇文门雅静的新侨饭店甫卸行装，第二天即到梅兰芳先生领导的中国京剧院去，聆听有关“水浒传”的历史和戏剧的讲述，接着便进行实际练习。
    我们学习了剧中主角林冲的舞剑、鲁智深的舞棒和对刀等激烈武打技术，以及每个角色的基本台步、身段等等。中国京剧院副院长马少波说，为了使日本演出的“水浒传”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学习重点除了对白和歌唱外，还应掌握剧情的各个关键。作为一名演员，我和岚芳夫两人，只好从剧中主角——勇敢的林冲，粗野的鲁智深，以至每一个女性的角色，也一一加以学习。因此，有时扮演林冲，有时又扮演虐待林冲的下属。
    在中国，他们常说要“手到眼到”。眼是非常重要的，是每个角色的性格和感情的集中表现。在武打的时候，眼睛要随着手和棒的运动而转移，死盯着迅速多变的对手，以取得密切的配合。注意力既不能分散，要经常弄清目标，而角色的表情又十分重要，可是日本艺人却没有这种习惯。京剧院各位著名演员，更捉手捉脚的亲切指导，一一加以讲解和教导，到回国的时候，我们头上长出的瘤才逐渐消灭。这使我们从身上的瘤感觉到：“这比任何基本演习更为重要”。
    此外，京剧院还为我们“前进座”剧团的四人学习班，在人民剧场作了两次从舞台装置到全体演员登场的示范表演。当我们表示希望摄制一套八厘米的影片作为资料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竟全部让我们包用了一个下午，替我们摄制了一套纪录片。
    为了向人求教，三国演义里有“三顾草庐”的故事。可是我们这次在中国学习，却处处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还收集了很多资料。中国戏剧家协会更以大批衣裳和道具寄赠。
    在这次短期学习中，虽然困难不少，但是却感到：如果我们的演出有所成就，都是中国京剧院的先生们那种毫无虚伪的言谈和恳切指导的结果；中国和日本的传统艺术有着兄弟般的关系，我这次更得到亲身的体验。
    我永祝中日两国友好，在文化艺术上交流不息。

    【法新社台北８日电】台北的一位高级国民党人士今天承认，国民党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今年有危险。
    这位人士说，许多新独立国家的出现，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出现造成了一种力量不平衡的状况，使得西方集团对这个国际组织失去了控制地位。
    这位人士说，政府反对“两个中国”的建议的立场仍然不变。
    他指出，如果被谴责为“侵略者”的共产党中国竟被承认，按说应该是主持国际正义的机构的联合国就失去了自己所有的价值。
    这位人士举出南朝鲜和南越为例，他强调有许多国家还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他继续说，这里的政府决心保持它在联合国内的席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这要由其它国家做决定。
    他强调，“我们”在希望发生最好的情况的同时，也“作好最坏的准备”，而失去联合国的席位并不是什么生死存亡的问题。
    【美联社加拿大卡尔加利７日电】联合国的一位加拿大代表说，他相信肯尼迪政府不久将希望“使赤色中国讨论”联合国席位问题。
    保守派议员史密斯又说，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使美国和其他代表确信他们不会进攻福摩萨，那么共产党中国不久便会被接纳进去。
    史密斯说，他曾经问参议员摩尔斯（美国参加联大代表），肯尼迪作为总统可能对共产党中国席位问题如何处理。
    史密斯然后引用摩尔斯的话说，不久将会进行一些尝试，以便面对面地讨论共产党中国的意图。

    【中央社纽约讯】自当选总统肯尼迪任命腊斯克为他的国务卿以来，差不多已过去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时期，有过一些关于腊斯克的任命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评论。但是，几乎没有人猜测新政府之下的美国对华政策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这可能是因为腊斯克自从离开国务院以后没有写这书也很少写关于外交政策的文章。在这方面他拥有一个胜过杜勒斯的优越之处。杜勒斯在他成为国务卿之前出版了他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一书，而且还在许多杂志上写过文章。在他担任国务卿的整个时期由于这本书和文章遭到不少麻烦，特别是谈到承认共产党中国和它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的《战争与和平》一书所引起的麻烦。
    下面是从这里所看到的关于腊斯克和中国的评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的历史表明了他具有一种豁达和开明的观点，但是不倾向于鼓励举行最高级会议或者任何讨好中国的行动。”
    《纽约每日新闻》说：“国务院中职业的外交官们普遍地欢迎任命腊斯克。反对腊斯克的人大部分是那些中国通，他们耽心国务院的新阵容将最终导向对共产兑中国的某种类型的承认和甩掉蒋介石。”
    《纽约时报》——“他是杜鲁门任期内卷入中国政策但是声名并没有在其后对这个问题展开的政争中受到损害的少数官员之一。”
    《纽约邮报》——“腊斯克设法避免（来自院外援华集团）的大部分这样的攻击。他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把北京政权说成是‘一个俄国人的殖民政府——一个大规模的斯拉夫满洲国’的演说、他与杜勒斯一道巧妙处理对日和约谈判的作法，可能部分地说明他未遭到攻击的原因。”
    专栏作家乔治·索可尔斯基——“中国问题将起而折磨一位新的国务卿。”
    表面上，这些评论是一些相当互无关联的观察。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可能找到腊斯克最近的政策观点的较为重要的线索。该报告是在１９５９年１２月７日发表的。这个报告是以腊斯克为首的１５人小组一致通过的。
    像《泰晤士报》所追述的那样，这个报告“断然阻止了给予北平政权以外交承认和使它成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建议。”《纽约邮报》认为，“这个报告要求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态度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霍华德系统的报纸根据这个报告认为，腊斯克将赞成取消这个国家关于访问红色中国的限制。
    对报告的这些不同的解释也许是有根据的，也许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更仔细地读一读这个报告就会发现洛克菲勒外交政策小组受到情况的转变的妨碍。它说：
    “从短时期来说，对大陆中国的另外一些政策没有成立的可能性。在外交上承认大陆中国和接纳它进入联合国的价值可以引起各种争辩。不管怎样，这些多少带有技术性的问题没有接触到问题的中心。”
    而问题的中心是什么呢？这个小组指出，问题的中心“是共产党中国领袖疯狂地致力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和方法、他们显然决心要同美国为敌和他们在朝鲜、西藏、印度和其他地方表现的侵略倾向。不管中国在不在联合国之内，这些事实仍然存在。”
    的确，这个小组主张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它说：“利己的、开明的政策在这个时期向美国提出要求是，正确地认识共产党中国的现状以及它今后的发展方向。”报告强调，“需要完全知道中国目前的情况，这种需要占有这样头等重要的地位以致可以不顾次要的利益或考虑保证美国人能够就地对中国的情况进行充分报道”。
    但是国家之间的联系需要有来有往。尽管华盛顿提出了公开和隐蔽的建议，但是北平坚持它的“关门”政策，因此这是一条死胡同。
    报告提到不可能马上进行双方的“文化交流”。因为它注意到这样一个丑恶的现实：共产党中国“把美国看作是它的头号敌人，是妨碍它控制亚洲大陆的唯一重要障碍。中国的超越一切的政治和战略目的无疑是破坏美国的影响，离间美国同它在亚洲的朋友和支持者并迫使美国撤出它的防御部队。”
    当然，归根结底，外交政策是由总统决定的。在理论上讲，腊斯克作为国务卿，将是总统的主要顾问。实际上，也许不一定这样。
    无论如何，据华盛顿专栏作家怀特说，选择腊斯克的“真正动机”是肯尼迪希望“在设法改造世界之前”筑一道“对付国会——断送许多精采的外交政策计划的墓地——的藩篱”。